早些日子，一位朋友告诉笔者准备在9月18日置办结婚的酒席，请笔者参加。他说，“9”，意味着长久。“18”，是“要发”的谐音，选择这一天，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位朋友在IT界工作，是个小有名气的小老板。笔者对他说，把你的思维从电脑里拉回到现实吧——“九·一八”，是日本发动战争侵占我国东北的日子，是我们的国耻日。不知者不过，但是，笔者告诉了你，你还准备在这一天结婚吗？

在兴奋中的朋友犹豫了片刻，但他并没有听从笔者的劝告。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再说，没有人确定这一天就是国耻日啊？中国在近代史上遭遇的耻辱还少吗，如果每一天都当作国耻日而不能有喜庆的活动，那我们还活不活？”朋友对笔者说。

笔者没有反驳他的话，但笔者明确告诉他自己将不会出席他的喜宴。朋友有些生气地挂了电话，留给笔者长久的无言和思考。笔者为什么这么固执？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日子耿耿于怀？

又是一年“九·一八”——记得多年前在读大学时，笔者曾为校报写过这么一篇记念“九·一八”的文字，具体内容早已忘了，但是别的同学的惊诧却依然在耳：“九·一八”？“九·一八”怎么了？

那时候，大学校园里流行的是把日语作为第二外语，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巨子是年轻学子们心目中的传奇英雄。那时候，几乎每个时髦学子的衣袋里，都有几件日本的名牌。跨着山地车，听着索尼随身听，是当时标准的“酷”形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曾经疯狂蹂躏我们民族的日本鬼子的原谅和遗忘。当年天皇访问我国的时候，各地的大学生们纷纷请愿，组织各种活动，敦促日本认罪和道歉。但是，人们再次失望了。只是这种失望，人们经历得太多，所以很快也就遗忘了。

笔者检索了中央主要报纸过去10年在“九·一八”这一天的报道，提及“九·一八”事变的寥寥无几，记念的文章就更少了。只有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的时候，沈阳举行了一些活动，北京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有关宣传部门组织了几则报道。

但是，这些座谈会和报道有着太多的克制。有些空洞和枯燥的几篇形式感大于内容的文章，让曾经受到欺凌的人们读了不会产生共鸣；让那些曾经欺凌过我们的人们读了，不会产生愧疚和震动；让那些第三国的人们读了，不会产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应有的尊敬。

一位足以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永久美好印象的领导人曾经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子说，在国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不要寄期望于我们对什么事都做强硬的表态。因为你没有实力，所以强硬的表态除了妨碍我们广交朋友之外，只能是虚张声势而已。

笔者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笔者也经常用他的话来修正自己对待很多事情的看法。但是，这位注定将成为伟人的领导人也一定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必要对别人虚张声势，我们也应该引导自己的人民反思历史，牢记历史，并以史为鉴。

牢记历史，不应只是记住四大发明之类的光荣，而更重要的是记住我们曾经受到的欺凌和屈辱。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造就了民族的精神，也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气节。没有精神和气节的民族，是腰杆子直不起来的民族。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民族，我们养着一大批研究历史的学者和机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过分关注自己过去辉煌的民族，也是一个过分遗忘自己过去屈辱的民族。

在我们众多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们中间，多少人还能准确地知道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多钟，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是如何自己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占领了我东北三省？

对于很多同胞来说，“九·一八”只是学校里考试的一个题目。我们学习历史，只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试考完了，历史课本一扔，“九·一八”从此在头脑里消失了。老师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天是国耻日。社会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天我们应该怎样记念。

实际上，“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名词的本身，也体现了我们民族过分冷静的头脑。历史学者们选择了非常中性的“事变”这一词汇，掩盖了这一事件的战争、侵略、耻辱和悲哀的本质。在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曾经提议把“九·一八”事变修改为“九·一八”“战争”，但是此建议再没有下文。

笔者觉得，战争尚且不足以表达事件对中国人心理受到侵犯的影响。这一事件应该更名为“九·一八”“国耻”。

笔者的外公在描述他读大学时看到学生们表演“九·一八”题材的话剧时，在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那种痛彻心肺的悲愤。那时候，观看演出的老百姓经常会在演出后追打扮演日本鬼子的演员。30、40年代的中国人，“九·一八”是他们心口久久难以愈合的伤疤啊。

中国的耻辱，不仅仅在于国土的沦陷，更在于军队的“不抵抗”。驻军在当时最高统帅的密令下，拱手让出了沈阳城，一再退守，并很快使东三省沦丧在敌人的铁骑之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会在外来侵犯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似乎只有中国在“九·一八”之后出现了例外。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很少正式地、全民地承认“九·一八”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总是过分地渲染敌人的凶残，用对敌人的声讨掩盖了对自己的反思。我们是一个缺乏耻辱意识的民族。

古人说，知耻近乎勇。缺乏耻辱意识是危险的，无论是对接受耻辱的一方，还是对给予耻辱的一方。

日本也是一个缺乏耻辱意识的民族，或者说，更进一步，如果不是全民如此，日本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没有耻辱之心的民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民族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如此危险的原因。

在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里，关于“九·一八”是这么描述的：“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政府的方针无关，是日本陆军的派遣部队关东军发动的战争。对政府软弱抱有不满的国民热烈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向陆军捐献了220万日元的援助。　

在这里，历史成为谎言的垃圾堆。

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日本为了亚洲，为了把东南亚诸国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最后惨遭原子弹袭击的这样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是最大的“受害者”。至于日本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究竟干了什么，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究竟杀害了多少人，犯下了多少罪行，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多少损失，他们根本不知道。

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地下，掩埋着30万具无辜的尸骨，日军在这场大屠杀中所表现出的残暴和灭绝人性，甚至远远超过纳粹法西斯。然而，至今为止，尚无一个日本政府官员来那里拜祭过那些冤死的亡灵。相反，每年一到8月15日，他们都要争先恐后去靖国神社，参拜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内的那些亡灵。

这些战犯在公众的心目中形象并未变臭。他们虽遭审判监禁，依然是日本的“民族英雄”。他们的遗族还可以领取一批为数可观的吊慰金和遗族年金，其理由是，这些战犯是为效忠“大日本帝国”而死的，是理所当然的“民族英雄”。

没有耻辱心的民族，是很难悔罪的。那么，什么是有耻辱意识的民族呢？让我们来看看德国人的表现。

1995年，波兰南部奥斯威辛城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凛冽的寒风中，德国总理科尔面对奥斯威辛集中营无数冤死的亡灵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最后跪下了他那高一米九三的身子。

同样的场面，也曾出现在25年前此地举行的悼念仪式上，前任总理勃兰特同科尔一样，没有用语言，也是以下跪方式来拜祭犹太亡灵，表达忏悔之情。心理学家常认为，比起口头或者书面话语，身体语言往往是一种更丰富、更内在更真实的语言。

知耻近乎勇。正视过去的战争，承认战争的责任，反省自己的罪行，是需要一点勇气的。1985年5月8日，在纳粹投降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当时的西德总统在谈到战后的一代对这场战争的责任时这样说到：“我们不必粉饰和歪曲，我们需要正视现实的勇气。我们的先辈给年轻一代留下了痛苦的遗产。全体国民不论有罪无罪，不论男女老少，都有义务承担过去的责任。”

1996年，在国民追悼日上，一位名叫泊德尼的作家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陈辞：“我们应该怎样追悼那些阵亡者们？我们能这样说，他们是站在祖国的土地上，对入侵的野蛮种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不能。先前那场战争中的野蛮种族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然后，他又向全体听众倡议：“首先，我们应衷心哀悼并缅怀那数以百万被虐杀、被活埋、被集体活活烧死的人们，那些本来应该活着而且有权利活着的人们。”

作为战争元凶和战败国，日本和德国怎样看待那场战争，它们怎样认识和反省自己的“耻辱”，关系到它们自身的国际形象，也关系到它们的前途和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和日本代表了两种人类。他们也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类未来。

对于中国人来说，如何看待和牢记自己的“耻辱”，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在这样一个还没有被正式定为国耻日的日子，在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国耻日的年代，我们强烈呼唤民族的耻辱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