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台湾男人将娶不到老婆？由于近来人口统计数字出现不正常的男多于女的差距，未来男人一妻难求，已经成为许多人担心的问题；还有人开玩笑表示，家有女儿者将因此「身价高涨」。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衡，值得忧虑的只是「亚当将找不到夏娃」吗？

美国《新闻周刊》写了一篇有关亚洲女性的报导，文中指出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重男轻女观念仍然浓厚，尤其是在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地区，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观念根深柢固，因此社会上溺女婴、以医疗仪器鉴定胎儿性别，再将女婴堕胎的事不断发生，进而造成男、女婴比例出现非自然因素的差距。

在自然情况下，新生儿男、女的比例通常维持一百零五比一百左右，由于男婴夭折率略高于女婴，成年后男、女比例相当接近。根据台湾省家庭计画研究所的统计，台湾在战后三十年也一直维持此一自然数据，但在一九八七年，数字出现变化，一九九○年男女比达到一百一十比一百，男婴已多出正常的百分之五。

环顾快速工商业化的台湾，今人重男轻女的现象比过去已经淡化许多。在社会学者的研究中，社会上越来越多只有女儿、与由女儿负担家计的家庭；但为何今天反而出现男女比失衡的情形？真如《新闻周刊》所说，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想法仍深入人心？

生男一百，生女五十

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一般被认为是重男轻女的主要缘由。在联合国统计数字中，高度工业化的欧美，在没有战争等外力干扰下，男、女婴比例普遍维持自然平衡。

台湾虽然已逐渐步入工商业社会，产业继承、劳动力需求的实际考量减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赖泽涵认为，在中国家庭姓氏延续香火与祖宗祭祀的观念下，人们希望受到下一辈尊敬、祭祀的心理，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失，因此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台湾虽已少有人提「弄璋弄瓦」的分别，但确实还有媳妇生男奖赏一百万，生女酌发五十万的家庭。

事实上，不论工业化程度如何，重男轻女在今天现有几个主要文明中，恐怕只是个程度问题。

即使高度工业化的西方，仍然有着偏好男婴的情形。根据传教士记载，欧洲农业社会时期，也有农民为生男孩而溺女婴的例子，今天美国有些地区也还保有将长裤挂床左侧的求男习俗。妇产科医学会理事长张升平表示，被坊间用来进行选择胎儿性别的「精子分离术」，最早是美国发明用来做性别筛选，发明人还申请过专利。

不过西方虽也是男尊女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并无子孙祭祀祖先的传统；此外西方教养孩子往往到了十八岁就要求独立，继承家产观念较为薄弱；加上工业化时间较长，六○年代整个社会经过妇女运动冲击等等因素，今天西方对性别偏好，程度上自然轻微许多。

谁把女婴变少了？

重男轻女观念虽然不易消弭，但除非有「外力」介入，否则并不见得会造成男、女比差距。除了战争等个人无法控制的外力，农业社会因为资源匮乏，溺婴的情形很普遍，女婴尤其首当其冲；今天的大陆，则因为一胎化政策，迫使许多人溺女婴，以求再生一胎，因此出现极大的男、女比差距（一九九五年为一百一十四比一百）。

台湾并没有强制性政策，加上户口通报系统完整，溺女婴不可能被用来解决家里想要男孩的手段；但近年来台湾社会每隔一段时日就发生以绒毛穿刺、子宫冲洗技术鉴定胎儿性别，造成畸形男婴的例子，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新闻周刊「台湾男、女比扭曲，是人们利用医疗技术鉴定性别，再将女婴堕胎」的说法。

这种情形到底有多严重？是否足以造成男、女婴数字扭曲？

拥有子宫冲洗术软管专利的妇产科医师骆仁华曾表示，他以「子宫冲洗术」（以软管抽取已剥落在子宫内的绒毛组织、鉴定性别）营业三年，就有一万多名妇女接受子宫冲洗，由于怀疑胎儿有遗传疾病的孕妇都采取羊膜穿刺检验，因此进行子宫冲洗的孕妇大半目的就是鉴定性别。

披着羊皮的狼

子宫冲洗、绒毛与羊水检验最早是用以鉴定遗传疾病的技术，也可以由这些检验结果得知胎儿性别，因此在台湾已被医疗体系广泛采用来鉴定性别。事实上，台湾男女婴比例出现失衡，与这些技术被引进之间，还有着时间上的巧合。

台大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柯沧铭表示，国外在一九七九年前后发展出抽取胎儿细胞组织的绒毛检查技术，国内普遍应用到一般诊所、医院将近十年，国内男、女婴比例也开始出现明显差距。

讽刺的是，十年来，绒毛检查、冲洗术在台湾的发展，还被形容为技术很先进。柯沧铭表示，二十几年前国外已有子宫冲洗术的研究报告，但由于该法作为遗传疾病鉴定的效果，不如其它技术，因此子宫冲洗术在国外还在研究阶段，「但它的香火却在台湾发展下去。」

我们不仅改进技术用来执行性别鉴定，更将技术外传；柯沧铭形容这是「披着羊皮的狼」，以疾病诊断为外衣，包裹着性别鉴定，其实是以女婴性命、母亲健康为代价得出的结果。

子宫冲洗术与绒毛穿刺都在胎儿发育尚未成形时进行，除容易造成流产，手术也会引发子宫强烈收缩，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胎儿末梢四肢发育不完全。

去年九月中，一对想要生男婴的父母采用所谓子宫冲洗术鉴定性别，在欣喜怀的是男婴下，结果产下肢体不全的婴儿，男婴双亲认为他们的小孩四肢是被「子宫冲洗术给洗掉了」，进而控告执行医师。

对于绒毛检查（抽取胎儿组织细胞），基于安全性顾虑，医师还有所顾忌；但对怀孕前就先进行性别选择的精子分离术（将孕育男性的Ｙ精子分离出来进行受孕），因为不须事后将女性胎儿堕胎，则被医学界采用的理直气壮。精子分离术在一九七○年代由美国产生，有许多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疾病可以藉此分离，但分离出男婴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七十。

在台湾，精子分离术「做的人太多了，」柯沧铭说，它让许多开业医师赚大钱，是妇产科医师之间公开的秘密，但很少医师愿意指出精子分离术其实对鉴定性别并无百分之百的成功机率，因为不愿挡人财路。

法律保障谁？

社会上性别鉴定生意虽然兴隆，但鉴定性别与堕胎私密性高，不易得知确实数据，不过国防医学院副教授刘仲冬认为，由「第三胎的性别比例差距高达百分之二十五」，与「因为绒毛穿刺等手术不断出现男性畸形儿」两个指针来看，显见问题不轻。

由于鉴定性别中原本有一半就是男性的机会，有些人鉴定性别后也不一定会进行对女婴堕胎，因此今天男、女婴统计数字的差距，仍然无法真实呈现社会对女性的偏见，造成偏见的原因更非统计数字能解释清楚。

台大妇女研究室召集人张王玉认为，说穿了，就是两性教育未落实。今天整个法律、教育等体系还都是在保障男性，晚晴协会理监事吴月珍也说，大家喜欢男生，当然和整个社会对女性还是不利，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直到去年，大法官才对存在六十年的「父母对孩子权利共同行使，若双方意见不符，以父亲为主」的法条，做出违宪解释。

社会不断告诉妇女，家庭是她们安身立命之所，但家庭、婚姻关系中却充满对女性的不公平，这也是近年来妇女团体致力修改规定夫妻子女关系的《民法亲属编》的主要原因。

新女性，旧价值

民法亲属编中对于姓氏继承已经立法院一读通过，未来子女姓氏可由夫妻共同约定，「不可否认，许多立委是对妇女选票的妥协，实际上并不认同子女可以从母姓，」吴月珍实际接触国会议员的感受。

去年十二月法务部更召开记者会表示，经民意调查显示，有六成的人仍赞成孩子从父姓，因此立法院通过姓氏由夫妻共同约定是不符合民意的。吴月珍认为，果真如此，让夫妻共同约定，一样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从父姓。

对实际从事男女平权工作的人看来，改变法律并不难，争取男女平权，最难的是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主的宗法制度，和支撑此一制度的传统观念。例如民法中并未限制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但今天许多女性只要一出嫁就被要求写下拋弃财产继承书。

晚晴协会常接触争取孩子监护权的离婚夫妻，「若是男孩，男方必定力争，若是女孩，较易放弃监护权，」吴月珍说，大概是怕男孩子以后改姓别人的姓。

许多所谓现代新女性也仍被旧价值困扰。如果只生女孩，一直会有再生一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而来。坐月子中心里，第二胎生女孩的母亲，明显比生男孩受到家庭探视少；若是生了男孩，婆婆开心，娘家也为女儿松一口气。

前年台北曾发生一妇女假藉帮佣，杀了女主人，把主人家男婴抱走，对夫家谎称是自己所生的事件。妇产科医师更能感受到，生男的价值观仍压得不少女性喘不过气来。

对同业以医疗技术为人鉴定性别不以为然的柯沧铭说，大概所有妇产科医师都碰过不生个男孩，就可能导致离婚、家庭破碎的妇女。他认为，有医生站在同情的立场，为自认无法承担后果的妇女进行性别鉴定，本意并非想造成男、女比失调。

身兼妇产科医学会理事长的荣总医师张升平估计，每一百个表明想生男婴的例子，相对的几乎只有五个人想生女婴。到荣总进行人工受孕者，不论背景，问其意向，百分之九十都希望生男孩。

看不见的「一胎化」

在女权团体与医师看来，台湾社会生男压力确实还颇沉重。但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余德慧却认为，医学临床上，接触到的都是对性别有特定需求的人，因此会有放大的效应，若由整个人口来看，逐渐步入工业化的台湾，传宗接代、祖宗祭祀等观念必然越来越淡薄，未来性别势必不再有太大意义。

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信木也认为，不要听到男、女婴比例失衡就先批评父权社会或怪罪祖宗祭祀，因为答案不是只有男女平不平等可解。

三十年前，台湾重男轻女的观念绝对比今天严重许多，但当时每个家庭子女数平均高达五人，家庭规模大，以自然条件一百零五比一百的机率来看，男女婴出现的机会也较平衡；今天台湾除了政府提倡「两个孩子恰恰好」，现存环境让许多家庭，单靠父或母亲一人进入劳动市场，根本无法养家，但社会对双亲都进入劳力市场的支持度又不足。

「我们的社会逐渐开放，人们对他人的生育、婚姻选择日渐不在意，」陈信木指出，但社会结构性的强制却更有力──经济力、教养力的负担沉重，让家庭规模失去弹性，于是和大陆一样，没有空间多生一个小孩。

台湾育龄妇女的总生育率也因此在极短时间内就达到北欧水准，平均一个家庭已生不到两个小孩，比美国还低。许多年轻夫妻面临无法翻身的多重压力，只能生一个，又想生个男的，结果高教育、高所得、低生育率反造成必须一举得男的压力。

近年来男、女比例掀起的波澜，在都市与乡村差距就不大，一九九○年台北市的男女比差距还大过全省的平均数，台湾省家庭计划研究所所长张明正猜测，这种和传统乡村较重生男想法违背的现象，「可能与都市较易或较懂获得性别测试科技有关。」

台大心理系教授杨国枢总结认为，西方人口转型与男女平权都经过较长时期发展；台湾人口转型却压缩在短时间内发生，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很难在短时间割舍，再加上适时出现的性别鉴定技术辅助，三者合一，互为因果，应是产生男、女婴失衡的合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