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导演拍出影片而后又自己把自己给禁了，这样的情形在电影史上即使有也肯定不是很多。好莱坞大导演库伯里克在自己的《发条橙》公映61周后就来了一回自我否定，将其打入冷宫，理由是“放映时机未到”。这“时机”遥遥无期，因为直到去世，他仍没有给自己开绿灯。无须库伯里克夫子自道，看过这部片子的人也能料想他担心的是什么：对片中浓墨重彩渲染的暴力，公众是否会消受不起，生出反感？该片据以改编的底本——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似未闻遭逢被禁的噩运，至少伯吉斯从未想到过自禁，显然他对小说的道德意涵连同社会效果均怀有足够的信心。然而，他笔下的暴力也已是令人瞠目的了，尽管电影的确使得小说微妙的道德内涵某种程度上变为粗俗，而库伯里克铺张扬厉的手法使暴力更加耸人听闻。
不管怎么说，伯吉斯在小说中着力表现的，正是暴力。在这部只有十来万字的小说中，暴力几乎无所不在。起先是亚历克斯将暴力加于他人，后来则是他被施以暴力，一度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亚历克斯之所为显现的是更为赤裸、原始的形式，他之所受作为一种暴力则要隐蔽得多，所以我们最初是因亚历克斯及其同伙一连串的施暴感到惊悚。有人说，坏人不爱看好人的故事，好人偏喜欢看坏人的故事，果真如此，也得看那“坏人”坏到何种程度。《麦田守望者》主人公也属“问题少年”之列，该书连同主人公不难被众多的读者接受，亚历克斯的“问题”则要严重得多，这个人物身上几乎没有一点可以被我们这些自居为“好人”的读者能够认同之处（也许唯有作为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才使人觉得有望得到一丝“人性的证明”，可贝多芬的交响乐在他那里居然充当了施暴或是暴力幻想的华丽的背景音乐），此所以不论影片和小说都招致不少人的反感。关键是亚历克斯残暴、嗜血的冲动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甚而毛骨悚然。因为采取了幻想的形式，不乏寓言的题旨，伯吉斯浑不费力将此种冲动夸张、渲染到了极致，事实上，从寓言层面看，亚历克斯已非写实人物，而成为人性某一面的象征。
这一面即是人的邪恶，或者说，人的动物性。伯吉斯令其落实到一个“问题少年”身上，也许是因为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人的动物性更易得到原本的、没遮没拦的释放。亚历克斯并非有心为恶——伦理道德对亚历克斯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抢劫并非为了谋财，施暴也不是对其牺牲品坏有怨毒之意，漫无目的，不择对象，就象一连串的恶作剧。由于小说通篇是亚历克斯的自述，这一点就更见分明：那些在读者眼中加诸“毫无人性”、“令人发指”之类语汇亦不为过的残忍行径，在他津津有味的描述之下，竟象是一次次兴高采烈的暴力狂欢。里比多的释放，肆无忌惮的发泄——伯吉斯正是这样解释笔下主人公的（虽说不乏戏谑的意味）：“无谓的暴力是青春的特权，因为青少年能量充沛，却没有从事建设性活动的才能，其精力必须通过砸电话亭、撬火车铁轨、偷窃并破坏汽车来发泄，当然，摧毁人命更是令人满意的活动啦。”这番解释或许会让我们从亚历克斯这个看似与我们好无类似的人物身上依稀辨认出自己，或许我们也会联想到，许多成长小说都少不了暴力。王朔将他一部描写青春期的小说命名为《动物凶猛》，实在不为无因，在那部小说中王朔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写了暴力，只是怀旧感伤的调子终使其幻化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伯吉斯毫无怀旧之意，也不肯以青春的名义赦免暴力，相反，他顺笔写出“青春”这个动听字眼下潜藏着的残忍。青春是盲目的，正因盲目，其破坏性有时相当可怖。
然而比之于亚历克斯们的肆意发泄，另一种暴力在伯吉斯看来更难以容忍。这便是政府以社会、国家名义加于亚历克斯的暴力。我指的不是古已有之的监狱制度（尽管伯吉斯对此种专政的成效一点也不乐观），而是政府采用生物技术来改造罪犯。落入法网的亚历克斯不幸被选中为试验品，你可以说试验大获成功：两周的时间即让亚历克斯提前十多年出狱，成了一个“好人”。他出狱后的遭遇与他过去的作恶构成了某种对称，他与先前的施虐对象一一相逢，此番是他一次次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果报应之说在他身上似乎毫厘不爽地得到应验，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果报故事。可读者丝毫没有惩恶的快感，面对终遭报应的亚历克斯，我们只觉不是滋味。倒不是对已成“好人”的亚历克生出怜悯之心，而在于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象是一个“人”。他之不再为恶乃因生物技术的改造令他对暴力产生了条件反射，一有暴力欲望，剧烈的生理反应即随之而来，最荒唐的是，听到贝多芬的音乐，看见妖娆的裸女，他也直想呕吐。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的本质规定性，并非他充满了善，而在于他有自由意志，在于他于善恶之间的自主选择，被条件反射之类机械律支配的只能属于“物”和范畴。也许从社会犯罪的角度说，亚历克斯已经不是恶人，但他却变成了非人。不夸张地说，政府完成了对其大脑的阉割——强行剥夺人作为主体的选择利，将人变为物，这是真正的“超级暴力”。被强制过“物”的生活生不如死，幸好在生死之间亚历克斯还有选择权，于是他选择了高楼上的踊身一跃。
伯吉斯并未让主人公以自杀来结束他的故事，令人意想不到的，被救之后重蹈故辙的亚历克斯有一天突然对打打杀杀的暴力心生厌倦，渴望正常人的生活了。这一“光明的尾巴”在小说最初的美国版和电影中都被腰斩，伯吉斯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并非硬性地为他阴暗的反面乌托邦制造些许亮色，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要表明“主角或人物有道德改造、智慧增长的可能性。”说实话，亚力克斯的幡然悔悟并不令人信服，除非从寓言的角度去理解：青春的狂野可以随着年齿加长不治而愈。由此倒是更反衬出作者对另一种暴力即以科学技术对人实施强行改造的忧惧。无论如何，他所说的“可能性”决不存在于这样的改造中。伯吉斯并无消除暴力，救治亚历克斯们的良方，然而他深信，采取控制物的手段来控制人绝对违反人性，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彻底统治将是世界的末日。
影视的发达时常改变我们的接受程序，比如《发条橙》，不少人就象我一样，先是知道影片，后来方知它是根据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同名小说改编。顺序的颠倒会不会对我们的欣赏产生微妙的影响？先看原作再看改编，或是相反，先看改编后读原作，其结果会是一样的吗？也许因人而异。假如“先入为主”的说法对读者总是有效的，伯吉斯就更有理由要求同库伯里克的影片“断绝关系”：在他看来影片整个断章取义。事实上他没少抱怨，看看他为1986年美国版写的引言就可具体地知道他在抱怨什么。抱怨电影编导的不单是作者，英国的批评界更不客气，有位文学史家就写道：“这部书由于拍制成一部情感渲染过份的电影，不幸落得个坏名声；电影使小说中微妙的道德内涵变成粗俗。”库伯里克的拥趸肯定难以接受这样的“酷评”，然而我更习惯于将原作意图和风格的完整性作为起点，两相对比，我觉得这样的挑剔自能成立。尽管电影改编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让文学作品由“淡”而“浓”（而不是相反），趋于夸张、戏剧化，尽管库伯里克的片子我也看得津津有味。
《发条橙》的主人公亚历克斯显然是个“问题少年”。不比《麦田守望者》里的主人公，亚历克斯的确是“问题严重”。塞林格笔下少年的反社会倾向限于满口脏话外加对成人世界的反感，可以归为“成长的烦恼”，他之所为概而言之是一次未遂的离家出走，将他视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汤姆·索亚亦无不可。亚历克斯则对社会构成了威胁，他之所为是地道的犯罪，而且是暴力犯罪：抢劫、斗殴、吸毒、强奸，残害无辜，用上“无恶不作”、“令人发指”之类的字眼也不为过。有人说坏人不爱看好人的故事，好人偏喜欢看坏人的故事， 暴力的狂欢不治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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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老师的文章突然就断了不知道是意味着结束还是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