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风流才子唐伯虎
读禅偶记：本性善恶与治国之道
——兼批新儒家的道德治国论
“佛心即我心”，这是禅宗的基本理论之一，人坠入客尘，自性被蒙蔽，需要通过渐修与顿悟来达到自性的回归。这里有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坠入客尘不好，换句话说吧，就是性恶不好。在上一篇文章中，才子曾经归结出一个论点，那就是依据科学的理论，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但事实上，才子我本人却宁愿相信人性是恶的。比如说吧，我才子自号风流，酒席宴会露饕餮之相、看见漂亮MM两眼发光、点着钞票不知身外何方，如果有谁劝我日三省身乎已，做个大善人，我会扬起巴掌，顺手就给他一个耳光子。
善恶孰优孰劣
为什么性善不好，其实我也说不出个道道来，性善多好呀，人人都为君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敬老爱幼、重礼尊贤。好比《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市井小贩讨价还价，都是买者抬价，卖者压价。天下大同实现矣。但问题是，人人都为君子，可能吗？人人在每个方面都是君子，可能吗？还是以才子我本人为例吧，要我没钱——可以，但要我看见漂亮MM眼睛不放光——还是先杀了我吧！孔夫子说过：“食色，性也。”来自本性的欲望，能够扼杀吗？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恶并非不好，理由有一大堆。恶体现了人的最本真的愿望，是人情人性的集中表现。恩格斯说过，恶为社会进步之动力，比如说，没有殖民主义者在全球寻求财富，也就没有大航海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的产生，虽然我们不能在感情上接受通过奴隶贸易、圈地运动和殖民战争而积累起来的资本，不能承认这些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资本的正义性，但我们实在不能否认这些对于世界进步带来的推动力，不能不佩服那些为追求100%利润而冒绞首危险的资本家的。同样的案例见于血淋淋的战争，没有战争推动，也很难设想有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在后期对于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也同样肯定西方入侵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突破封建制度的正面作用。
如果将社会看成一个系统，将追求个人利益者看成序参量，我们就可以用哈肯的协同学来解释：序参量的变化带动整个系统内子系统的协同运动，导致系统的整体相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一个观点，即看不见的手：“他（才子注：追求利益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已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要的效果为大。”
少壮派经济学家樊纲的经济随笔《走进风险的世界》，讲了另一件事，就是美国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小径时，从来都是先铺好草，等一段时间，看人们在草上走出什么样的痕迹，再根据这些痕迹来铺路。控制恶只是控制作恶的行为，而不是扼制恶的本性。仅凭思想，是不能给人定罪的。
内圣外王的破产本性
禅家多是方外之人，对于善恶与是非可以不加讨论，最可恶的就是中国儒家的口号“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以道德的自我修养见圣思齐，外王就是达到内圣之后，以儒家的道德理念来治国平天下。恰恰有问题的是，孔老夫子在这一思想上，自已都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论语中说：“乡愿，德之贼也。”翻成白话文就是，乡间那些独善其身的好好先生，恰恰就是败坏道德的人呀！那么儒家为什么又偏偏要求个个都是君子呢？论语又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声明：女子是个好东西，绝不比波斯猫或沙皮狗难养，只是才子引用孔子原话而已）既然小人难养，难以要求他们达到儒家的道德标准，那么小人占了君子的便宜，君子又怎么样，真的要学佛家，割肉饲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倘使那些小人真能将这些君子打入地狱，那么还要不要再内圣外王？还有谁能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是治不了国的，其原因有三大罪状。第一条罪状，就是道德的约束不能控制人类行为的根——对于利益的追逐。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圣人的程度，也不能要求每个人不去追求自已的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利益是人生第一要务。追求某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才子我风流好色，喜欢美女，只要不包二奶坑蒙拐骗加强奸，那就是合理的。lily你喜欢打扮，只要不犯法，冼眉整容再加喷毒药一号，那就是合理的。失忆狼你嗜血，只要你不吃国家保护动物，吃生猛海鲜稀有山珍，那就是合理的。如果有人站出来要咱们不要泡妞，不要打扮，不要吃荤，别客气，甩手就给他三巴掌先，如果看到是提倡“灭人欲、存天理”的程颐、程灏和朱熹，更得拿起菜刀砍他几刀，这种人以天理的名义阉割人性，最是不能客气。
道德治国第二条罪状，就是道德只能治君子，而不能治小人。君子本没什么不好，我也提倡个人都做君子。但问题是，对付小人，最好的武器不是嘴皮子和吐沫星子，而是大棒。从来还没有见过唾沫星子能将人淹死的，所谓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于真小人来说，只是耳边风，反而会助长其嚣气焰，更变本加利，从而在社会中出现优汰劣胜的效应。对于小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挥起大棒打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叫他以后不敢再以小人之伎俩害人。鲁迅先生就说过，痛打落水狗的理由之一就是怨而不校是枉道。
道德治国的第三条罪状，就是它不能控制君子到小人的转化。既然利益的追求是人性的本能，既然道德治国小人得志君子吃亏，那么为什么君子还要白白当冤大头，为什么不以小人之道还小人之身，为什么不自已也当回小人，捞上一票？柏杨说得好，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便是酱缸文化，什么东西好好到里面，打个滚出来，就黑到骨子里去了。不是既得利益者，表现得悲天悯人，恨不得自已就是黑脸包公才好，真正居其位，谋其政，成了既得利益者，或噤若寒蝉，或上下其手，与小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心安理得地想：“道德岂为我辈所设哉？”
治国需用法家
翻看儒家抬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爬到独尊地位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一套烦琐的礼教。大流氓刘邦最初起用董仲舒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一帮中、小流氓大臣们在朝廷之上不讲礼数，目无礼上，便请来儒生董仲舒教以宫礼。礼成之后，刘邦大为满意，从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见柏杨《中国人史纲》）。儒家的作用，不在于产生道德的约束，而是一整套礼教制度的规范，成为御用的统治工具。而这套子道德一旦确立并僵化，就成了社会的绊脚石。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谈到这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时，反复强调了一个文官制度对于行政的障碍，由于宠大的文官集团，以及坚守着旧有传统礼教，导致皇帝不主政，朝政成了断头政治，社会改革困难重重等等，读后只想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言，在这本书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
真正于治国有点用处的，还是法家，商鞅以王道说秦王，秦王打起了瞌睡，而以霸道说秦王，秦王听得高兴，竟然还抵足同眠（见《史记》），秦王朝如果没有李斯的酷法，大概早十年就被各国诸候灭掉了。在樊纲的书中有一篇文章《骗出一个新制度》，文中提出，骗子多了并非坏事，它表明了社会的制度还不健全，还有很多空子可钻，骗子多了，完善法制的迫切性就越大，越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恶的人多了并不可怕，最可怕是缺乏控制恶的制度和执行制度的彻底性。制度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强制性，与处罚的有效性。制度背后依靠的是国家机器，是专业化的杀人机器——警察、法庭、和军队。谁敢跟制度叫板，谁就在自寻死路。有了铁的制度，还怕它什么骗子，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血光之灾可见，恶人也不得不潜心向善，小人也得老老实实作个君子，要实现恶的目标，可以，得拿出合法的手段来——想泡漂亮MM？拿出你的本事来，胆大心细脸皮厚，嘴巴要甜，手里有钱，时间有闲，这样的姜太公，还怕钓不到大鱼？
中国新儒家的病态
一种很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道德治国论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后，自80年代以来又以新儒家面目在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华人区死灰复燃，代表人物为原台大校长钱穆、香港新亚书院的唐君毅、美国的杜维明等。这一帮犬儒继承的衣钵，除老孔孟之道外，还继承了梁漱溟、张君励的一些理论，并辅之以日本、新加坡的发展作为事实依据。
但事实上，日本、新加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主导，而是法家——引入西方先进的法典，建立一整套司法制度，并有效有通过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的独立。日本企业中某些儒家成分——如企业工龄年薪制度等，只是辅助成分，而且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情况表明，旧儒家道统正在成为障碍——工龄工新制度不仅成为企业负担，而且也打击了新职工的积极性，与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格格不入。（才子曾在读大学时读过三联书店出版的《新儒学批判》，作者刘启良，书中对新儒学的诸多论调一一加以批判，有兴趣的话，不如借来看看。）
返观现在有些治国者，没有本事拿出好的制度，没有勇气推行铁血政策，不得已又拾起了儒家的裹脚布出来，大谈社会道德——什么“三讲”、“两思”、“三个代表”，搞完之后，还要“回头看”，妄想通过道德教育来克治病入膏肓的腐败问题，其结果无异于与虎谋皮，你讲你的，我贪我的。用完了多少纸张，损坏了多少复印机，劳民伤财不算，全国上下形式主义成风，连公安部都要求脱产搞什么“三项教育”，规模之大，不亚于以往。这些办法用一词来形容，就是——黔驴技穷。道德救国论者，你们也真是没得救了。
——兼批新儒家的道德治国论
“佛心即我心”，这是禅宗的基本理论之一，人坠入客尘，自性被蒙蔽，需要通过渐修与顿悟来达到自性的回归。这里有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坠入客尘不好，换句话说吧，就是性恶不好。在上一篇文章中，才子曾经归结出一个论点，那就是依据科学的理论，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但事实上，才子我本人却宁愿相信人性是恶的。比如说吧，我才子自号风流，酒席宴会露饕餮之相、看见漂亮MM两眼发光、点着钞票不知身外何方，如果有谁劝我日三省身乎已，做个大善人，我会扬起巴掌，顺手就给他一个耳光子。
善恶孰优孰劣
为什么性善不好，其实我也说不出个道道来，性善多好呀，人人都为君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敬老爱幼、重礼尊贤。好比《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市井小贩讨价还价，都是买者抬价，卖者压价。天下大同实现矣。但问题是，人人都为君子，可能吗？人人在每个方面都是君子，可能吗？还是以才子我本人为例吧，要我没钱——可以，但要我看见漂亮MM眼睛不放光——还是先杀了我吧！孔夫子说过：“食色，性也。”来自本性的欲望，能够扼杀吗？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恶并非不好，理由有一大堆。恶体现了人的最本真的愿望，是人情人性的集中表现。恩格斯说过，恶为社会进步之动力，比如说，没有殖民主义者在全球寻求财富，也就没有大航海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的产生，虽然我们不能在感情上接受通过奴隶贸易、圈地运动和殖民战争而积累起来的资本，不能承认这些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资本的正义性，但我们实在不能否认这些对于世界进步带来的推动力，不能不佩服那些为追求100%利润而冒绞首危险的资本家的。同样的案例见于血淋淋的战争，没有战争推动，也很难设想有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在后期对于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也同样肯定西方入侵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突破封建制度的正面作用。
如果将社会看成一个系统，将追求个人利益者看成序参量，我们就可以用哈肯的协同学来解释：序参量的变化带动整个系统内子系统的协同运动，导致系统的整体相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一个观点，即看不见的手：“他（才子注：追求利益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已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要的效果为大。”
少壮派经济学家樊纲的经济随笔《走进风险的世界》，讲了另一件事，就是美国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小径时，从来都是先铺好草，等一段时间，看人们在草上走出什么样的痕迹，再根据这些痕迹来铺路。控制恶只是控制作恶的行为，而不是扼制恶的本性。仅凭思想，是不能给人定罪的。
内圣外王的破产本性
禅家多是方外之人，对于善恶与是非可以不加讨论，最可恶的就是中国儒家的口号“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以道德的自我修养见圣思齐，外王就是达到内圣之后，以儒家的道德理念来治国平天下。恰恰有问题的是，孔老夫子在这一思想上，自已都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论语中说：“乡愿，德之贼也。”翻成白话文就是，乡间那些独善其身的好好先生，恰恰就是败坏道德的人呀！那么儒家为什么又偏偏要求个个都是君子呢？论语又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声明：女子是个好东西，绝不比波斯猫或沙皮狗难养，只是才子引用孔子原话而已）既然小人难养，难以要求他们达到儒家的道德标准，那么小人占了君子的便宜，君子又怎么样，真的要学佛家，割肉饲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倘使那些小人真能将这些君子打入地狱，那么还要不要再内圣外王？还有谁能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是治不了国的，其原因有三大罪状。第一条罪状，就是道德的约束不能控制人类行为的根——对于利益的追逐。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圣人的程度，也不能要求每个人不去追求自已的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利益是人生第一要务。追求某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才子我风流好色，喜欢美女，只要不包二奶坑蒙拐骗加强奸，那就是合理的。lily你喜欢打扮，只要不犯法，冼眉整容再加喷毒药一号，那就是合理的。失忆狼你嗜血，只要你不吃国家保护动物，吃生猛海鲜稀有山珍，那就是合理的。如果有人站出来要咱们不要泡妞，不要打扮，不要吃荤，别客气，甩手就给他三巴掌先，如果看到是提倡“灭人欲、存天理”的程颐、程灏和朱熹，更得拿起菜刀砍他几刀，这种人以天理的名义阉割人性，最是不能客气。
道德治国第二条罪状，就是道德只能治君子，而不能治小人。君子本没什么不好，我也提倡个人都做君子。但问题是，对付小人，最好的武器不是嘴皮子和吐沫星子，而是大棒。从来还没有见过唾沫星子能将人淹死的，所谓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于真小人来说，只是耳边风，反而会助长其嚣气焰，更变本加利，从而在社会中出现优汰劣胜的效应。对于小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挥起大棒打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叫他以后不敢再以小人之伎俩害人。鲁迅先生就说过，痛打落水狗的理由之一就是怨而不校是枉道。
道德治国的第三条罪状，就是它不能控制君子到小人的转化。既然利益的追求是人性的本能，既然道德治国小人得志君子吃亏，那么为什么君子还要白白当冤大头，为什么不以小人之道还小人之身，为什么不自已也当回小人，捞上一票？柏杨说得好，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便是酱缸文化，什么东西好好到里面，打个滚出来，就黑到骨子里去了。不是既得利益者，表现得悲天悯人，恨不得自已就是黑脸包公才好，真正居其位，谋其政，成了既得利益者，或噤若寒蝉，或上下其手，与小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心安理得地想：“道德岂为我辈所设哉？”
治国需用法家
翻看儒家抬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爬到独尊地位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一套烦琐的礼教。大流氓刘邦最初起用董仲舒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一帮中、小流氓大臣们在朝廷之上不讲礼数，目无礼上，便请来儒生董仲舒教以宫礼。礼成之后，刘邦大为满意，从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见柏杨《中国人史纲》）。儒家的作用，不在于产生道德的约束，而是一整套礼教制度的规范，成为御用的统治工具。而这套子道德一旦确立并僵化，就成了社会的绊脚石。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谈到这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时，反复强调了一个文官制度对于行政的障碍，由于宠大的文官集团，以及坚守着旧有传统礼教，导致皇帝不主政，朝政成了断头政治，社会改革困难重重等等，读后只想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言，在这本书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
真正于治国有点用处的，还是法家，商鞅以王道说秦王，秦王打起了瞌睡，而以霸道说秦王，秦王听得高兴，竟然还抵足同眠（见《史记》），秦王朝如果没有李斯的酷法，大概早十年就被各国诸候灭掉了。在樊纲的书中有一篇文章《骗出一个新制度》，文中提出，骗子多了并非坏事，它表明了社会的制度还不健全，还有很多空子可钻，骗子多了，完善法制的迫切性就越大，越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恶的人多了并不可怕，最可怕是缺乏控制恶的制度和执行制度的彻底性。制度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强制性，与处罚的有效性。制度背后依靠的是国家机器，是专业化的杀人机器——警察、法庭、和军队。谁敢跟制度叫板，谁就在自寻死路。有了铁的制度，还怕它什么骗子，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血光之灾可见，恶人也不得不潜心向善，小人也得老老实实作个君子，要实现恶的目标，可以，得拿出合法的手段来——想泡漂亮MM？拿出你的本事来，胆大心细脸皮厚，嘴巴要甜，手里有钱，时间有闲，这样的姜太公，还怕钓不到大鱼？
中国新儒家的病态
一种很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道德治国论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后，自80年代以来又以新儒家面目在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华人区死灰复燃，代表人物为原台大校长钱穆、香港新亚书院的唐君毅、美国的杜维明等。这一帮犬儒继承的衣钵，除老孔孟之道外，还继承了梁漱溟、张君励的一些理论，并辅之以日本、新加坡的发展作为事实依据。
但事实上，日本、新加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主导，而是法家——引入西方先进的法典，建立一整套司法制度，并有效有通过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的独立。日本企业中某些儒家成分——如企业工龄年薪制度等，只是辅助成分，而且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情况表明，旧儒家道统正在成为障碍——工龄工新制度不仅成为企业负担，而且也打击了新职工的积极性，与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格格不入。（才子曾在读大学时读过三联书店出版的《新儒学批判》，作者刘启良，书中对新儒学的诸多论调一一加以批判，有兴趣的话，不如借来看看。）
返观现在有些治国者，没有本事拿出好的制度，没有勇气推行铁血政策，不得已又拾起了儒家的裹脚布出来，大谈社会道德——什么“三讲”、“两思”、“三个代表”，搞完之后，还要“回头看”，妄想通过道德教育来克治病入膏肓的腐败问题，其结果无异于与虎谋皮，你讲你的，我贪我的。用完了多少纸张，损坏了多少复印机，劳民伤财不算，全国上下形式主义成风，连公安部都要求脱产搞什么“三项教育”，规模之大，不亚于以往。这些办法用一词来形容，就是——黔驴技穷。道德救国论者，你们也真是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