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
多年以来
我们开始聊起来。陈智告诉我马鞍山离南京很近，他是坐车来的，我告诉他我是四川成都的，离这里很远，他惊讶起来，“四川？就是诸葛亮的地方？”
我笑了。小时侯每逢我考试得了100分，父亲和母亲就要奖励我5分钱，而这些钱我舍不得用，最终全部交给了当地的新华书店，为了就是买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丛书。记得有一次，听说小镇上新来了一本三国演义连环画，我课都没上，沿着公路独自步行10里，走到小镇，就为了买这一本新书，结果老师家访，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
“对，就是三国时代的蜀国。”我笑着回答。
“我最崇拜诸葛亮了。”他说。
“我也是。”
陈智又拿出一盘磁带，“你听过黄家驹的歌吗？”他问我。
“没有，”我不好意思，“我从没听过流行歌曲，”
他神秘地冲着我笑笑，“你听听这个。”
这时，一首优美的歌曲进入了我的心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
“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
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
是在抗议过份自由，
还是荒谬的地球；
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
按着痊愈的伤口，
究竟应该拼命奋斗，
还是默默地溜走；
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
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
我们曾经一样地流浪，
一样幻想美好时光，
一样的，
感到流水年长；
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
没有相同的主张，
可是你知道，
我的迷惘。”
我们都没有说话了，静静地听着这首歌；我的心中思潮翻滚，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美妙的歌曲，它像一条潺潺的小河流过我的心间，如同炎炎的夏日里喝下了冰冻多时的酸梅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黄家驹的歌，也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港台流行歌曲，我立刻喜欢上黄家驹了。
“我最喜欢这首歌。”陈智轻声说。
我也喜欢，我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们放了一遍又一遍，房间里充斥着这首《你知道我的迷惘》，就在这音乐的背景中我们悄声地聊起来，聊了很久，一直聊到了天亮。
人的一生就像是走在一条永远不能回头也不能停留的路上，有时身边没有人，自己一个人孤单地行走着，有时在途中你会遇见一些人，你们共同地前进着，但有时和你共同行走的人在陪伴你走过一段路后就会分手别行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你能克服这种孤独感吗？我想至少我不能。
上午的报名中，陆续认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新同学，有石家庄的、有贵州的、有新疆的、有东北的、有广州的、有内蒙的，更多的是来自江苏和安徽的同学。
行李也到了，我忙了一个下午，才把床铺好，挂上了蚊帐。房间里很热闹，其他人都在忙碌着，我和陈智对望着，陈智笑了，他说，“走吧，我们去转转。”我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就离开了房间。
南工历史很古老了，原来的校名很多，我现在依稀仿佛记得南工曾叫过中央大学还是东南大学，那时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解放后就改名为南京工学院。我们住在东区，门牌是四牌楼2号，与教学区隔着条马路，这条马路是南京的主干道，太平北路，车很多，每天我们都要走路横穿这条马路，所以每学期几乎都有学生被车撞。我们住的那栋楼是10舍，挨着10舍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周围是围墙，操场对面是一排排教师楼。另外一边挨着的是研究生楼，旁边是第四食堂。当时我只能记住这些房屋，因为南工太大了，楼房太多了的缘故。楼房很旧，有些楼房外墙上还爬满了青藤。东区的大门正对的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小楼房，那里是学生会和校广播站。
大门口有一间很小的面馆，生意很好，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家面馆。就是因为当时我对它的煮面方式感到非常奇怪，它是一碗一碗煮的；用一口小锅，随手抓点面，加上水，洒点盐，打进一两个鸡蛋，然后煮一会，火很旺，所以面很快就熟了，然后将小锅里的所有东西倒入一个大海碗里，再撒点味精、葱花，就行了。面熟又热、汤滚又多，吃完后全身感到热乎乎的。
我虽然不是美食家，但却很好吃，离开南京十多年了，很多我都记不清楚了，可是我吃过的东西却历历在目，如鸭血汤、豆腐果子等，每当晚自习后，走回宿舍的路中，在小摊前舀一碗热气腾腾的鸭血汤，非常鲜美，慢慢地喝下去，顿时全身一片舒坦，才2角钱一碗。而豆腐果子则是先将豆腐切成一块块的正方形，放在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再捞出来，合着豆芽等蔬菜放在一起煮汤，吃的时候蘸点辣椒酱，吃一块豆腐块，喝一口汤，美哉。唯一让我遗憾的是辣椒酱一点都不辣，所以我经常大勺大勺地舀辣椒酱，舀的小贩们叫苦连天。
陈林也来了，原来我们虽然没有考在一个系，却都在一栋楼里，我住在四楼，他住在三楼，五楼全部是女生；我们86级的全部都住在一栋楼里。所以当时我给南工的男女生比例下了定义，就是男女生之比为四比一，就是因为我们男生占了四层楼，而女生只有一层楼。
“回老家感觉如何？”我问他。
“我第一次回老家，非常新鲜，”陈林回答道。“有很多亲戚，我都认不完。”
我笑起来，“你知道我们千算万算，算漏了什么？”
“是什么？”陈林也笑了。
“你自己看看。”我把当时偷藏起来的学校招生广告拿出来给他看。“你看，无线电专业只在四川招两人呀。”
“是吗？呵呵”陈林笑的很开心，“那我要去找找是哪个人，居然把你给挤下去了。”
当时我们两个人研究了很久，觉得只有南工我们俩都能考上，而且成都和南京之间有直达火车，无须转车，而南京又离我们俩的老家都近，我们俩又都喜欢无线电，高中时父亲教过我装收音机，还成功地收听到节目了。所以我们两个都报了南工无线电专业，可是却漏看了该专业在四川只招收两名学生，所以我虽然上了南工的分数线，却被调配到了土木工程系，就是当时的五系，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
命运是个非常巧妙的东西，它时常作弄着人，我经常听到很多人在悲叹，我被命运作弄；其实，只要认真、仔细地想想，这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一直认为，命运只是如同一根指挥棒，它给你指出了方向，但怎么走、如何走却是人本身自己的事。就像是众多的人一起去爬山，每个人都站在山脚，只是各人所站立的地点不同，上山的道路不一样而已。在上山的过程中，有些人走过的地段是铺满了鲜花，道路平坦，而有些人走过的地段却是铺满了荆棘，道路又崎岖不平，甚至蜿蜒转折；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只能靠自己的毅力和精神，要知道，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最终登上高峰的。
晚上，我去研究生楼将草席、枕头和毛巾毯还给过老师，并和他聊了一会，他问我，“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我告诉他，我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踢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爱好，集邮，旅游、登山、无线电等，”并且告诉了他我和陈林想考南工的事。
“其实我们五系很不错的，”他说，“以后你走上工作岗位你就会知道了。”
然后他笑着问我，“校广播站正缺人，站长是我同乡，怎么样？还有工资可以领，愿不愿意去？”
“我当然愿意。”我高兴地答复。“真是太感谢您了。”
随即而来的是为期42天的军训，我们那年是全国第一批。在操场上我们每个人领到了一套没有肩章和帽徽的军服和一套部队专用生活器具，包括军被。两天后我们就被数十辆军车载往了部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的编制是，南京军区535团第一教导营四连二排一班，部队驻地离南京约50公里。
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像是一团云，所有曾经经历过的事，见过的人都已经模糊了，有些也许还是我自己的臆想，我甚至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就如同在梦里似的，当时非常地清晰，可是一旦从梦中醒来，一切却变的如此的模糊不清。
部队的生活非常地艰辛，南京的太阳又十分地火辣，记得第一次在阳光下站立了两个小时，有四、五个人晕倒在地，吓的部队领导立刻取消了站立训练。队列训练最累，背着五四式半自动步枪不停地走着正步，转向，跑步，报数，卧倒等，一天下来，满身的灰尘和酸痛。吃饭时大家都要排队、唱歌、小跑、报数的去集体用餐，一个班10名学生和一名班长围坐一桌，可桌上却只摆放着两盘菜，开始大家都还保留着学子们的矜持，小心翼翼地挟菜，可到了后来都顾不上了，一上桌子便纷纷抢了起菜来。那时菜吃的很少，饭却满满一大碗，结果军训结束后我整整长了10公斤肉。这里的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比如说，一人动作没做好，全班重做；吃饭前必须排队集合，高唱着革命歌曲小跑至食堂；甚至就连上厕所都要报告请示。
学校的领导在第一天告诉大家，希望部队要像对待新兵一样对待我们；而部队的领导则告诉带兵的班长，不能像真正新兵一样对待我们，所以我对部队新兵的遭遇深感同情。
我给郭霞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的通信地址，请她转告杨莉。不久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杨莉也给她写了信，并也请她转告我她的通信地址，原来她也参加了军训。我马上给杨莉写了封信去。
我们班长姓董，是浙江宁波人，马上就要退伍了，由于我的双重身份（四川学生，可祖籍却是浙江永康），所以他和我的关系非常好。有次晚上部队要搞紧急集合，他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就衣服不脱地上了床，结果，我是第一个在3分钟之内背着背包抗着抢跑到操场上集合的，由此受到了部队的表彰。每到晚上值勤时，我总是顶替同学，（我们是每个人值一个小时）和他坐在房间门口，抽着烟，喝着酒，聊着天，一直到深夜。
我们排长是个上海人，他是某军校毕业的，一直想退伍回去，可部队不同意，所以他就非常地怠岗，也不想管我们，部队也拿他没办法，只得任他。他有时也和我们一起聊天，他原来家境比较宽裕，由于他当时没考上大学，所以读的军校，现在他儿时的朋友都在上海，并且都过的很好，只有他还在部队里，所以他早就想退伍回沪了。并还发给我们上海烟抽，记得是《牡丹》牌香烟。
我收到了杨莉来的第一封信，她向我解释了上回没去我家的原因，她母亲要带她提前去重庆，又联系不上我，她心里也很着急，幸好通过郭霞联系上我了；然后她充满喜悦的心情告诉我她们部队里的许多趣事，比如，部队里的班长抢着要带女兵，都想方设法地和她们说话等等。我也写信告诉她我这里的一些趣事。
临近结束时，我们搞了检阅式，就像在国庆天安门前的检阅一样，只不过坐在台上的是南京军区的首长和学校的领导。结果，我们连在队列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女兵连是第二名。535团派出一个班和我们班共同演习了班进攻战术，攻占一个山头，不过打的都是曳光弹，现在细细回想起来，只觉得当时就像是在战争片中的打仗，非常地过瘾。
42天的军训结束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在临行前的那一刻。部队给我们饯行，每班都是八个菜，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挟菜，也没有吃饭，只是含着眼泪喝着酒，互相碰着杯，连长上台讲话时哽咽着说不出话，学生代表的脸上更是流满了泪水。爬上送我们的军车，我们所有的学生和所有的班长们都流下了热泪，女兵连的哭声最响。那真是感人的一幕，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了一种最高境界。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那幕情景，此刻不由眼眶中感到湿湿的。
人生的前行过程中总会遇到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因为我们当时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我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种种需求，虽然日子过的很平淡，但却充满了真情，一旦到了离别的时刻，这种真情就会爆发。就像爱情，两个人的相处并不需要多少激情，也许平淡些最好，但只要两个人都是真心真情；也许当时还感觉不到，可是一旦到了分手或离别时，这种真情就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放射出巨大的能量，而曾经相处在一起的人都会陷入那深深的思念之中，甚至不能自拔。
回到学校，我马上给杨莉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在学校的信箱。记不起是在写第几封信时，我的心中隐隐有些渴望，一丝想念，每天都要去信箱处看看有没有我的信件；我内心深处盼望着能收到杨莉的来信，当然还有父母的信。
平均每个月我都要给父母写两封信，报告他们我在南京的所有情况，父亲的来信很少，主要都是母亲在执笔。当时总觉得母亲的来信中涉及的琐碎小事很多，往往是几篇纸，但现在翻出来再重新看看时，我却深深地感到了信笺中那种赤子远游，而母亲却坐在夜晚昏黄的灯下仔细地缝补着儿子的衣裤时的思念之情。
父亲来信告诉我，在南京我有个表叔，姓胡，是父亲的表弟，他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是个作家，让我去找找，我在一个空闲的周末去了南京军区，并且很快找到了表叔。表叔个子不高，偏胖，头发稀疏，带着眼镜，总是笑眯眯的，他正在写作，是部队分派的任务，中国十大元帅的回忆录，他写的是陈毅。表婶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经常忙个不停，很勤劳，这也许就是表叔能安心在家写作的缘故吧。表叔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在读高中，叫一尘，一个在读初中，叫一静，最可惜的是，一尘两年后不幸在老家坠楼而亡。
后来我才知道，表叔是在南京的浙江永康县永康人同乡联谊会会长，经常有来自永康的大学生到表叔家聚会，每次表叔都非常热情地款待他们，而丝毫没有一句怨言。我去了后，表叔和表婶更加地对我关怀，每次我去了他们都弄些好吃的菜，拿出珍藏很久的酒给我吃，给我喝，表婶还让我每个月把床单、被子等拿来这里洗。写到这里，我对自己感到十分的羞愧，自从毕业后，我就一直没有给表叔写过信，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父亲曾经就此事说过我两次，可我居然都忘记了。
也许在我的脑海里，南京这个城市曾经留下了我前半生最美好的欢乐，但也留下了我最痛苦的伤痕，我其实是不想再去触动那些像丝般一样的回忆，而只能将它们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吧。
杨莉来信了，她告诉我她住在重大四舍，那里被称为熊猫馆。学校很大，她还没有转完。同宿舍的人都想看看我的样子，希望我能给她寄张照片去。我看了信非常高兴，连忙从相册里挑选了一张穿着排长制服的单人全身照片，自我感觉良好，给杨莉寄了过去。
从部队回校后，我去理发，索性剃了个光头，同宿舍的人都笑了，马上我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小光。每天的课不多，几乎都是基础课，所以往往是几个班在一起上课，记得是东南院的教室，所以每次上课时都是一两百人。这几天没什么多的事，我整天和陈智在一起，空闲时光就转转街，看电影、录象什么的。
校广播站其实很小，我每周二和周五晚上值班，就是提前录制第二天的节目，早、中、晚各一套。我是机务员。那里有一台老式的带式录音机，主要的节目录制工作就全靠它了；另外还有几台台式录音机，主要是用来播放歌曲的；里面有一间小录音室，是全封闭的，里面铺着红色的地毯，墙上有一面很大的隔音镜子，可以互相看到对方，我和播音员的交流主要就是通过这面镜子打手势了。
广播站里磁带很多，我们经常空闲时就听音乐，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是赵传、童安格、齐秦等人的歌了。我甚至留了一段时间的长发，模仿齐秦，还照的有照片。有时在录制过程中播音员要求休息时，就把那些人的歌曲放起，大家都在录音室里席地而坐，静静地聆听着，有时还要放点交响乐，非常地暇意。
在校广播站收获最大的就是广播站组织大家一起外出旅游，去过无锡的太湖和苏州的园林，可惜只有两次，后来由于经费的缘故就再也没有旅游过了。
南工很大，在敬香北路还有一大片住宿区，是高年级和部分教师住宿区，我在那里找到了高年级的同乡，平时玩的最要好的一个是85级同专业的，叫陈光军，另外一个是85级工民建专业的，叫李斌。
“你们86级的人最好认了，”陈光军笑着对我说。
“怎么了？”我不解。
“你自己看看嘛，”他指着校园里行走的人群，“走路时还保持着军人的姿态的，那一定是86级的了。”
的确，经过了42天的部队军训，我们86级的每个人无论是走姿还是坐姿都挺直了腰板，很有些军人风采。这也许就是军训的好处吧。
我照例去看了看信箱处，没有来信，就觉得很无聊，于是就背着书包慢慢地走回了宿舍。
刚进门，来自山西的裴宏伟看到我进来就大叫起来，“快点来，你的403来信了，还有照片呀，快打开给我们看看。”
杨莉住在重大四舍403房，因为我们之间的信很多，所以同宿舍的同学们都笑称杨莉为403。
“快把信给我，”我快步上前，笑着说，“今天谁那么积极呀，这么早就去开信箱？”
我拿过信，连忙脱鞋上床，头靠在被子上，摸出烟，发给裴宏伟一根，散了一圈，自己点上一根，美美地吸了一口，开始看起信来。
“哥们，照片看看呀，”陈智笑着说。
“呵呵，别闹了，等我看完信再说了。”我急忙放下蚊帐，宿舍里顿时一片笑声。
信中开头照例是一些问候语，谈些学习和生活上的趣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心里读着，仿佛我就坐在她旁边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这封信似的。她说她收到了我的信和照片，我看上去非常地精神，她的同学都戏称我为17排排长了，我不禁嘴角边露出了笑容。
当时我的个子只有170cm，在同学中属于中等。我捏了捏信纸，里面硬硬的，真的夹带了一张照片。我忍住心中的激动，决定先看完信再看照片，这可是我第一次收到女生的照片呀。
她说，一天她去学校的礼堂看画展，当看到一幅苹果写生画时，她停下了脚步，仔细地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烂的苹果，谁要呀，”这时，后面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怎么会没人要？你看这位杨凯不是拣了回来？”原来这幅画的作者叫杨凯，她回过头，一位男生正站在她后面，她顿时脸红了，就跑开了。
“还是那么调皮，”我在心里笑着。
高中时她在学校里就非常地活泼，在威严的金老师面前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只有她敢，但也可能由于她的父母和金老师是同学的缘故。她又是连续几届的文娱委员，学校的黑板报都是她在编写。想起平时我在学校里只能有时偷偷地瞟上她几眼，不敢多看，我不由笑了起来。
她说，她进了学生会，有很多的高年级同学强着带她们去转校园，还要帮她们照相，这张照片就是在重大校园里面照的，是在一个小水塘边，她觉得这张照的还不错，还可以让我看看重大的校园，所以就给我寄了过来。
我慢慢地抽出照片，满眼的绿色，笔直参天的大树，枝繁叶茂的铺满了整个照片，只在绿叶和枝杈间隐约露出蓝天，连那小小的水塘都碧绿般；她娇小的身躯斜斜地靠在水塘的栏杆上，白色的短裙微微漂浮着，仿佛就要腾空飞起；她的腿很美，懒散地靠在一起，那么地不经意；粉红色的衬衣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中格外地显眼，正应了那句，“万绿丛中一点红。”她微微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眯眯地望着我，那头披肩长发在微风中飞扬。我似乎嗅着了她身上传来的那股幽香，她仿佛就要飞到我的身边。
“喂，小光，让大家看看你的403呗，别那么神神秘秘的。”陈智走到我的床边。“瞧你都快看傻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待续）
我笑了。小时侯每逢我考试得了100分，父亲和母亲就要奖励我5分钱，而这些钱我舍不得用，最终全部交给了当地的新华书店，为了就是买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丛书。记得有一次，听说小镇上新来了一本三国演义连环画，我课都没上，沿着公路独自步行10里，走到小镇，就为了买这一本新书，结果老师家访，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
“对，就是三国时代的蜀国。”我笑着回答。
“我最崇拜诸葛亮了。”他说。
“我也是。”
陈智又拿出一盘磁带，“你听过黄家驹的歌吗？”他问我。
“没有，”我不好意思，“我从没听过流行歌曲，”
他神秘地冲着我笑笑，“你听听这个。”
这时，一首优美的歌曲进入了我的心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
“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
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
是在抗议过份自由，
还是荒谬的地球；
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
按着痊愈的伤口，
究竟应该拼命奋斗，
还是默默地溜走；
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
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
我们曾经一样地流浪，
一样幻想美好时光，
一样的，
感到流水年长；
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
没有相同的主张，
可是你知道，
我的迷惘。”
我们都没有说话了，静静地听着这首歌；我的心中思潮翻滚，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美妙的歌曲，它像一条潺潺的小河流过我的心间，如同炎炎的夏日里喝下了冰冻多时的酸梅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黄家驹的歌，也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港台流行歌曲，我立刻喜欢上黄家驹了。
“我最喜欢这首歌。”陈智轻声说。
我也喜欢，我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们放了一遍又一遍，房间里充斥着这首《你知道我的迷惘》，就在这音乐的背景中我们悄声地聊起来，聊了很久，一直聊到了天亮。
人的一生就像是走在一条永远不能回头也不能停留的路上，有时身边没有人，自己一个人孤单地行走着，有时在途中你会遇见一些人，你们共同地前进着，但有时和你共同行走的人在陪伴你走过一段路后就会分手别行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你能克服这种孤独感吗？我想至少我不能。
上午的报名中，陆续认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新同学，有石家庄的、有贵州的、有新疆的、有东北的、有广州的、有内蒙的，更多的是来自江苏和安徽的同学。
行李也到了，我忙了一个下午，才把床铺好，挂上了蚊帐。房间里很热闹，其他人都在忙碌着，我和陈智对望着，陈智笑了，他说，“走吧，我们去转转。”我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就离开了房间。
南工历史很古老了，原来的校名很多，我现在依稀仿佛记得南工曾叫过中央大学还是东南大学，那时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解放后就改名为南京工学院。我们住在东区，门牌是四牌楼2号，与教学区隔着条马路，这条马路是南京的主干道，太平北路，车很多，每天我们都要走路横穿这条马路，所以每学期几乎都有学生被车撞。我们住的那栋楼是10舍，挨着10舍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周围是围墙，操场对面是一排排教师楼。另外一边挨着的是研究生楼，旁边是第四食堂。当时我只能记住这些房屋，因为南工太大了，楼房太多了的缘故。楼房很旧，有些楼房外墙上还爬满了青藤。东区的大门正对的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小楼房，那里是学生会和校广播站。
大门口有一间很小的面馆，生意很好，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家面馆。就是因为当时我对它的煮面方式感到非常奇怪，它是一碗一碗煮的；用一口小锅，随手抓点面，加上水，洒点盐，打进一两个鸡蛋，然后煮一会，火很旺，所以面很快就熟了，然后将小锅里的所有东西倒入一个大海碗里，再撒点味精、葱花，就行了。面熟又热、汤滚又多，吃完后全身感到热乎乎的。
我虽然不是美食家，但却很好吃，离开南京十多年了，很多我都记不清楚了，可是我吃过的东西却历历在目，如鸭血汤、豆腐果子等，每当晚自习后，走回宿舍的路中，在小摊前舀一碗热气腾腾的鸭血汤，非常鲜美，慢慢地喝下去，顿时全身一片舒坦，才2角钱一碗。而豆腐果子则是先将豆腐切成一块块的正方形，放在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再捞出来，合着豆芽等蔬菜放在一起煮汤，吃的时候蘸点辣椒酱，吃一块豆腐块，喝一口汤，美哉。唯一让我遗憾的是辣椒酱一点都不辣，所以我经常大勺大勺地舀辣椒酱，舀的小贩们叫苦连天。
陈林也来了，原来我们虽然没有考在一个系，却都在一栋楼里，我住在四楼，他住在三楼，五楼全部是女生；我们86级的全部都住在一栋楼里。所以当时我给南工的男女生比例下了定义，就是男女生之比为四比一，就是因为我们男生占了四层楼，而女生只有一层楼。
“回老家感觉如何？”我问他。
“我第一次回老家，非常新鲜，”陈林回答道。“有很多亲戚，我都认不完。”
我笑起来，“你知道我们千算万算，算漏了什么？”
“是什么？”陈林也笑了。
“你自己看看。”我把当时偷藏起来的学校招生广告拿出来给他看。“你看，无线电专业只在四川招两人呀。”
“是吗？呵呵”陈林笑的很开心，“那我要去找找是哪个人，居然把你给挤下去了。”
当时我们两个人研究了很久，觉得只有南工我们俩都能考上，而且成都和南京之间有直达火车，无须转车，而南京又离我们俩的老家都近，我们俩又都喜欢无线电，高中时父亲教过我装收音机，还成功地收听到节目了。所以我们两个都报了南工无线电专业，可是却漏看了该专业在四川只招收两名学生，所以我虽然上了南工的分数线，却被调配到了土木工程系，就是当时的五系，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
命运是个非常巧妙的东西，它时常作弄着人，我经常听到很多人在悲叹，我被命运作弄；其实，只要认真、仔细地想想，这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一直认为，命运只是如同一根指挥棒，它给你指出了方向，但怎么走、如何走却是人本身自己的事。就像是众多的人一起去爬山，每个人都站在山脚，只是各人所站立的地点不同，上山的道路不一样而已。在上山的过程中，有些人走过的地段是铺满了鲜花，道路平坦，而有些人走过的地段却是铺满了荆棘，道路又崎岖不平，甚至蜿蜒转折；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只能靠自己的毅力和精神，要知道，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最终登上高峰的。
晚上，我去研究生楼将草席、枕头和毛巾毯还给过老师，并和他聊了一会，他问我，“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我告诉他，我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踢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爱好，集邮，旅游、登山、无线电等，”并且告诉了他我和陈林想考南工的事。
“其实我们五系很不错的，”他说，“以后你走上工作岗位你就会知道了。”
然后他笑着问我，“校广播站正缺人，站长是我同乡，怎么样？还有工资可以领，愿不愿意去？”
“我当然愿意。”我高兴地答复。“真是太感谢您了。”
随即而来的是为期42天的军训，我们那年是全国第一批。在操场上我们每个人领到了一套没有肩章和帽徽的军服和一套部队专用生活器具，包括军被。两天后我们就被数十辆军车载往了部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的编制是，南京军区535团第一教导营四连二排一班，部队驻地离南京约50公里。
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像是一团云，所有曾经经历过的事，见过的人都已经模糊了，有些也许还是我自己的臆想，我甚至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就如同在梦里似的，当时非常地清晰，可是一旦从梦中醒来，一切却变的如此的模糊不清。
部队的生活非常地艰辛，南京的太阳又十分地火辣，记得第一次在阳光下站立了两个小时，有四、五个人晕倒在地，吓的部队领导立刻取消了站立训练。队列训练最累，背着五四式半自动步枪不停地走着正步，转向，跑步，报数，卧倒等，一天下来，满身的灰尘和酸痛。吃饭时大家都要排队、唱歌、小跑、报数的去集体用餐，一个班10名学生和一名班长围坐一桌，可桌上却只摆放着两盘菜，开始大家都还保留着学子们的矜持，小心翼翼地挟菜，可到了后来都顾不上了，一上桌子便纷纷抢了起菜来。那时菜吃的很少，饭却满满一大碗，结果军训结束后我整整长了10公斤肉。这里的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比如说，一人动作没做好，全班重做；吃饭前必须排队集合，高唱着革命歌曲小跑至食堂；甚至就连上厕所都要报告请示。
学校的领导在第一天告诉大家，希望部队要像对待新兵一样对待我们；而部队的领导则告诉带兵的班长，不能像真正新兵一样对待我们，所以我对部队新兵的遭遇深感同情。
我给郭霞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的通信地址，请她转告杨莉。不久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杨莉也给她写了信，并也请她转告我她的通信地址，原来她也参加了军训。我马上给杨莉写了封信去。
我们班长姓董，是浙江宁波人，马上就要退伍了，由于我的双重身份（四川学生，可祖籍却是浙江永康），所以他和我的关系非常好。有次晚上部队要搞紧急集合，他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就衣服不脱地上了床，结果，我是第一个在3分钟之内背着背包抗着抢跑到操场上集合的，由此受到了部队的表彰。每到晚上值勤时，我总是顶替同学，（我们是每个人值一个小时）和他坐在房间门口，抽着烟，喝着酒，聊着天，一直到深夜。
我们排长是个上海人，他是某军校毕业的，一直想退伍回去，可部队不同意，所以他就非常地怠岗，也不想管我们，部队也拿他没办法，只得任他。他有时也和我们一起聊天，他原来家境比较宽裕，由于他当时没考上大学，所以读的军校，现在他儿时的朋友都在上海，并且都过的很好，只有他还在部队里，所以他早就想退伍回沪了。并还发给我们上海烟抽，记得是《牡丹》牌香烟。
我收到了杨莉来的第一封信，她向我解释了上回没去我家的原因，她母亲要带她提前去重庆，又联系不上我，她心里也很着急，幸好通过郭霞联系上我了；然后她充满喜悦的心情告诉我她们部队里的许多趣事，比如，部队里的班长抢着要带女兵，都想方设法地和她们说话等等。我也写信告诉她我这里的一些趣事。
临近结束时，我们搞了检阅式，就像在国庆天安门前的检阅一样，只不过坐在台上的是南京军区的首长和学校的领导。结果，我们连在队列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女兵连是第二名。535团派出一个班和我们班共同演习了班进攻战术，攻占一个山头，不过打的都是曳光弹，现在细细回想起来，只觉得当时就像是在战争片中的打仗，非常地过瘾。
42天的军训结束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在临行前的那一刻。部队给我们饯行，每班都是八个菜，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挟菜，也没有吃饭，只是含着眼泪喝着酒，互相碰着杯，连长上台讲话时哽咽着说不出话，学生代表的脸上更是流满了泪水。爬上送我们的军车，我们所有的学生和所有的班长们都流下了热泪，女兵连的哭声最响。那真是感人的一幕，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了一种最高境界。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那幕情景，此刻不由眼眶中感到湿湿的。
人生的前行过程中总会遇到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因为我们当时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我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种种需求，虽然日子过的很平淡，但却充满了真情，一旦到了离别的时刻，这种真情就会爆发。就像爱情，两个人的相处并不需要多少激情，也许平淡些最好，但只要两个人都是真心真情；也许当时还感觉不到，可是一旦到了分手或离别时，这种真情就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放射出巨大的能量，而曾经相处在一起的人都会陷入那深深的思念之中，甚至不能自拔。
回到学校，我马上给杨莉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在学校的信箱。记不起是在写第几封信时，我的心中隐隐有些渴望，一丝想念，每天都要去信箱处看看有没有我的信件；我内心深处盼望着能收到杨莉的来信，当然还有父母的信。
平均每个月我都要给父母写两封信，报告他们我在南京的所有情况，父亲的来信很少，主要都是母亲在执笔。当时总觉得母亲的来信中涉及的琐碎小事很多，往往是几篇纸，但现在翻出来再重新看看时，我却深深地感到了信笺中那种赤子远游，而母亲却坐在夜晚昏黄的灯下仔细地缝补着儿子的衣裤时的思念之情。
父亲来信告诉我，在南京我有个表叔，姓胡，是父亲的表弟，他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是个作家，让我去找找，我在一个空闲的周末去了南京军区，并且很快找到了表叔。表叔个子不高，偏胖，头发稀疏，带着眼镜，总是笑眯眯的，他正在写作，是部队分派的任务，中国十大元帅的回忆录，他写的是陈毅。表婶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经常忙个不停，很勤劳，这也许就是表叔能安心在家写作的缘故吧。表叔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在读高中，叫一尘，一个在读初中，叫一静，最可惜的是，一尘两年后不幸在老家坠楼而亡。
后来我才知道，表叔是在南京的浙江永康县永康人同乡联谊会会长，经常有来自永康的大学生到表叔家聚会，每次表叔都非常热情地款待他们，而丝毫没有一句怨言。我去了后，表叔和表婶更加地对我关怀，每次我去了他们都弄些好吃的菜，拿出珍藏很久的酒给我吃，给我喝，表婶还让我每个月把床单、被子等拿来这里洗。写到这里，我对自己感到十分的羞愧，自从毕业后，我就一直没有给表叔写过信，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父亲曾经就此事说过我两次，可我居然都忘记了。
也许在我的脑海里，南京这个城市曾经留下了我前半生最美好的欢乐，但也留下了我最痛苦的伤痕，我其实是不想再去触动那些像丝般一样的回忆，而只能将它们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吧。
杨莉来信了，她告诉我她住在重大四舍，那里被称为熊猫馆。学校很大，她还没有转完。同宿舍的人都想看看我的样子，希望我能给她寄张照片去。我看了信非常高兴，连忙从相册里挑选了一张穿着排长制服的单人全身照片，自我感觉良好，给杨莉寄了过去。
从部队回校后，我去理发，索性剃了个光头，同宿舍的人都笑了，马上我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小光。每天的课不多，几乎都是基础课，所以往往是几个班在一起上课，记得是东南院的教室，所以每次上课时都是一两百人。这几天没什么多的事，我整天和陈智在一起，空闲时光就转转街，看电影、录象什么的。
校广播站其实很小，我每周二和周五晚上值班，就是提前录制第二天的节目，早、中、晚各一套。我是机务员。那里有一台老式的带式录音机，主要的节目录制工作就全靠它了；另外还有几台台式录音机，主要是用来播放歌曲的；里面有一间小录音室，是全封闭的，里面铺着红色的地毯，墙上有一面很大的隔音镜子，可以互相看到对方，我和播音员的交流主要就是通过这面镜子打手势了。
广播站里磁带很多，我们经常空闲时就听音乐，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是赵传、童安格、齐秦等人的歌了。我甚至留了一段时间的长发，模仿齐秦，还照的有照片。有时在录制过程中播音员要求休息时，就把那些人的歌曲放起，大家都在录音室里席地而坐，静静地聆听着，有时还要放点交响乐，非常地暇意。
在校广播站收获最大的就是广播站组织大家一起外出旅游，去过无锡的太湖和苏州的园林，可惜只有两次，后来由于经费的缘故就再也没有旅游过了。
南工很大，在敬香北路还有一大片住宿区，是高年级和部分教师住宿区，我在那里找到了高年级的同乡，平时玩的最要好的一个是85级同专业的，叫陈光军，另外一个是85级工民建专业的，叫李斌。
“你们86级的人最好认了，”陈光军笑着对我说。
“怎么了？”我不解。
“你自己看看嘛，”他指着校园里行走的人群，“走路时还保持着军人的姿态的，那一定是86级的了。”
的确，经过了42天的部队军训，我们86级的每个人无论是走姿还是坐姿都挺直了腰板，很有些军人风采。这也许就是军训的好处吧。
我照例去看了看信箱处，没有来信，就觉得很无聊，于是就背着书包慢慢地走回了宿舍。
刚进门，来自山西的裴宏伟看到我进来就大叫起来，“快点来，你的403来信了，还有照片呀，快打开给我们看看。”
杨莉住在重大四舍403房，因为我们之间的信很多，所以同宿舍的同学们都笑称杨莉为403。
“快把信给我，”我快步上前，笑着说，“今天谁那么积极呀，这么早就去开信箱？”
我拿过信，连忙脱鞋上床，头靠在被子上，摸出烟，发给裴宏伟一根，散了一圈，自己点上一根，美美地吸了一口，开始看起信来。
“哥们，照片看看呀，”陈智笑着说。
“呵呵，别闹了，等我看完信再说了。”我急忙放下蚊帐，宿舍里顿时一片笑声。
信中开头照例是一些问候语，谈些学习和生活上的趣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心里读着，仿佛我就坐在她旁边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这封信似的。她说她收到了我的信和照片，我看上去非常地精神，她的同学都戏称我为17排排长了，我不禁嘴角边露出了笑容。
当时我的个子只有170cm，在同学中属于中等。我捏了捏信纸，里面硬硬的，真的夹带了一张照片。我忍住心中的激动，决定先看完信再看照片，这可是我第一次收到女生的照片呀。
她说，一天她去学校的礼堂看画展，当看到一幅苹果写生画时，她停下了脚步，仔细地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烂的苹果，谁要呀，”这时，后面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怎么会没人要？你看这位杨凯不是拣了回来？”原来这幅画的作者叫杨凯，她回过头，一位男生正站在她后面，她顿时脸红了，就跑开了。
“还是那么调皮，”我在心里笑着。
高中时她在学校里就非常地活泼，在威严的金老师面前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只有她敢，但也可能由于她的父母和金老师是同学的缘故。她又是连续几届的文娱委员，学校的黑板报都是她在编写。想起平时我在学校里只能有时偷偷地瞟上她几眼，不敢多看，我不由笑了起来。
她说，她进了学生会，有很多的高年级同学强着带她们去转校园，还要帮她们照相，这张照片就是在重大校园里面照的，是在一个小水塘边，她觉得这张照的还不错，还可以让我看看重大的校园，所以就给我寄了过来。
我慢慢地抽出照片，满眼的绿色，笔直参天的大树，枝繁叶茂的铺满了整个照片，只在绿叶和枝杈间隐约露出蓝天，连那小小的水塘都碧绿般；她娇小的身躯斜斜地靠在水塘的栏杆上，白色的短裙微微漂浮着，仿佛就要腾空飞起；她的腿很美，懒散地靠在一起，那么地不经意；粉红色的衬衣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中格外地显眼，正应了那句，“万绿丛中一点红。”她微微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眯眯地望着我，那头披肩长发在微风中飞扬。我似乎嗅着了她身上传来的那股幽香，她仿佛就要飞到我的身边。
“喂，小光，让大家看看你的403呗，别那么神神秘秘的。”陈智走到我的床边。“瞧你都快看傻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