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粉碎以后，苏南一带的乡镇企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父亲所在的生产大队办了个针织厂，但因为管理和销售的问题，亏本的厉害，职工和生产大队领导都有意见。他们物色了好多人都不能够扭亏为盈。于是，有人提出个建议，说我的父亲是个能人，外面的朋友多，又有文化，可以让他干，并且举出他为生产队买拖拉机的事情（那时他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冤枉了我父亲）；但是马上有人反对，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没有摘，让上面知道了追查起来不得了。两种意见争持不下，但又拿不出好办法来让针织厂兴旺起来。后来，请示了公社主要领导，那个领导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但暗示下面可以监督使用（而我的父亲已经开始给市和省的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将他的所谓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查清楚。但是，一封封的信回到了当地的有关部门——要求地方上去查清楚。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地方上，一方面要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处理许许多多的历史上留下来的问题；发展经济是非常非常地迫切，并且那些“文革”中有势力的人物还没有清除，我父亲的事情自然不会马上有结果）。
　　当生产大队的领导来和我的父亲说要让他去针织厂做销售副厂长时，父亲和母亲商量以后就同意了。父亲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他没日没夜地干，在针织厂的管理上下功夫，在针织服装的发展和销售上下功夫，甚至“剥削”我和哥的劳动力——在放假的时候，带上我们去搞市场调研，我们帮助他记录一些数据和起草计划，等等。半年以后，针织厂兴旺起来。两年后，不但还清了债务，还为集体积累了不少资金，父亲也当上了厂长。针织厂的虞山牌毛衫当时非常有名气，省报和市报都有报道；江西宜春等地方的国营大针织厂都派人来学习取经，学习针织技术。针织厂还易地建造了厂房。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南的乡镇企业更是轰轰烈烈，父亲的针织厂越来越好，规模也大了许多。这时候，他的问题原来一拖再拖，终于在某领导的过问下得到了解决——平反，也给我家作了当时情况下的经济上的适当补偿。那是在1981年，父亲原来单位要求父亲回原单位工作，但是公社和生产大队领导都不愿意，和我父亲商量要他留下来；同时向父亲的单位领导提出了有关的要求与条件，双方作出了现在看来不利于我的父亲的决定——父亲继续在针织厂工作，工资待遇在针织厂，为生产大队创造效益；同时，父亲原单位以职工集资的名义在针织厂投入二十多万元钱，年利息为25%，，以此作为让我的父亲留在针织厂的回报。对于我父亲，原来的工作，可以由子女中的任何一个顶替；或者拿一些保养金，一直到终老。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根据我家的实际情况（大哥已经参加工作；我在师范学院读书，弟和最小的妹妹也在读书），就选择了后者。
　　没有料到的是，针织厂兴旺了仅仅十多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开始走下坡路。而父亲原单位将集资款连本带利收了回去，仅仅给我的父亲发保养金。以前，我父亲本来可以在针织厂多拿工资和奖金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说自己不能比职工多拿钱，他们也在很好地工作，自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拿工资就够了。可有时候出差或者有业务上客人来了，他用自己的钱去招待客人，不能报销的，就自己掏腰包了……而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针织厂兴旺时谁都说好，见了我父亲亲热得不得了，待若上宾，奉如财神，年年评他为先进。针织厂走下坡路以后，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特别是有一个靠着父亲的针织厂兴旺爬上更高领导岗位的“经济能人”，对他的态度更是180度的大转弯，在背后说他的“黑话”，挤兑他，不仅设法从贷款资金上卡他，而且挖走他下面的技术人员。
　　90年代初，父亲的针织厂快要支撑不下去了；而且他手下的副厂长和一些人也想方设法赶他离开。面对针织厂内外种种议论和种种明弹暗箭，面对针织厂的生产和经营困境，父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辞去了厂长的职务，离开了针织厂。他的身心又一次遭到了摧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垮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一生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