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guyuekun
今天晚上，我坐到书桌前准备写东西时，抬头看到书桌上父亲那慈爱的照片望着我，似乎在对我说着什么。我心里就酸酸的起来。我写不下别的东西了，我想写写我的父亲。
星期天，我去看望父亲。近几年，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去了好多医院看病，说是柏金森氏综合征，加上他的身体弱，难治。吃了好多的中药西药，也不见好转。这一段时间，只能够天天躺在病床上，已经下不了地，全靠母亲服侍他，喂饭喂药。我和大哥他们心里非常难过，又没有办法。看着父亲清癯的脸，我的心里酸酸的。临走时，他反而安慰我们，要我们安心工作，并且一再地说：“记住，做人要真诚，做事要踏实，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听了这话，我差点儿忍不住，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父亲每次见到我们，都要吩咐几句这样的话。小时候，我们总是嫌他噜苏——其实他的话不多，可我们觉得他老是不放心我们，老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我们就是在他这样的“噜苏”下长大成人，并且都有了自己的成绩。可是，他自己的一生，却就是在自己这样的信条之下，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和坎坷（我们也曾经跟着他受磨难和坎坷）——他却说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活得坦坦堂堂。
我的祖上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邓小平的女儿在前年到本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查家族历史，邓小平夫人卓琳原姓浦，她说自己祖上是从本市出去的，到了云南；和我的祖上原是一个家族）。我在很小的时候，祖母（她是缠小脚的，始终以小脚自豪）与大伯母经常悄悄地告诉我们，说我的太公怎么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造桥铺路，创办国民小学，开办中医诊所，做了许多的善事，把家当都搞光了……我听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被莫名其妙地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的父亲在5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下乡参加扫盲（他是1949年十几岁时初中毕业生），土改，建办信用合作社，银行，乡团支部书记……做过很多的工作，都是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最后到了邮电局。一呆就是十几年。父亲是个热心人，业余时间喜欢摆弄矿石收音机；家里的藏书拿出来开了个图书店；为乡下生产队的朋友去联系买手扶拖拉机；应组织之请在一些墙壁上画大型画像————“文革”之初，象“毛主席去安源”这些油画都画过；他还常做善事，给一些困难的人家以帮助……他为人爽快正直善良。
可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反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误解和嫉恨。我出生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二哥出生时因为祖母和母亲要不要将他过继姑母等家庭的原因，没有及时去上户口。后来给我俩一起去上户口，结果是派出所的办事人员的疏忽，阴错阳差地搞错，把我的名字写成了老二，而且没有注意到，一直到上学读书，才发现在户口上我成了老二。而实际上弟弟个子比我小，不知道的人也都以为我是哥哥，自然地他就成了我弟弟了，始终到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二儿子。而那个时代社会乱纷纷的，谁也不会把这事情放在心上，派出所更不会承认是他们的差错。父母也没有办法。这是另外的话题。而让我永生难忘的是那一年————1969年底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年是“文革”开始第三年后的一个清晨，寒冷的街道上落满了梧桐树叶。这个早晨对于我的父亲和我们一家来说，就象这些梧桐树叶一样，一下子被人打入象街道上大字报里说的所谓“历史的垃圾堆”。那一夜间，我家住的街道上，突然贴满了大字报，说我父亲说了反动口号，是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还开列出十大罪状：收听敌特电台，开黑书店腐蚀毒害青少年；把毛主席像画的不好是对毛主席不满；解放前开过药铺杂货店剥削穷人；母亲（我祖母）是小脚是封建余孽；帮助别人说他们穷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帮助生产队买手扶拖拉机时贪污了公款；等等。我母亲清早上街时看到那么多的人在看大字报，而且议论纷纷，她一下子惊呆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别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她。母亲是跌跌撞撞赶回家的，一进门，就看到父亲呆头呆脑的坐在椅子上——已经有朋友告诉了父亲这事情。看到父亲这样子，母亲泪流满面，没有再问一句话：母亲是爱父亲的，也绝对相信父亲没有这些事情的。而我们几个子女虽然还小，但在那个时代，都明白这事情的后果要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连大气也不敢出，站在地上害怕地望着父母亲。父亲呆了好半天才开口说话，但他神情严肃的告诉我们：“那是别人的中伤，是造谣！你们相信父亲没有做亏心事情，怕什么？让组织上去查证好了。我还是那句话，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可是，令父亲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恰恰是父亲单位的负责人和别人串通一气，在一夜间做出了让街道上的居民震惊不已的事情。几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负责人有些经济问题，他得到风声，说上级要查单位的帐目；他怀疑是我的父亲告发了他，因为我父亲和他曾经是拜把子兄弟，而且他和我的大伯母是表兄妹，知道他的底细：“文革”开始后两人关系疏远了，他一直防着我的父亲。他和“专政组”的头头关系非同一般，为了自己，他在那个头头的同意下使出了非常毒辣的手段。而我的父亲当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
再后来，在“文革”时代，我父亲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天，我父亲就被“专政组”专政起来了，先是被关进一间小屋子，日夜审问他，要他交代问题；我父亲开始还分辩，据理力争，后来在严酷的折磨和不容分辩的情况下，不再开口说话；甚至在一次没人看守的情况下找了根绳子悬梁自尽————以表示抗议，被人从窗外路过发现及时救下……专政组的头头说他不老实，是以死来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示威，应该加以严罚；以后就不再审问，而是戴上高帽子在大会批斗，或者游街，高帽子上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不仅从生理上而且从心理上折磨他。
与此同时，我们家里也遭到了严峻的考验，被抄了家，家里的藏书，画，收音机，一些值钱的东西，包括父亲的呢料大衣等等，悉数被抄去。这还不算，每天白天有人莫名其妙地闯进来找人；晚上也有人在我家门口转悠，似乎是怕有同情我家的人来说什么。亲戚们都不敢随便来我家安慰我们；母亲整天不言不语，也怕连累亲戚而要求我们不要随便出去找他们。到了第二天早上，她总是早早地起来，眼眶黑黑的，泪痕依稀在脸上闪着，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起，看我们吃过早饭以后送我们去上学，并且简单吩咐我们几句，大意是到了学校别人骂我们不要开口和他们分辩，好好读书，放学后早点回家。（一）
星期天，我去看望父亲。近几年，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去了好多医院看病，说是柏金森氏综合征，加上他的身体弱，难治。吃了好多的中药西药，也不见好转。这一段时间，只能够天天躺在病床上，已经下不了地，全靠母亲服侍他，喂饭喂药。我和大哥他们心里非常难过，又没有办法。看着父亲清癯的脸，我的心里酸酸的。临走时，他反而安慰我们，要我们安心工作，并且一再地说：“记住，做人要真诚，做事要踏实，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听了这话，我差点儿忍不住，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父亲每次见到我们，都要吩咐几句这样的话。小时候，我们总是嫌他噜苏——其实他的话不多，可我们觉得他老是不放心我们，老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我们就是在他这样的“噜苏”下长大成人，并且都有了自己的成绩。可是，他自己的一生，却就是在自己这样的信条之下，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和坎坷（我们也曾经跟着他受磨难和坎坷）——他却说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活得坦坦堂堂。
我的祖上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邓小平的女儿在前年到本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查家族历史，邓小平夫人卓琳原姓浦，她说自己祖上是从本市出去的，到了云南；和我的祖上原是一个家族）。我在很小的时候，祖母（她是缠小脚的，始终以小脚自豪）与大伯母经常悄悄地告诉我们，说我的太公怎么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造桥铺路，创办国民小学，开办中医诊所，做了许多的善事，把家当都搞光了……我听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被莫名其妙地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的父亲在5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下乡参加扫盲（他是1949年十几岁时初中毕业生），土改，建办信用合作社，银行，乡团支部书记……做过很多的工作，都是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最后到了邮电局。一呆就是十几年。父亲是个热心人，业余时间喜欢摆弄矿石收音机；家里的藏书拿出来开了个图书店；为乡下生产队的朋友去联系买手扶拖拉机；应组织之请在一些墙壁上画大型画像————“文革”之初，象“毛主席去安源”这些油画都画过；他还常做善事，给一些困难的人家以帮助……他为人爽快正直善良。
可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反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误解和嫉恨。我出生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二哥出生时因为祖母和母亲要不要将他过继姑母等家庭的原因，没有及时去上户口。后来给我俩一起去上户口，结果是派出所的办事人员的疏忽，阴错阳差地搞错，把我的名字写成了老二，而且没有注意到，一直到上学读书，才发现在户口上我成了老二。而实际上弟弟个子比我小，不知道的人也都以为我是哥哥，自然地他就成了我弟弟了，始终到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二儿子。而那个时代社会乱纷纷的，谁也不会把这事情放在心上，派出所更不会承认是他们的差错。父母也没有办法。这是另外的话题。而让我永生难忘的是那一年————1969年底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年是“文革”开始第三年后的一个清晨，寒冷的街道上落满了梧桐树叶。这个早晨对于我的父亲和我们一家来说，就象这些梧桐树叶一样，一下子被人打入象街道上大字报里说的所谓“历史的垃圾堆”。那一夜间，我家住的街道上，突然贴满了大字报，说我父亲说了反动口号，是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还开列出十大罪状：收听敌特电台，开黑书店腐蚀毒害青少年；把毛主席像画的不好是对毛主席不满；解放前开过药铺杂货店剥削穷人；母亲（我祖母）是小脚是封建余孽；帮助别人说他们穷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帮助生产队买手扶拖拉机时贪污了公款；等等。我母亲清早上街时看到那么多的人在看大字报，而且议论纷纷，她一下子惊呆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别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她。母亲是跌跌撞撞赶回家的，一进门，就看到父亲呆头呆脑的坐在椅子上——已经有朋友告诉了父亲这事情。看到父亲这样子，母亲泪流满面，没有再问一句话：母亲是爱父亲的，也绝对相信父亲没有这些事情的。而我们几个子女虽然还小，但在那个时代，都明白这事情的后果要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连大气也不敢出，站在地上害怕地望着父母亲。父亲呆了好半天才开口说话，但他神情严肃的告诉我们：“那是别人的中伤，是造谣！你们相信父亲没有做亏心事情，怕什么？让组织上去查证好了。我还是那句话，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可是，令父亲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恰恰是父亲单位的负责人和别人串通一气，在一夜间做出了让街道上的居民震惊不已的事情。几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负责人有些经济问题，他得到风声，说上级要查单位的帐目；他怀疑是我的父亲告发了他，因为我父亲和他曾经是拜把子兄弟，而且他和我的大伯母是表兄妹，知道他的底细：“文革”开始后两人关系疏远了，他一直防着我的父亲。他和“专政组”的头头关系非同一般，为了自己，他在那个头头的同意下使出了非常毒辣的手段。而我的父亲当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
再后来，在“文革”时代，我父亲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天，我父亲就被“专政组”专政起来了，先是被关进一间小屋子，日夜审问他，要他交代问题；我父亲开始还分辩，据理力争，后来在严酷的折磨和不容分辩的情况下，不再开口说话；甚至在一次没人看守的情况下找了根绳子悬梁自尽————以表示抗议，被人从窗外路过发现及时救下……专政组的头头说他不老实，是以死来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示威，应该加以严罚；以后就不再审问，而是戴上高帽子在大会批斗，或者游街，高帽子上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不仅从生理上而且从心理上折磨他。
与此同时，我们家里也遭到了严峻的考验，被抄了家，家里的藏书，画，收音机，一些值钱的东西，包括父亲的呢料大衣等等，悉数被抄去。这还不算，每天白天有人莫名其妙地闯进来找人；晚上也有人在我家门口转悠，似乎是怕有同情我家的人来说什么。亲戚们都不敢随便来我家安慰我们；母亲整天不言不语，也怕连累亲戚而要求我们不要随便出去找他们。到了第二天早上，她总是早早地起来，眼眶黑黑的，泪痕依稀在脸上闪着，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起，看我们吃过早饭以后送我们去上学，并且简单吩咐我们几句，大意是到了学校别人骂我们不要开口和他们分辩，好好读书，放学后早点回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