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金灵芝
李：最近重读了你的〈上海宝贝〉。给我感觉象是走进了一家巨大的超市，或是主题公园，所到之处花花绿绿，琳琅满目，人物也有卡通化的倾向。
卫：这个主题公园的名字就叫“上海”。
李：这个“上海”似乎更象是一个虚拟世界。还有每一章前面有不少“引经据典”，让我联想到薄鹤石。这是我给博尔赫斯取的中文名字。只是他的引证范围大体不出羊皮纸上那些老黄历，而你偏爱的“典故”则更多和亚文化（ｓｕｂ－ｃｕｌｔ）有关。你似乎是用这些文化材料，把上海这座城市重新规划了一遍。
李：这是否意味着在你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审美的“乌托邦”冲动？ 卫：是。不仅是冲动，更是种野心。用文字覆盖你所居住的城市，给它涂一层能挑动情欲的粉红色，这就象用唇吻遍你的爱人身体。
李：听说《像卫慧那样疯狂》才是你自己最喜爱的小说，我也更喜欢你以前写的那些中短篇。你的小说总是由一个个“俳句式的”微型叙述连缀而成，好象在我们面前摆满一碟一碟红红绿绿配上调料的寿司刺身什么的，一切都处于一个平面，时间也已经消失，只有一些意象闪闪烁烁，象一片小星星。不过在〈上海宝贝〉中，我看到的却是由激情驱动的连续性叙述。记得以前看过你的一个中篇，写一个做家教的大学生，用的也是这种连续性叙述，而且两个作品都涉及了死亡。我想知道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你的写作只要与时间和激情有关，就要不可避免地遭遇死亡。
卫：说不上来，大凡情节发展到死亡的时候，小说文本主动地控制了作者。
李：我觉得〈上海宝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想把“上海”和“宝贝”分开来讨论。
卫：我先插一句，在中国没有其他的城市可以与宝贝放在一起，宝贝意味着漂亮受宠，令人垂涎，十足女性化，只有上海才可以说宝贝。
另外有很重要的一点，上海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一个上海人养活５个中国人。所以，上海是个又美丽又富有的女人。人人都想勾引，勾引不到，就被人骂。
李：说到点子上了。上海发生的一切，似乎使我们很难摆脱对于历史的联想。上海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点，程度可能不亚于西藏。
对于西方人，它代表了中国最具亲和力的一面，而站在一般中国人的立场上，它却应该受到排斥，甚至更加粗暴的对待。她象是一个道德上有污点的女人，或者用文化圈里更摩登的说法，一个不洁的它者，浮华而浅薄。
卫：就因为她的被殖民历史，和至今都找得到痕迹的殖民文化气息。比如那些欧式花园老洋房，那些咖啡馆里还在播放的老爵士，也就是昔日靡靡之音。
李：但却很少有人承认她的活力和包容性。比如中国的很多激进甚至革命的思想，都是在这里作为“且介亭记”得以发布流传的。
卫：上海的文化从３０年代起一直有两条线平行发展，一条是以鲁迅为首的革命左翼，一条则是殖民文化带来的寻欢作乐、香艳而又孤独颓废的作派。只不过经过文革，后者就断了。
李：在你笔下后者却又恍然重现了。我猜想你书中不断出现的寻欢作乐中的孤独感，包括你对主流文化的排斥态度，正是你的作品让一些人不安的因素之一。
好吧，再说说宝贝。这是你小说里的人物。它是单数，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Ｃｏｃｏ，在繁华港埠弥漫着的舞乐灯辉中狐媚般现身，好象歌剧里的蝴蝶夫人。同时它也是复数，是当代都市中处于“边陲群落”的一些年轻人。
我本人早年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侯没有调酒师、鼓手、ＤＪ之类，不过象诗人、艺术家、骗吃骗喝骗女人的混混，以及各种郁郁不得志的小野心家，还是一应具全。总之那种生活让你整天很ｈｉｇｈ也很没精打采。
卫：你当然是中国前卫文化圈里的前辈了，一路ｈｉｇｈ到２０００年。
李：下面就要面临最严重的问题——道德。
这是你的小说被指责最多的地方。这里涉及到我们对于妇女权利，包括享受性爱的看法。我曾听到不止一位先生声称女人的高潮是一种虚构。对此我没兴趣争辩。我只知道他们离倒霉已经不远了。
当然对你的小说来说，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即性高潮的供应者是一个洋人。这也超出了我能谈论的范围。我只想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需要一点法国式的开明。
也许我只能借用马克思的句式说，女人没有祖国。所以我不能完全同意国内一些女权兼后殖民理论家，把男／女，西方／第三世界解释为同构的权利图式。
再者，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时，经常以“实践正义”的尺度来权衡“诗性正义”。就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习惯。
卫：你讲得很好，另外我在读书第７期上看到查建英的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她的立场与姿态也非常好。评论者也有属于评论者的道德感。
李：你的书被禁后，好像文坛上涌现了一批针对你的批评声音，把你跟书中的人物等同而指责你本人颓废或堕落者有之，甚至还有人说你没有经历过吸毒就写吸毒……。
卫：对于前者，我想说他们还是得分清蛋与下蛋的鸡不同，对于后者，鲁迅好象有句话，妓女文学从来就不是由妓女来写的。你做过妈咪吸过毒所以得来的故事都是有代价的，而他没有亲历却把那样的故事写得更出色，于是他就有了某种因不付出生活代价而来的罪名，这是什么逻辑？而且我想特别强调，禁书后没有任何政府部门针对我个人有指责或伤害，但一些文坛的同道却藉种种名目对我讨伐有加上了瘾，不知他们是被统一指使还是有别的什么隐秘快感。道德在他们手里，是一件党同伐异的利器，而不是在理性范畴内讨论的东西。
李：谈谈春风文艺出版社停业前后你的心理。
卫：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出版社，他们为这本书出版前后做了很多工作。禁书后他们发在媒体上对我的讨伐声明我也表示理解，对他们停业而且职员的工资停发觉得抱歉。
虽然这一切的发生并非是我的责任，虽然我的一笔巨额版税还扣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损失比我大吧。
李：我还特别注意到你的小说里出现了一个１９９９年５月在美国领事馆门前示威的细节。我相信这是出于对自由公正的呼吁。
卫：那几天我一直与示威队伍在一起，而且美领馆离我家不到８００米。在民族大事上，我十分确定我是个热血的人。虽然在爱情上，我可能会冷血。
李：顺便问问，别的书在港台出版得怎么样？
卫：我很高兴《像卫慧那样疯狂》，还有《蝴蝶的尖叫》等都要出版了。那也是我真正喜欢的小说，《上海宝贝》只是商业上最成功的，单从小说艺术来讲，绝对不是最好的。
卫：这个主题公园的名字就叫“上海”。
李：这个“上海”似乎更象是一个虚拟世界。还有每一章前面有不少“引经据典”，让我联想到薄鹤石。这是我给博尔赫斯取的中文名字。只是他的引证范围大体不出羊皮纸上那些老黄历，而你偏爱的“典故”则更多和亚文化（ｓｕｂ－ｃｕｌｔ）有关。你似乎是用这些文化材料，把上海这座城市重新规划了一遍。
李：这是否意味着在你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审美的“乌托邦”冲动？ 卫：是。不仅是冲动，更是种野心。用文字覆盖你所居住的城市，给它涂一层能挑动情欲的粉红色，这就象用唇吻遍你的爱人身体。
李：听说《像卫慧那样疯狂》才是你自己最喜爱的小说，我也更喜欢你以前写的那些中短篇。你的小说总是由一个个“俳句式的”微型叙述连缀而成，好象在我们面前摆满一碟一碟红红绿绿配上调料的寿司刺身什么的，一切都处于一个平面，时间也已经消失，只有一些意象闪闪烁烁，象一片小星星。不过在〈上海宝贝〉中，我看到的却是由激情驱动的连续性叙述。记得以前看过你的一个中篇，写一个做家教的大学生，用的也是这种连续性叙述，而且两个作品都涉及了死亡。我想知道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你的写作只要与时间和激情有关，就要不可避免地遭遇死亡。
卫：说不上来，大凡情节发展到死亡的时候，小说文本主动地控制了作者。
李：我觉得〈上海宝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想把“上海”和“宝贝”分开来讨论。
卫：我先插一句，在中国没有其他的城市可以与宝贝放在一起，宝贝意味着漂亮受宠，令人垂涎，十足女性化，只有上海才可以说宝贝。
另外有很重要的一点，上海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一个上海人养活５个中国人。所以，上海是个又美丽又富有的女人。人人都想勾引，勾引不到，就被人骂。
李：说到点子上了。上海发生的一切，似乎使我们很难摆脱对于历史的联想。上海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点，程度可能不亚于西藏。
对于西方人，它代表了中国最具亲和力的一面，而站在一般中国人的立场上，它却应该受到排斥，甚至更加粗暴的对待。她象是一个道德上有污点的女人，或者用文化圈里更摩登的说法，一个不洁的它者，浮华而浅薄。
卫：就因为她的被殖民历史，和至今都找得到痕迹的殖民文化气息。比如那些欧式花园老洋房，那些咖啡馆里还在播放的老爵士，也就是昔日靡靡之音。
李：但却很少有人承认她的活力和包容性。比如中国的很多激进甚至革命的思想，都是在这里作为“且介亭记”得以发布流传的。
卫：上海的文化从３０年代起一直有两条线平行发展，一条是以鲁迅为首的革命左翼，一条则是殖民文化带来的寻欢作乐、香艳而又孤独颓废的作派。只不过经过文革，后者就断了。
李：在你笔下后者却又恍然重现了。我猜想你书中不断出现的寻欢作乐中的孤独感，包括你对主流文化的排斥态度，正是你的作品让一些人不安的因素之一。
好吧，再说说宝贝。这是你小说里的人物。它是单数，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Ｃｏｃｏ，在繁华港埠弥漫着的舞乐灯辉中狐媚般现身，好象歌剧里的蝴蝶夫人。同时它也是复数，是当代都市中处于“边陲群落”的一些年轻人。
我本人早年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侯没有调酒师、鼓手、ＤＪ之类，不过象诗人、艺术家、骗吃骗喝骗女人的混混，以及各种郁郁不得志的小野心家，还是一应具全。总之那种生活让你整天很ｈｉｇｈ也很没精打采。
卫：你当然是中国前卫文化圈里的前辈了，一路ｈｉｇｈ到２０００年。
李：下面就要面临最严重的问题——道德。
这是你的小说被指责最多的地方。这里涉及到我们对于妇女权利，包括享受性爱的看法。我曾听到不止一位先生声称女人的高潮是一种虚构。对此我没兴趣争辩。我只知道他们离倒霉已经不远了。
当然对你的小说来说，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即性高潮的供应者是一个洋人。这也超出了我能谈论的范围。我只想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需要一点法国式的开明。
也许我只能借用马克思的句式说，女人没有祖国。所以我不能完全同意国内一些女权兼后殖民理论家，把男／女，西方／第三世界解释为同构的权利图式。
再者，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时，经常以“实践正义”的尺度来权衡“诗性正义”。就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习惯。
卫：你讲得很好，另外我在读书第７期上看到查建英的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她的立场与姿态也非常好。评论者也有属于评论者的道德感。
李：你的书被禁后，好像文坛上涌现了一批针对你的批评声音，把你跟书中的人物等同而指责你本人颓废或堕落者有之，甚至还有人说你没有经历过吸毒就写吸毒……。
卫：对于前者，我想说他们还是得分清蛋与下蛋的鸡不同，对于后者，鲁迅好象有句话，妓女文学从来就不是由妓女来写的。你做过妈咪吸过毒所以得来的故事都是有代价的，而他没有亲历却把那样的故事写得更出色，于是他就有了某种因不付出生活代价而来的罪名，这是什么逻辑？而且我想特别强调，禁书后没有任何政府部门针对我个人有指责或伤害，但一些文坛的同道却藉种种名目对我讨伐有加上了瘾，不知他们是被统一指使还是有别的什么隐秘快感。道德在他们手里，是一件党同伐异的利器，而不是在理性范畴内讨论的东西。
李：谈谈春风文艺出版社停业前后你的心理。
卫：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出版社，他们为这本书出版前后做了很多工作。禁书后他们发在媒体上对我的讨伐声明我也表示理解，对他们停业而且职员的工资停发觉得抱歉。
虽然这一切的发生并非是我的责任，虽然我的一笔巨额版税还扣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损失比我大吧。
李：我还特别注意到你的小说里出现了一个１９９９年５月在美国领事馆门前示威的细节。我相信这是出于对自由公正的呼吁。
卫：那几天我一直与示威队伍在一起，而且美领馆离我家不到８００米。在民族大事上，我十分确定我是个热血的人。虽然在爱情上，我可能会冷血。
李：顺便问问，别的书在港台出版得怎么样？
卫：我很高兴《像卫慧那样疯狂》，还有《蝴蝶的尖叫》等都要出版了。那也是我真正喜欢的小说，《上海宝贝》只是商业上最成功的，单从小说艺术来讲，绝对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