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一丁 (06/12/2000)



　　就像长久以来在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状态和写作风范一样，“７０年后”这个写作群体中间也逐渐呈现出“京派”与“海派”的差异。作为一个１９７３年出生的女性作家，生活在北京的尹丽川显然有别于上海的女作家们，那就是她是在用“头脑”而不是“用身体”写作。尹丽川发表在《北京文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上的《十三不靠》是一个证明。“人民”是一个抽象而阔大的概念，在这个仅有１３个小节的短篇中，尹丽川与其说是想表达对于这个概念的某些思考，不如说藉靠着对“人民”内涵的追逐，在某些日常生活的呈现中，传达出自身关于个体和个体生存的思考。《芙蓉》第３期在“重塑７０后·北京女作家专辑”刊出的四篇小说更是以一种群体性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上述差异。

　　薛忆沩的《已经从那场噩梦中惊醒》作为《作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的“压轴戏＂，是一篇单纯到极至的小说。说它单纯不仅仅是因为故事简单，而且是因为作者将一切或远或近的背景都删除了，将随时都可能膨胀开去的心理活动省略或浓缩了，全部笔力都用以白描和写实，却营造了一个寓言般的语境。因而，在这三千来字的篇幅里，作者让我们体验到人的存在境遇的基本难题：死亡的威胁、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的隔绝、孤独和绝望。Ｘ最后“不想发出任何救援的请求”，在绝望中“从那场噩梦中惊醒”，阴郁的冷风扑面而来，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悲悯的情怀———那是一种冷极而热的美学感受。

　　不知究竟是什么缘故，“解读鲁迅”成为２０００年之后许多文化艺术类刊物的热点。《收获》在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上刊登了三篇正面评价鲁迅的文章。王富仁的《学界三魂》寻找着鲁迅的“民魂”。黎湘萍的《是莱谟斯，还是罗谟鲁斯？》指出应该摆脱“阅读政治学”的纠缠，“把阅读鲁迅还原为个人行为”。三篇比较起来，最好读的是那篇旧文————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虽然最长，但感性、细腻、真切，让人看到作为一个人的鲁迅的真性情。也许是巧合，《花城》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上刊载了谢有顺的文章《有他，我们并不孤单》，也是试图寻找接近鲁迅的新的途径，认为“作为一个孤独的、坚强的个人，鲁迅对存在的闭抑性，对周遭现实中的苦痛，对自身所处的境遇的自知和自省，已经成了我们今天最缺乏的精神资源”。《读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刊载的孙郁的文章《自由的书写者》，是评论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的，其中谈道：“在中国，看一个人的文学观怎么样，只要了解一下他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便能体味些什么。”而作者本人认为二周其实是“硬币的两面，分裂开来，倒把问题复杂化了。＂我相信这种说法很可能会引起异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