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说这话的是哲学家阿多诺，当他目睹了集中营的恐怖图景之后，内心进一步证实了布莱希特满怀沉痛得出的结论的真理性，即，文化大厦是建筑在狗粪堆上的。显然，这样的描述，旨在唤醒我们对悲剧的警觉，进而质询我们的生存中到底还残存着多少诗性。可同样的一句话，在当下的中国，却被改写成，物质主义时代写诗是滑稽的。其中的灵魂轻化，使我们再次认识到了商业逻辑的强大。已经有太多的事实证明，诗歌正在被无情地逐出我们的生活空间，一些有关诗人的笑话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没有多少人觉得，我们日益苍白、粗糙而乏味的生活，需要诗歌精神的守护。诗歌的境遇会在生产过唐诗宋词的国度里沦落到这种地步，的确是让人惊讶的，然而，诗歌真正的希望不在诗歌之外，而是在其内部的变革中，如海德格尔所言，一种失败从哪里开始，其希望也要在哪里准备出来。
《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就是这种努力的卓越成果之一。该书的编者，面对诗歌处境的低迷，没有像一些自恋的诗人那样，简单地把责任推给远离诗歌的公众，他们首先表现出的是对现存诗歌秩序的反省：公众之所以背叛诗歌，一方面，是许多诗人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无法卒读；另一方面，诗歌被其内部腐朽的秩序所窒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两件事中见出。一是所谓的诗坛“权威”《诗刊》社抛出了一份《中国新诗调查》，“按所得票数排列顺序”列出50名中国新诗诗人排行榜，“快餐诗歌”的代表人物汪国真赫然与徐志摩、艾青、舒婷等人排在一起，位居14名，而作为此次调查“主持人”的《诗刊》社的编辑诗人(包括编委、顾问)竟多达15人，占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更让人震惊的是，成就极为卓著的北岛却未入选；二是诗评家程光炜于1998年主编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一书，成了某些诗歌小集团的偏狭心理的集中反映，它竟然将韩东、于坚、王小妮、杨克及周伦佑这些对诗歌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诗人排除在九十年代的诗歌行列之外。上述两件事，都是当下诗歌秩序中重要的一环，其荒唐性是不言而喻的，可它却依旧被许多报刊及读者所传颂，由此误导着大量的诗歌爱好者。
为了反击这种腐朽而闭抑的诗歌秩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明确提出，好诗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民间的意思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从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于坚语)这样一束来自诗歌艺术内部的眼光，使“年鉴”的编选突破了论资排辈、过于关注体制内诗歌的局限，它在“第一卷”重点推出的是九十年代进入诗坛、却因长期活在其他诗人的阴影下而未受关注的青年诗人，如鲁羊、伊沙、朱文、北村等人，他们所写下的优秀诗歌，有力地改变了诗坛固有的陈旧信念，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年的诗歌沉潜于民间之后的生长姿态；“第六卷”收的是胡宽与灰娃两个人的诗。胡宽这位闪烁着奇异才华的诗人，写了近二十年的诗，可直到病逝，诗歌界居然对他一无所知；灰娃，则是到了古稀之年才被注意。这两个人在“年鉴”中的存在，强烈地说明，当下的诗歌秩序是极不可靠的，它所淹没的，很可能是诗歌中最真实而有价值的部分。国内有那么多民间的诗歌社团存在，也从另一个侧面说出了诗人们对公开的、体制化的诗歌秩序的绝望。
所以，好诗在民间，并非一句空话。只是，广阔的民间也可能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这样就要求有更多的人对诗歌的现状进行清场，使读者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诗歌精神。基于此，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与其说它奉行的是“好诗主义“(它的确辑选了1998年度的绝大部分好诗)，还不如说它完成了一次对诗歌现状的清场，使得那些长期存在于诗歌内部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特别突出的是，关于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写作--一种是以于坚、韩东、吕德安等人为代表的表达中国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民间写作，一种是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为代表的提倡“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明显渴望与西方诗歌接轨的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冲突，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成了尖锐的话题。双方都用篇幅相当的诗作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到底哪一种立场更接近诗歌的本真呢？作为一本在南方编选出版、贯彻着南方的诗歌眼光的“年鉴”所持的观点是，诗歌应该直面生存，它的资源应该是“中国经验”，应该保持对当下日常生活的敏感，而非信仰“生活在别处”，“诗歌写作不能成为知识的附庸，并非能够纳入西方价值体系的就是好诗，诗应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人的内心的，也是诉诸于每个读者艺术直觉的。”(杨克语)
确实，在日常化写作的对面，是另一个“庞然大物”--知识分子写作。它所代表的将诗歌写作不断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下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写作的资源是西方的知识体系，体验方式是整体主义、集体记忆式的，里面充斥着神话原型、文化符码、操作智慧，却以抽空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为代价，从中，我们看不到那些人性的事物在过去的时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又将怎样走过去，诗歌完全成了知识的炫耀和字词迷津。正如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这一诗歌选本的序言中所阐释的：“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庞德。”张曙光的“作品里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欧阳江河“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且“使阅读始终处于现实与幻觉的频频置换中，并产生出雅各布森所说的‘障碍之感’。”而“阿波利奈尔、布勒东是怎样渗透进陈东东的诗句中的，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他自英伦三岛返国之后”，等等--这样的描述是可怕的，因为一个汉语诗人，整个是活在西方诗歌背景的参照下，完全远离自己的生存现场，他的写作还有什么价值和尊严可言？由此我好像理解了福柯的一个观点，即知识分子的力量可以是某种形式的压迫力量。有意思的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前，没有人将作家和学者称作知识分子，它不过是一个社会学标签，可我们的一些诗人，却将诗歌的希望寄托于此，实在是悲哀。当然，正如曾被誉为“美国最有智慧的女人”苏珊·桑塔格所言：“知识没有过错。问题是：什么样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可以解放人，它使人接触现实，使人看到事实的真相，使人接触自己的时代、自己的良知。这种知识是应该为人们共有的。”问题在于，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倾心的是阅读中获得的死去的知识，面对业已沸腾的当代生活及每个人身上触手可及的精神线条，他们却选择无限期地缺席。诗评家沈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趣味的本质：“‘知识分子写作’是纯正诗歌阵营中开倒车的一路走向，他们既丢掉了朦胧诗的精神立场，又复陷入语言贵族化、技术化的旧辙，且在精神资源和语言资源均告贫乏的危机中，唯西方诗歌为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向西方大师们致敬的文本。”
《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努力方向显然是逆反着这种趣味而行的。它的编辑主旨是，要使诗歌重获活力，就要把诗歌从知识话语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回到坚实的大地，回到具体的生活及具体的精神情境中，“生存之外无诗”，“诗应该是能吟诵的/能上口入心/能在饥饿时被大地吸入/并且感到甘甜/诗应该念着念着/就唱起来了/唱着唱着就飞起来了……/诗使白天明亮/夜晚变黑……”(北村：《一首诗》)诗歌为什么要害怕生活而遁入知识的迷宫呢？难道为未来开创道路、为历史正名的不正是伟大的生活本身，尤其是许多无名者的生活吗？真实的诗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到达生活的边界与核心，而不是远离它，因为只有生活才是诗歌力量的源泉。在诗人对生活的理解普遍被扭曲(哈维尔说，“仅仅在有生活的地方才压抑生活”，确实如此)的情形下，重提生活之于写作的意义是必要的，它体现出无处不在的生活正坚定地反抗着压抑它的秩序与障碍，以求得更大的自由。《1998中国新诗年鉴》在这点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参证文本。它所选的一百多位诗人的新作中，大部分都涌动着难以阻止的表达生活的渴望，相反，凌空蹈虚、贩卖知识或迷信文体的诗歌被缩小到最少的篇幅(这实际上是对一种谎言的拒斥)。这一倾向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恢复了那些微小、琐碎、无意义之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与写作中的存在权利，一如卡夫卡、普鲁斯特面对十九世纪只关注重大事件的文学所作的革命一样，其特点是不再从整体主义、社会公论的立场上去体验生存，而是把生存的真义化解到每一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譬如王小妮的组诗《和爸爸说话》，是近年来所有写死亡的诗作中最成功的一首，她不是简单地从黑暗、绝望或悲痛这种整体主义的立场上面对爸爸的死亡，而是经由许多动人的细节，将死亡那深入人心的力量贯彻出来（如晚上是“手都举不动的晚上”，病床下“合脚的布鞋”是“虚设的”，爸爸的虚弱是“连一层薄棉花也不能承受”，等等），使我们阅读时，仿佛与自己熟知的生活劈面相迎，它比那些用尽激烈的形容词所写的文化死亡诗要感人得多，我相信，这就是诗歌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真实。类似的诗作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还有许多，它的确使我们在世纪末重温了诗人们对生活中的疼痛、寒冷与希望的目击，尤其是在这种柔软的表达中，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像大地般坚实的诗性不再缺席，它遍及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那颗敏锐的心灵去发现它。
诗性守护的不是知识或技术，而是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免遭粗暴的伤害。这样说，不等于诗歌应屈服于生活中的物质和欲望逻辑，恰恰相反，那些抽空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只剩下表面那种虚假繁荣的所谓“自然生活”是需要警惕的，它并非生活应该有的面貌，用哈维尔的话说是，只有油盐酱醋或任何一种投机的生活都是“伪生活”。哈维尔所理解的生活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是有自尊的和有整体内容的，他将它称之为“有机体”，有了这种对尊严的吁求，我们才有可能不屈服于对自己生活整体质量和道德水平的放弃。哈维尔经常提及生活的另一些品质，如自主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等，对每一个人来说，生活的可能性都是无限的，那些事先设定生活的道路和方向，以为自己掌握了生活全部真理的人，在哈维尔看来，恰恰是对生活最野蛮的践踏，他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说，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敌视故事也即敌视生活的。哈维尔的提醒非常重要，因为有许多希望重返生活的作家和诗人都由于对生活中蜂拥而来的真实缺乏警觉，导致其写作意义被过度的日常性所蛀空，在记录生活的同时，遗忘了写作对生活的批判功能，而沦为“伪生活”的助言者。《1998中国新诗年鉴》是在这些方面平衡得比较好的一种文化实践，它在保护生活免遭粗暴伤害的同时，也质疑“伪生活”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并保持对生活信念和意义的坚守。最为经典的是北岛寄自美国的一首名为《明镜》的新作：“夜半饮酒时/真理的火焰发疯/回首处/谁没有家/窗户为何高悬//你倦于死/道路倦于生/在那火红的年代/有人昼伏夜行/与民族对弈//并不止于此/挖掘你睡眠的人/变成蓝色/早晨倦于你/明镜倦于词语//想想爱情/你有如壮士/惊天动地之处/你对自己说/太冷。”这些散落于文字中闪光的精神碎片，被缝合到《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自然就汇聚成了一种整体的力量，它对矫正我们这个“贫乏的时代”所固有的精神麻木、心灵荒芜及对自尊生活的漠视，是有效的。与王小波所说的沉默也是一种生活力量相对，诗歌所体现的是美的力量，是欲言又止的力量，它们共同指向生活的内部，不屈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知识体系，而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挚爱者和参与者。还诗于民众，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无论是生存的希望，还是诗歌的希望，都是从生活的隙缝中生长出来的，而不会从天降下。照我想，正是编者有这样的坚信，《1998中国新诗年鉴》才在诗集普遍滞销的今天，首版就敢起印两万册。好诗在民间，好诗也必将成为民间精神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中国新诗年鉴》当然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了好诗，它更主要的是第一次如此显著地实现了两种不同写作道路的分野--诗歌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我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在他的内心迅速地作出抉择。
《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