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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在这里我并不想与众位爱国英雄们讨论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因为我害怕我所有的努力都必将化为这里的部分人的嘲笑和戏闹的源泉。我所仅有的只是一颗想要审视自已灵魂的心及一片真心地忏悔。
有人也许庆幸在自已这个年龄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值得忏悔的事。可我认为在一个人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干出许多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了！虽然之里泛指的不是广义上的犯罪，也许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一些人现在行为及思想上所存在的谬误未必不会成为将来产生罪行的铺垫。
在这儿，我首先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犯了故意杀人罪的人，他是不是应当得到相应的惩罚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可当一群人犯了同样的罪行又当如何？当一个国家的人因为怀着某种暧昧的目的集体地犯下同样的罪行又将如何？往日的惨剧历历在目！从侵华战争到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所犯下的罪行难道还少吗？难道仅仅是一个道歉就可以解决的吗？可即使是这样，还有人还是拒不道歉、拒不认错。是其认识不到自已所犯下的罪行吗？我看不是，血淋淋地历史已经足以验证那铁一般的事实了，任何巧言令色的辩解在事实面前都将变得苍白。那么，难道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些人野心不死总还是怀揣着意图重燃的野火吗？我看答案也未必尽然。那又是什么呢？我看究其愿因是变态而扭曲的‘法不责众’心理！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联想起不久前电视里的一次《读书》栏目中，在主持人和几个日本文化界人士展开的一场关于为什么日本会逃避在战争罪责的谈话节目中，几个日本知识界的反战人士讲到了一些最根本的因素，‘日本之所以会逃避甚至否认历史，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为“忘记失败也是一种胜利！”’。由此可以推断，这桩罪行的产生决不可能是日本的少数极端好战份子所能造成的，而是那个时代的那些日本人民集体地犯下了令人不能谅解的罪行。不必巧立名目的分析其根源的脉搏，只是追究其具体行为上的责任，集体的沉默及纵容，至使了一场灾难性暴行的产生，这将绝对地构成了集体的犯罪。这种犯罪失败后，所产生的后果就是集体地麻木！实则，这样的失败已经足够让一个政权垮台，也足以让所有在良知上还有一丝生气的人羞愧一生的了！可这些‘制造罪行的失败者’做为集体而存在时，当然不愿总是谈论起这些失败的经历，并不断的设法找出一块遮羞布来为自已掩视。久而久之，人们在辩解中变得麻木。在掩视中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每每一谈起那段历史，一般日本人大脑首先能够做出的反应是，“日本已经到了歉，为什么有人还总是揪住不放！”、“中国人太无理了！”、“日本真的有过侵略中国的行为吗？”诸如此类的神经元反射。不可以说不得不归功于日本教育界对年轻一代的成功灌输。也验证了一句话，当人们记忆中的罪行在时间中消逝殆尽，当罪恶被多数人的歌颂所取代，当一种犯罪行为在某一个国家或种群普遍存在时，简单依靠其自身的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法律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秩序构成，远远无法阻止或惩罚一个占有绝大多数的优势群体所产生出来的谬误！
但上述的这种谬误绝不是日本或某一个民族或种群所特有的，即便是在中国，这种变态扭曲的‘法不责众’心理更是普遍存在的。在11月2日的《南方周末》头版显著位置上赫然刊载了这样一个标题，《吴敬琏：股市不能太“黑”》。文中所阐述的事件正好是‘法不责众’的完美体现！现今中国股市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坑害中小投资者的活动仍然愈演愈烈，以致于成了市场活动的常规！当出现了一篇良心未泯而又勇于仗义执言的证券业从业人员揭露黑幕的文章后，全国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竟联合起来反控《财经》杂志严重误导投资者！这不能不说明‘法不责众’在中国还是有一定根基的！
其根基也可以追溯到距今并不十分遥远的文革，人性的破灭仅仅可以是在一夜之间！《北京文学》1998年9期写道“文革时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另一篇文章写到，“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有人说，中国人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中，早就培养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记》中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故事，《资治通鉴》里那么多令人恶心的故事，谁有力量认认真真面对它？如果没有一点“不在乎”精神，早就被这些沉重的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谁愿意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战战兢兢过日子。”在那时，法律似乎已经成了权势的替身。连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都不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又如何去说服去让彼岸小岛上的日本人同样去背那样沉重的包袱呢？？天啊，我们的伟大爱国小将们啊！你们也太瞧得起你们口中的‘小日本’了吧！直到今天，我们的良心是否还应该象追究日本战争罪责那样追究自已历史上所存在的罪恶吗？我们难道也应该学日本人那样放弃对一个民族曾经所犯下的罪责的追问吗？只简单的因为那是一个集体所犯下不能磨灭的罪行吗？
在这样一种法不责众的环境下，我们又怎么能将道德的准绳寄托在某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下呢？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群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时，当罪行被掩盖、良知在泯灭的同时，谁来拯救那一颗颗被侮辱和伤害的高贵的灵魂呢？在未来世界新秩序的产生及完成之前是否应该寄托于国家法治理性的回归呢？记得一位哲人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最完美的法治应该能使人民象害怕苛政一样害怕它。”我认为完美的法治更应该是道德的化身，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为了治人的而不是被人治的。
在历史及人性上，不得不惊讶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在作为东方文化的两个代表，在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的同时，却也可以同样有着这样极其相似的心灵扭曲面！而做为一个真正有良知和不乏理性的中国人，是否应该不加思索地一头扎进道德的池水中，努力使其浸透全身，洗去身体上所有可能的尘埃。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已性格中到底存在了多少扭曲的部分，并尽可能的摒弃它、补完它！否则国人将永远沉迷于急功近利、好大喜急、夜郎自大的自我麻醉当中！永远与自私、贪婪、无知、愚昧为伍！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的将不是智慧也不是教训而是永远也甩不掉的虚伪和懦弱！未来的时代也将永远不再是理想主义革命和激情的时代！而是一个全面理性呼唤道德的时代！你不紧紧的抓住它，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一脚踢开！
这时，国产14寸熊猫黑白电视机沙哑的扩音器里又传出《新闻联播》里庄重而又熟悉地声音，“…………时至今日，不少日本的右翼反华势力再次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置中日两国的友谊于不顾，在XX日XX时XX分参拜了设在XX地的靖国神社！这不能不激起每一个爱国的有识之士的极端愤慨，这种行为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共同谴责…………”
有人也许庆幸在自已这个年龄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值得忏悔的事。可我认为在一个人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干出许多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了！虽然之里泛指的不是广义上的犯罪，也许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一些人现在行为及思想上所存在的谬误未必不会成为将来产生罪行的铺垫。
在这儿，我首先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犯了故意杀人罪的人，他是不是应当得到相应的惩罚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可当一群人犯了同样的罪行又当如何？当一个国家的人因为怀着某种暧昧的目的集体地犯下同样的罪行又将如何？往日的惨剧历历在目！从侵华战争到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所犯下的罪行难道还少吗？难道仅仅是一个道歉就可以解决的吗？可即使是这样，还有人还是拒不道歉、拒不认错。是其认识不到自已所犯下的罪行吗？我看不是，血淋淋地历史已经足以验证那铁一般的事实了，任何巧言令色的辩解在事实面前都将变得苍白。那么，难道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些人野心不死总还是怀揣着意图重燃的野火吗？我看答案也未必尽然。那又是什么呢？我看究其愿因是变态而扭曲的‘法不责众’心理！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联想起不久前电视里的一次《读书》栏目中，在主持人和几个日本文化界人士展开的一场关于为什么日本会逃避在战争罪责的谈话节目中，几个日本知识界的反战人士讲到了一些最根本的因素，‘日本之所以会逃避甚至否认历史，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为“忘记失败也是一种胜利！”’。由此可以推断，这桩罪行的产生决不可能是日本的少数极端好战份子所能造成的，而是那个时代的那些日本人民集体地犯下了令人不能谅解的罪行。不必巧立名目的分析其根源的脉搏，只是追究其具体行为上的责任，集体的沉默及纵容，至使了一场灾难性暴行的产生，这将绝对地构成了集体的犯罪。这种犯罪失败后，所产生的后果就是集体地麻木！实则，这样的失败已经足够让一个政权垮台，也足以让所有在良知上还有一丝生气的人羞愧一生的了！可这些‘制造罪行的失败者’做为集体而存在时，当然不愿总是谈论起这些失败的经历，并不断的设法找出一块遮羞布来为自已掩视。久而久之，人们在辩解中变得麻木。在掩视中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每每一谈起那段历史，一般日本人大脑首先能够做出的反应是，“日本已经到了歉，为什么有人还总是揪住不放！”、“中国人太无理了！”、“日本真的有过侵略中国的行为吗？”诸如此类的神经元反射。不可以说不得不归功于日本教育界对年轻一代的成功灌输。也验证了一句话，当人们记忆中的罪行在时间中消逝殆尽，当罪恶被多数人的歌颂所取代，当一种犯罪行为在某一个国家或种群普遍存在时，简单依靠其自身的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法律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秩序构成，远远无法阻止或惩罚一个占有绝大多数的优势群体所产生出来的谬误！
但上述的这种谬误绝不是日本或某一个民族或种群所特有的，即便是在中国，这种变态扭曲的‘法不责众’心理更是普遍存在的。在11月2日的《南方周末》头版显著位置上赫然刊载了这样一个标题，《吴敬琏：股市不能太“黑”》。文中所阐述的事件正好是‘法不责众’的完美体现！现今中国股市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坑害中小投资者的活动仍然愈演愈烈，以致于成了市场活动的常规！当出现了一篇良心未泯而又勇于仗义执言的证券业从业人员揭露黑幕的文章后，全国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竟联合起来反控《财经》杂志严重误导投资者！这不能不说明‘法不责众’在中国还是有一定根基的！
其根基也可以追溯到距今并不十分遥远的文革，人性的破灭仅仅可以是在一夜之间！《北京文学》1998年9期写道“文革时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另一篇文章写到，“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有人说，中国人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中，早就培养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记》中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故事，《资治通鉴》里那么多令人恶心的故事，谁有力量认认真真面对它？如果没有一点“不在乎”精神，早就被这些沉重的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谁愿意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战战兢兢过日子。”在那时，法律似乎已经成了权势的替身。连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都不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又如何去说服去让彼岸小岛上的日本人同样去背那样沉重的包袱呢？？天啊，我们的伟大爱国小将们啊！你们也太瞧得起你们口中的‘小日本’了吧！直到今天，我们的良心是否还应该象追究日本战争罪责那样追究自已历史上所存在的罪恶吗？我们难道也应该学日本人那样放弃对一个民族曾经所犯下的罪责的追问吗？只简单的因为那是一个集体所犯下不能磨灭的罪行吗？
在这样一种法不责众的环境下，我们又怎么能将道德的准绳寄托在某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下呢？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群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时，当罪行被掩盖、良知在泯灭的同时，谁来拯救那一颗颗被侮辱和伤害的高贵的灵魂呢？在未来世界新秩序的产生及完成之前是否应该寄托于国家法治理性的回归呢？记得一位哲人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最完美的法治应该能使人民象害怕苛政一样害怕它。”我认为完美的法治更应该是道德的化身，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为了治人的而不是被人治的。
在历史及人性上，不得不惊讶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在作为东方文化的两个代表，在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的同时，却也可以同样有着这样极其相似的心灵扭曲面！而做为一个真正有良知和不乏理性的中国人，是否应该不加思索地一头扎进道德的池水中，努力使其浸透全身，洗去身体上所有可能的尘埃。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已性格中到底存在了多少扭曲的部分，并尽可能的摒弃它、补完它！否则国人将永远沉迷于急功近利、好大喜急、夜郎自大的自我麻醉当中！永远与自私、贪婪、无知、愚昧为伍！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的将不是智慧也不是教训而是永远也甩不掉的虚伪和懦弱！未来的时代也将永远不再是理想主义革命和激情的时代！而是一个全面理性呼唤道德的时代！你不紧紧的抓住它，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一脚踢开！
这时，国产14寸熊猫黑白电视机沙哑的扩音器里又传出《新闻联播》里庄重而又熟悉地声音，“…………时至今日，不少日本的右翼反华势力再次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置中日两国的友谊于不顾，在XX日XX时XX分参拜了设在XX地的靖国神社！这不能不激起每一个爱国的有识之士的极端愤慨，这种行为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共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