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民族，是崇尚见义勇为的；我们这个社会是提倡和鼓励见义勇为的。尽管世纪之交的人们特看重现实利益，社会上甚至有“什么什么年代个人顾个人”的民谚流传，但每每有见义勇为的消息传来，总是会令我们振奋，给我们提精神。有路见不平挺身而出的；有千钧一发之时，救儿童于溺水、拦惊马于将伤人之刹那的；……他们中，有的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社会的景仰和爱戴。这样的事多了，便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概念：像他们那样做，就是见义勇为；像他们那样做才叫见义勇为。


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呢？当然对。但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是的，人们所熟知的一类感人事例，的确应属见义勇为的范畴。但作为一种精神的体现形式，又决不仅仅限于这类“感人事例”。实际上，“见义勇为”也有个质的含量和层次的问题。如同救济性扶贫与开发性扶贫，本意上都属扶贫，但后者具有明显的根本性和长效性特征。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见义勇为”就是“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为一人一事打抱不平，自然在此解释之列；但救民众于危难，“唤起民众同心干”，则不失为见“大义”而勇为，就尤其难能可贵。在某种情况下，后者面对的有时是比持刀行凶的歹徒更可令你生畏的某种压力；需要付出的，往往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勇斗歹徒壮烈牺牲，其身虽亡，尚可英名流芳；而那些在社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善与恶剧烈交锋的当口，以自己独有的目光，甚至以丢官、坐牢、杀头为代价，向人们提供一种精神导向的，固然也属“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但往往难有勇斗持刀歹徒那样亮丽的结局。我们所熟知的如“法撼汾西”的原汾西县委书记刘瑞芳、端掉泰安市委腐败窝案的泰安市检查长公丕汉，以及厉行变法革故鼎新的原黄石市河口镇党委书记董阳，把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捅到党报的《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一级一级向上反映村干部侵吞办学集资款实情的吕梁地区农民李绿松等，无不是“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自属名正言顺的见义勇为。而且他们“奋勇地去做”的这类“正义的事情”中，“义”的含量之厚重，受益者之众多，显然是对“勇斗歹徒”层面的见义勇为的一种重要提升！他们当中有的为之丢了官、坐了牢、断了舌头，真真是义乎勇哉！


言及“见义勇为”的层面提升，脑海里便又浮现出彭德怀、张志新们等大义大勇者的伟岸身影。当着人们把思想的贞操“忠诚”地献给现代迷信的时候，正是他们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冒着特有的政治风险，唤醒了我们民族被极左路线麻痹的良知，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成为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精神财富。大家都说我们今天的日子好过了，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经济的、政治的，然好日子之得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而特定条件下的思想解放谈何容易！没有一点见义勇为的精神，显然是做不到的。正因如此，现在过上好日子的人们，对唤醒良知的见义勇为有着发自心底的格外敬重。因为，那是大处落墨的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