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的泛化》见报后，先后受到了张雨生和陈建明两位先生的批评。很有些客气的张先生说，时下给批评人治纠偏“实在太早”（见2001年5月1日《杂文报》的文章《纠偏实在过早》）；很有些火气的陈先生，则说我在为人治辩护，“将……人治的东西从人治名下划去”，以达到“曲线救人治的目的”（见2001年5月18日《杂文报》的文章《人治的辩护术》）。其实呢，客气些也好，火气大些也罢，能引起争论总比无声无息要好，但读后觉得两位先生是误解了我的观点的。


先要表白一下，在《人治的泛化》里，我对人治的界定还是明了的。不仅引述了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而且没有“闭上了眼睛”，对“现实的人治是什么”也恰好有个说法。这说法尽管说得不很让人佩服，但毕竟是明明确确的说了，白纸黑字在那写着，用不着再啰嗦。倘要说出其根本点，就是：在与法治对立中去认识把握人治———凡妨碍、破坏法治建设的，即为人治。反之，即使名字不大招人喜欢，但只要在本质上是促进、推进法治建设的，也就不能视为人治。德治、“清官”发端于人治下的封建社会，但也不能就情绪化、简单化地将其看作有害而无益的东西。社会要进步，闭关锁国不行，割断历史也不行。善于从古代和外国拿来法治文化精华，同时去其糟粕，真正实现现代性、中国化的转换，是当今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项大工程。提出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肯定“清官”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无疑是这项大工程里的“精品工程”。这“精品工程”很有些避免西方社会“法治综合症”等功用，与人治是划不上等号的。譬如敢于提着脑袋除恶换来一方平安、连黑老大也佩服的“清官”段荣才，谁又能说他不是在建法治而是在搞人治？！


法律、法治的地位重要，人所共知。但同时还应共知的，是不能对法治期盼过高，不能搞法治“独尊”。法治欲健康行进，少不得经济、教育、行政等手段的呼应、配合与支持。那个被人讥为“批示治国”的批示，正是利用行政手段护法的范例，何来人治的影子？现阶段，如果各种支持、配合法治的手段全都“消亡”了，法治还能活得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