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犹如古代的科举，是许多地区贫寒士子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20年前，我也受惠于刚恢复不久的高考制度。不过，我至今不明白这一制度具体是如何运转的。我知道其中也有腐败，后门，关系，暗箱操作，但我不知道还有公开的歧视。去年，媒体上曾经热火朝天讨论过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域差别，吓了一跳。前些天，读到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才敢相信地域歧视果然存在，并且一开始就存在。如果我当时不是出生在农村，而是北京上海，想必早已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都说全国统一高等教育考试，其实并不统一，至少录取线不统一。恢复高考之后，北京和上海的考生一直享受着特殊的优惠。据说，每年两地的录取线要比其他省市的录取线低上几十分甚至上百分。1998年，江苏省的理科最低控制分数线比北京高出83分，而湖北竟高出102分！加上重点高校录取名额严重倾斜，结果出现这样的怪事：“北京的考生拿600分出头的分数轻轻松松可以进北大、清华，而其他省考了620多分的孩子甚至连大学都上不了……”


山东农民王大林的女儿高考分数达到了北京的录取线，却没有被录取。他进京上访，国家教委的官员回答说：“北京和山东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无奈王大林不开窍，老是问这两句话：“咱山东是不是个和你们北京一样属于中国的？咱山东孩子考的卷子是不是跟你们北京的卷子一样？如果是，你们北京的孩子可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那咱的孩子就也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


王大林当然想不明白，他也应该想不明白。许多人振振有词告诉我们，中国人缺乏法制意识，中国农民素质低。可是王大林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知道所有中国公民享有不受歧视对待的权利。这就是现代法律精神。反而是制定歧视政策的有文化的衮衮诸公，无视宪法，给所有中国人按不同的地域划分了等级。阳光的确普照共和国的大地，只是有些地方更亮，更温暖。这就非寻常智力所能理解了。我们不禁想起奥威尔《动物庄园》里那条荒唐的法律：“所有的猪一律平等，但有些猪比其他猪更平等。”


除了法律，还有良知。这样一种严重不公平的录取制度，延续了20多年。我们不免百感交集。南非和美国曾经有过制度化的人种歧视，我们则形成了制度化的地域歧视。二者都是反人道的制度，可是前者在许多有良知的民权人士努力下，终于废除，后者至今仍在延续。


所有公民在享受教育上机会平等。这不是宏大目标，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山东的孩子与北京的孩子面对同一张考卷，回答得同样出色，大学的大门却只向后者开启时，我们只能说，大学是可耻的。谁也没有能力去安慰那个独自哭泣的山东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