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只读书不看报，友人告诉我，《中华读书报》发表徐晋如先生的书评，
颇称赞李洪岩、范旭仑在《为钱钟书声辩》中对我关于钱钟书的种种议论的批评，
恰有友人送我一册《声辩》，而将拙文作为代表性文章来批驳的《如何评价钱钟
书》正是压卷之作。本来看过也就罢了，但因浏览了书中其它文章，不免有良家
女子被掠卖为娼的感觉，只得也“声辩”几句。

　　首先，我对钱先生的全部尊敬和评价早见于《文学遗产》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为庆贺钱先生八十华诞写的《〈谈艺录〉的启示》一文中。后来之所以又写了
《解构钱钟书的神话》，是有感于“钱学”正在滑向钱先生最担心的庸俗化方向。
就看眼前的《声辩》吧，陈芝麻烂谷子的老帐，文人间的争风怄气，家族中的丑
闻隐私，都被冠以学术的名义，付之轻薄的笔墨——如论吴宓——翻覆播弄。前
一阵媒体还大炒钱家一件邻里争殴的旧事，波浪迭出。我固属孤陋寡闻者，但也
不曾料及钱学竟深入到这一步，更不知道当今世界还有哪位学者像这样被“研究”
过钱先生在天之灵，怕要两眼出火。

　　其次，两位作者似乎没见到《南方都市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日所载的拙
作原文，只凭着某报转载的文字就大肆驳论，未免失之轻率。拙文原题作“在学
术的边缘上”，编辑将丫环作夫人，径取小标题充作题目，某报——我至今不知
是何报——又改成“请还钱钟书的本来面目”，一个比一个更耸人听闻。徐文一
再称两位作者为历史学家，而两位历史学家却是非常轻率地使用二手资料，结果
就误引了一段让人不知所云的文字：“时下的钱学，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
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钟书如何看”。他们还说这是对“钱学家”空前
绝后的过誉。我实在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从来不曾“过誉”过钱学家，偶有冷嘲
倒是真的。我的原文是：“譬如彼此隔墙看园景，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
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钟书如何看；眼界不及钱钟书的，钱钟书看到什么，
又焉得而知﹖”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吧——有本事就去研究钱钟书研究的东西。

　　第三，关于读书，我说：“大师固然有值得我们尊敬、学习的地方，大师的
著作应该读。但若你也想成为大师，或者具有那样的思想和学问，那么首先需要
去读大师读的书。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界缺乏有力度的思想，更缺乏有建树的大
师，除了学术环境的不正常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是读眼前的大师，更
多的是谈大师，许多人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些大师读过
的那么多书，他又读过多少呢？”两位作者质问道：大师的书是奶，大师读过的
书只是草或草料，为什么不许人喝奶而统统赶去吃草呢？恕我鲁钝，不能理解他
们所说的奶和草料的关系，我猜想两位大概不理解“学有本原”四个字。清代陈
玉有言道：“世人于唐宋大家，学大家所以终其身不能至，五经而下，秦汉而
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遗其源，固未有能达者。”（魏禧《学文堂文集序》
引，《魏叔子文集》卷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两位作者不吃草料，所以质
问我：“蒋寅先生到底读过多少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呢﹖我深表怀疑。”其实根本
不用怀疑的，也不必翻我的书去验证。一个对旧学略有知识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发
问——读完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需要许多时间，失
传的书是有限的。更进一步说，读完钱钟书读过的书，虽说要难一点，也不是什
么大不了的事。唯其如此，钱仲联先生可以说“中国学问不敢多让”。只可惜我
辈没有多年留学的经历，读那么多西洋典籍只能留待来生了。我想说的只是，多
读一点大师读的书，大师就会缩水。

　　第四，关于钱钟书的诗，两位作者强调“懂诗的老前辈自陈衍、夏敬观、李
宣龚、卢弼，到陈声聪、冒效鲁、徐燕谋、郭晴湖等等，均有评价，我也不想多
嘴”。我不想说这是一种很轻佻的讨论方式，只想说它起码是没有意义的言说。
我在１９８２年就读过钱钟书亲笔题献给冯振先生的《中书君诗》了，如果我以
此作资格论证，有意义吗？诸公均有评价，别人难道就说不得了？别说是钱钟书，
就是陈衍本人，诗名远比钱钟书大吧？我也照样可以说他的诗不怎么样。只有缺
乏判断力的人才用这样的句式：资格定语＋人名＋都怎么怎么说。如果是我，就
直接对蒋寅说钱钟书诗“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于太容易”发言。我对钱钟书
诗的评价当然是可商榷的，起码先师程千帆先生就定不首肯，千帆先生是很推许
钱先生诗才的。

　　第五，关于钱钟书有没有思想，这不是我的话题，只是顺便提及。说钱钟书
没有思想显然是轻率的，应该问有什么样的思想。如果写过几篇谈哲学家的文章，
或写写同时代的哲学家，就算有思想，那么现今中国满处是有思想的人。就连我
这号全无哲学头脑的人，说不定哪天也会写写今道友信什么的。中国敢称哲学家
的人很多，敢称思想史家的人也不少，但有谁敢称是思想家？我倒想悬赏征求一
下。两位作者盛赞钱钟书思想深邃，自无不可，但不能因此不容异议。知识背景
不同，人对人的评价差异会很大。中国音乐界都推卡拉扬为二十世纪首席大师，
而老卡的同门切里比塔契却说卡拉扬根本不懂音乐，好像很有些乐评家赞同他哩。

　　第六，关于钱钟书的道义担当和责任感，两位作者质问我：“我们到底应该
如何看待评价一位主要在书斋中生活的学者？是以他的学术贡献为评价基准，还
是以学术以外的其他什么为标准？”问得有理。遗憾的是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位学
者，而是在衡量一位“大师”。我对大师是有定义的：“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
人，还必须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
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而
最根本的是要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人。”两位作者并未对我的定义
加以质疑，徐文连我的定义都不知道，便轻加雌黄，就更不应该了。其实这个问
题，只要看看胡适日记，看看１９２１年６月３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打学生，胡适
做了什么；再想想毛泽东让陈寅恪当历史所长，陈寅恪提的条件是什么，结论就
很清楚了。

　　第七，关于钱钟书的学问是否取巧，两位作者只要在《管锥编》或《谈艺录》
里选一条长些的去做成一篇当代意义的学术论文，自然会明白。再建议两位将两
部书中征引的外文及注释翻译成汉语，检点一下有多少是没有中译的书，多少是
人们不熟悉的书，多少是常见书，然后再谈钱钟书的渊博以及是否开创学术范式
的问题。当我看到钱先生征引我们读过的西洋小说都一一注明原文时，曾深为自
己引用汉译名著而惭愧——暴露自己的不渊博犹是小事，最主要的是不够严谨。
等我也有人帮忙核对原书时，涉及西典一定全都注明原文。

　　第八，关于钱钟书是不是大师，现在我想改投赞成票了。因为再三有朋友说：
“你太认真了。如今×××、××等不都是大师么，钱钟书怎么就不能是大师
啦？”我想想也是。以我的标准来看，大师只存在于不多的一些古人中，如今称
人为大师，无异于咒人为死人。幸好钱先生已成古人，就如大侦探波罗说的，
“对死者不存在诽谤”了。

　　两位作者在文章中不断批评我的话含混，我读两位的文章也觉得不乏无事生
非之处。事情就是这样，对话和理解有诸多层次，常识、观念、立场、智力，无
论哪个层次都不易沟通，只能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从大处体会别人的意旨。但
有一点我想指出，李洪岩先生似乎没有必要将闲聊的话举为证据——脱离具体语
境，所指才是真正含糊的。我已记不清原话是否真是如此，但现在若有人说
“《管锥编》实在没什么，将来电脑发达，资料输进去都可以处理的”，我肯定
也不以为然。

　　最后顺便提一下，我关于钱钟书的两篇文章都收入了２０００年由中国文联
出版社刊行的随笔集《学术的年轮》中，两位作者及有兴趣的读者自可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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