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读法将《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比作塞林格（Jerome Devicl Satinger）《麦田里的守望者》：二者的书名都来自歌曲，都是由过学生宿舍生活的“我”讲述故事，而且《挪》不时提及《麦田里的守望者》。
然而，恐怕再没有比这个读法更错误的了。塞林格的“未成年”是以50年代美国的“少年语言”来叙述的，由此产生一个头脑异常敏锐、富有洞察力而又轻率任性的主人公。他如哲学家一样处于无穷无尽的形而上式烦恼之中，他闪烁着睿智的火花，说谎说得登峰造极。惟其如此，他丝毫没有感伤意味，而是个无可救药的孤独者。
这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般永远长不大的存在。某一天幡然醒梧之时，势必彻底摇身一变，令人们瞠目结舌。他已经是广大中产阶级的一员，周六看《Saturday Evening Post》，节日挂星条旗，同妻子一起笑眯眯地出席女儿的毕业典礼。汉堡包，Bay scouts（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为宗旨的世界性组织，1980年创立于英国。），吸毒，黑人间题，庞大的企业——在50年代的美国，塞林格讲述了一个玉洁冰清的灵魂的游历故事。“我”是一个向后的——如同他头上的帽子——“和蔼可亲的美国人”肖像。而《挪》中渡边这个“未成年”是怎样一种素材呢？或者说果真成其为素材吗？他脱胎于实用型成年人，却全然不具实用性；他丝毫没有“反社会”气质，却总是那么懦弱无力。无非是一个以时髦而诙谐的“大人语言”装扮成的自然而又不自然的生命体，一个百无一用而又不可或缺的日常多余者。
“我”与直子。
“我”与绿干。
“我”与玲子。
我们眼前浮现出的便是这么一幅“关系”图。犹如在光的作用下闪闪出现在虚空中的蜘蛛网。直子是“彼侧”的女子，绿于是“此侧”的女子，玲子是作为母亲的女于——三个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女子。哪一个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戏剧性人物，而只是被挑选出来的，若借用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一句名诗，也就是“注定失去的恋人们”。说注定失去，含义固然暧昧，但事实如此。同任何人都不发生关系，行云流水般的台词和动作的交接，无不来自各自表演的虚构性。而其演技的天衣无缝又同远景效果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