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作者按：这篇文章虽然名为（下）或「Ｂ计画」，但是内容基本上独立于（上）或「Ａ计画」部份。本文可以说是一篇当代「文化研究」入门。本文试图显示文化研究的批判蕴涵与应用，也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与假设，使不熟习文化研究的台湾知识文化份子能够从一个运动批判的角度来初步地认识「文化研究」这门学问。2001/04/06定稿 ﹝前情提要﹞J
本文的「Ａ计画」部份（载于《左翼》第16号）响应前一期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维波＞。林文对青少年消费文化持负面看法，其标题也隐含着对「青春」的贬抑，形成「青春睿智卡维波」的反讽意含。我则认为消费／通俗文化的意义不是固定而是时常协商斗争的，因此也经常被青少年所挪用并形成零星的反抗，正如同「青春睿智卡维波」的反讽也可能在论述实践中被挪用反转。为了继续说明「卡维波，果然青春睿智」，我将在本文中比较细部地从青少年解放的立场来阐述青少年通俗文化与消费，以显示晚近台湾主流媒体批评的一些错误假设。我的诸个论点可能有些分散，但是主轴乃是针对一些流传于空脑知识分子间、已经人人琅琅上口的八股论调，他们以为只要口念「商品化、物化、消费主义、结构限制……」等等「大掰咒」就自以为是「批判」了，这篇文章则显示他们不过是成年痴呆罢了。
一、左派革命是一首青春之歌：认同青年与颂扬青年的左派时期
Frank Dik?tter曾指出，「青年」在晚清的时候还只是指着约16岁到30岁有钱人家的男性，但是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不但包括了女性，也包括了工业部门里的年轻劳工；更重要的，「青年」变成了重生、活力、与现代性的有力象征，代表了理性、进步与科学。在这个时期，「青少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毕竟，就连西方中产阶级的童年／儿童观念也是在此时才开始传播到中国。早期现代时期的左派，不论是共产党或者其它社会主义流派，都十分偏好与重视「青年」。中国的左派也不例外。从陈独秀到许多左派文人的论述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召唤青年与建构自身为青年化身上，都比其它政治力量成功；中国共产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动力也因此被隐喻为「青春之歌」（小说电影名）。
在这个时期，「青年」，作为一个被发明的社会范畴，正是民族国家的希望与革新力量。今昔对比，现在「青年」这个词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这样的含意。实际上，「青年」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也已经不存在了。
青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青少年」。然而，在这个社会历史过程中，左派也开始随着西方殖民与资产阶级主流社会的年龄建构起舞，其对年龄政治的认识也从「青年是社会希望」转变为「青少年是社会问题」。
二、青年的衰亡与青少年的兴起：迈向青少年解放
与青少年对比的是「成年人」，这是个崭新的说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的对比并不是成年人，事实上，过去「青年」与「童年」的界限还很模糊，「童年」与其知识／权力在当时才刚刚诞生（有关儿童的各种论述与科学、与儿童相关的制度机构──如儿科医学与国民教育等──才刚刚萌芽）。后来「青少年vs.成年人」这个新说法则很明显是年龄的社会建构，特别是在儿童或童年的社会建构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更形深入后才出现的现象。不过，过去「青年」虽然连结了正面评价（民族国家的希望），却也同时包含了青年的「问题」。例如民初反手淫运动的学者说：「要预知民族的兴衰……要估计国家的未来，只需检查我们青年的床单」（即，有无留下手淫精液的痕迹）。晚近被发明出来的「青少年」并没有承继太多「青年」的正面评价，但是却接收了所有「青年」的「问题」，并且还被建构出更多的「青少年」问题。
建构青少年的最重要历史机构乃是中学。(注1)也只有当中学成为普及全民的教育制度时，青少年才成为一个无分阶级的全社会范畴。青少年在这个社会建构下被「生物化」，其所遭到的歧视与压迫往往诉诸「自然」或「天生」的生物理由，一如过去妇女被歧视与压迫也是诉诸生物理由一样。
在歧视方面，阶级／性别／种族等等歧视上常见的操作方式也同样的出现在年龄歧视上。首先，青少年作为年龄下层，本身就被连结到负面价值，故而必须被监督、导正或规训（年龄阶层不但是年龄分类，而且还对应着高下的价值判断）。其次，在不同年龄阶层的比较上，歧视的运作乃是以平均值来忽略个别差异，或者以偏概全。这些歧视也常常得到社会科学、医学、性学、新闻报导的「证实」，各种研究结果则更形深化对青少年的认识／歧视，也进一步构成了法律上对青少年的认定和规训。
在压迫方面，青少年没有公民所拥有的各种自由权利（如财产权、参政权、秘密通讯权、自由移动权等），甚至连二等公民都谈不上。在现实生活中，台北市以外的青少年有许多每天生活在校园暴力（体罚等）之下，身体遭受成年人殴打鞭挞，被暴力强迫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规训监视，至于殴打形式以外的身体惩罚与口头的威胁暴力则更为普遍。现代几乎没有其它被压迫者每日都承受这样的制度性暴力统治。青少年在家庭中遭受亲权的统治，在公共空间（如街上或网咖）则被所有成人所监视，也被警察等公安机构所骚扰。青少年在经济上被剥削，缺乏自尊，无法和成人享有同等的人生机会选择。这些都是青少年被压迫的事实。虽然青少年、原住民、性多元、劳工、妇女、特能（残障）都是被歧视与压迫的身分，而且其歧视与压迫都有共同点（如分配的正义），不过在其身分建构与认同发展等机制上却互有差异，在抵抗压迫歧视的资源与条件方面也很不相同，故而也不可能有简单相同的单一反抗策略。例如劳工基本上没有现身出匦的污名，但是性多元（同双性恋、性工作、跨性别、爱滋病患等）就有现身出匦的困难；以劳工或妇女所具有的抗争条件想当然尔地来要求性多元或青少年，就是一种「胡不食肉靡」的观点。
年龄是导致不平等的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的一个面向（Bradley），阶级、性／别、族群等压迫权力也常常从年龄压迫来施展，故而批判论述必须从年龄政治的角度来看待青少年。以下我将从青少年解放的立场来讨论青少年通俗文化与消费。
三、互相冲突的主流建制
随着富裕社会与消费文化的兴起，青少年的社会建构有了新的制度力量与变量。除了原有的学校、法律、社会科学、医学、性学、新闻报导、摄影影象之外，还多了商品消费以及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
不过，这些制度与机构（各自有多重目的与复杂源起）所建构的青少年并不是一致融贯的，其所采用的「知识／权力技术（规训）」也充满异质性，只能借着文化中的青少年主流论述来维持（缝合）不稳定的大致统一。「消费／通俗文化」与「学校（官方）／家庭」这两组主流建制，在目前社会形构中有着无法协调的冲突矛盾。（例如1925年中国的教育部就颁布「整顿风化令」以取缔女学生游逛娱乐场，要求学校通知违令的女学生家长等等。类似的禁令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可见官式文化在这方面的坚持性。）这个可以简称为「官式文化vs. 通俗文化」的冲突矛盾，也给予青少年机会在同样的场域内进行多样的「反建构」操作。青少年次文化对现状的顺从与抵抗、被体制剥削或对体制反叛、对主流文化的迎与拒，都必须在这些互相冲突的主流建制脉络内观察。
四、文化研究的取向
有关消费与通俗文化、青少年次文化的讨论，文化研究（特别是新葛兰西传统）很早就驳斥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菁英观点，但是晚近台湾主流的媒体批评却完全略过当代文化研究，甚至简单套用「资本主义（父权结构）物化／商品化／媒体洗脑／广告催眠……」这些大掰咒来批判一些搅扰或改变现状的新现象。从他们的立论来看，他们并不是像Jim McGuigan、Todd Gitlin等等这类在文化研究领域之内提出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事实上，台湾这些主流媒体批评似乎只是简单地捡拾了几个口号挥舞，完全没有跟上文化研究这一、二十年的发展。(注2)
不论如何，为了丰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将简单地重述过去文化研究少数几个和本文相关的观点（我所挑选的观点不可免地会遗漏文化研究中其它很多重要的主题），但是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摆脱那些简化教条的说法，重新看待像减肥美容的媒体风潮、凯蒂猫、偶像追逐等等通俗文化与消费现象，并且使得这个辩论在未来能够在新的地平线上继续。
五、文化消费的矛盾与反抗（激化扩大／掩盖压抑）：Bell vs.左派
英国文化研究的缘起其实就是对经济化约论（也就是马克思的经济下层决定文化上层）的批判。从化约论来看，任何商品消费或通俗文化大概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继续统治，而左派的文化批评活动就是把某些消费与通俗文化现象，解读／诠释为宰制阶级阴谋操纵技术的又一次胜利施展。于是只要(1)某个商品消费帮助了资本家赚钱，(2)通俗文化的某些元素在复制既定价值观念或权力关系，(3)某个对象新近被纳入市场关系，(4)某个领域被更进一步商品化了或甚至「麦当劳化」……，这些就都立刻构成了资本主义宰制成功的证据，而从不被视为是新社会矛盾的可能出现，或危机的可能扩大，或抗争的可能机会等等。
不过，与其说化约论左派的文化诠释不重视经济领域以外的斗争，倒不如说它意图否定性别、性、年龄、族群、身分团体等主体的文化与日常实践的进步性与有效性。换句话说，化约论的左派几乎举不出任何一件其它主体所做的消费或通俗文化实践是可能有正面意义的（此处的「正面」乃是相对于左派的政治价值而言）。
事实上，从现代主义文艺到后现代的享乐主义，许多左派都认为它们是有利于体制的。不过这也不稀奇，不只左派，连右派──例如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Daniel Bell──也反对享乐主义，后者并且认为后现代的享乐文化根源来自现代主义文艺的进一步商品化。
不过，Bell和左派们（典型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库色）反对享乐主义的共通点只是表面的。因为左派还只是简单地认为享乐文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维系，而Bell却辩证地看出享乐文化造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Bell说：「现代主义文艺是否如马库色（Herbert Marcuse）所说已被收编了呢？在单个层面来说，是的，因为现代主义被转化为促销与利润的商品。但是在更深刻转变的结构中，这个现代主义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只会更损害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相较之下，马库色的观点因而（颇为反讽地）只是「单面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文化内部存在着矛盾，而不是简单地再生产（复制）资本主义下层经济结构而已。(注3)有关Bell的论点，我将放在脚注内进一步说明。(注4)
在此我不是声称Bell的论点正确。我想强调的重点也不只是：「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内部矛盾」的想法恐怕不够辩证；更重要的是，我要强调：文化领域内的诸多矛盾不是万流归宗地都来自──或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矛盾，后者并不解决或决定所有的矛盾。我们应该承认各类矛盾的存在与意义，而不是否认（掩盖）矛盾与隐含在其中的抵抗。我们还应该藉由激进论述来扩大矛盾与制造新的矛盾，否则终究也只是在掩盖与压抑矛盾而已。(注5)
某些左派总是把众多矛盾化约为一种「基本」矛盾，或者只谈各类矛盾对现实的顺从性──而非抗争性，这些都是在掩盖与压抑矛盾。换句话说，如果左派在分析通俗文化与消费实践时，只强调这些实践配合了并复制了资本主义的层面，而不注重与扩大这些实践与现实之间矛盾和反抗的层面，而只是喃喃絮叨「受结构限制而有其局限性」（哪一种实践没有局限性？），也不思考如何非经济化约地突破其局限性，那么左派依然是在掩盖与压抑社会矛盾。
在今天，青少年的消费与文化实践经常直接与家庭、教育建制和官式文化相冲突与矛盾；有效地扩大与激化这些矛盾，以促进青少年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与能动，才是左派积极的作为。很明显的，想要「有效地」激化与扩大矛盾，而不是「胡不食肉靡」式的场外指导，就必然要串连青少年的通俗文化，而非空降左派的空灵论述。在本文的十一节开始，我将阐明消费与通俗文化为何能产生矛盾与反抗，以下我先说明「消费欲望（第六、七节）、购买行为（第八、九节）、次文化（第十节）」的真实基础或物质存在。
六、洗脑与真假需要──马克思vs.全球化
不论左派或女性主义者在讨论塑身广告时，总是假设广告与购买商品之间是个简单的因果关系，仿佛媒体或广告的影像无须中介就有效果：消费者被广告所操纵与影响，创造出「虚假的需要」，而消费则灌输顺服的观念、压抑政治的抗争。这种贬低消费者的看法，也有贬低女人、青少年、教育程度低者的含意，因为正是这些消费者往往被认为是容易受骗与不理性的主体。
在这种批判中最容易被贬低的消费通常是：被认为缺乏社会价值的消费，有可能搅扰现状或接近偏差的消费，会改变原有身分地位或阶层高下阶序之消费，可能使旧有人际关系与人伦产生变化的消费，或者关连到通俗文化的新风潮消费。相较而言，如果是高等文化的消费或家庭消费，就很少会被贬低（尽管这类消费才是维持社会建制的重要基础）。以此看来，贬低消费论述，其本身也是不同主体之间斗争的修辞策略。
最常见的一种贬低论述就是说消费者被广告「洗脑」了。这个词原本来自右派的反共宣传，目的是贬低那些拥护共产党的人民缺乏自主能动，故而说亲共者是被共产党「洗脑」。
和广告洗脑论述密切相关的则是「真实需要／虚假欲望」的区分。然而在今天，其实这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假区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
「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
我认为马克思这段话说明了：首先，需要或欲望（及其满足方式）原本就是历史的、相对的，不同国家有不同水平的需要欲望。其次，无论真假欲望，都是透过文化来建构与诠释的，它们无法独立于文化。换句话说，没有什么真实需要是「自然」决定的。（试问：大鱼大肉、有机蔬菜、旅游、彩色电视机、性爱合一、手机……是真实或虚假的欲望？）
不过，马克思的讲法也必须放在今日全球化的脉络里来进一步修正；虽然马克思时代已经有了全球化现象，但是当时民族国家内劳工生活对外的区隔性以及对内的同构型，都十分显著，而这些恰恰是今日全球化现象正在逐渐改变的对象。马克思那段话的脉络，主要是在谈各国在工资水平的高低方面会有文化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需要较高的生活水准，故而马克思的讲法或许有可能被延伸为：外劳在台湾领取较低的工资或许是合理的。但是我不认为左派应该接受这样的主张。更有甚者，如果外劳被台湾消费文化影响因而改变生活方式与欲望，并且想要更多的工资，这是虚假欲望吗？或者，如果台湾本地工人受到媒体上西方工人形象的影响，而想要更高的生活水准，这也是应当被批判的吗？
在上面的引文中，马克思也强调「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此一因素。由于社会变迁的加速度，同一民族国家内的不同世代在成长与进入劳动市场时的文化差异很大，成长于富裕社会与消费主义的世代，或者成长于经济萧条与景气衰退期的世代，其需要欲望当然会和其它世代不同，同时，由于世代更替的周期不断缩短，故而同一民族国家内并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一个统一的「文化水平」，而是有世代差异的。如果新世代具有高于过去生活水准的欲望需要，或者相反的，如果旧世代的生活水准的欲望需要高于新世代，那么这些欲望需要是否必须被否定？为什么必须被否定？既然这些欲望需要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还能称之为「虚假」吗？
不过，即使修正过的马克思说法，也不足以处理「真实欲望 vs. 虚假需要」的问题，因为还有许多欲望需要无法纳入经济范畴内被解释。例如性的欲望需要，以及身体管理相关的欲望需要等等，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以外的理论资源来分析。任何想要把（例如）某种特定S/M或人兽恋商品的性欲望需要，从阶级、经济、民族文化、父权、国家机器等等角度来作直接连结的企图，都会有简化的危险。
七、你喜欢批判别人的商品消费欲望吗？
曾国潘的女儿曾纪芬在1932年说，马桶、玻璃窗、衣柜等是西化者追求时尚的奢侈欲望。以今日的语言来说，曾纪芬是指责马桶等乃是西方殖民者所制造的虚假欲望。而当时甚至还有人曾经以生理的理由说马桶「违反自然」（即，大便时应当采蹲式而非坐式）。
现在人们将曾纪芬的这个说法视为民国守旧派的迂腐，但是大大小小的曾纪芬今日充斥「批判」界，这些人不断宣称「真实需要」截然不同于被父权或资本主义所建构的虚假欲望。然而这两者的区分却充满了沙文主义的色彩──什么是「曾纪芬」口中的「真实需要」？说穿了，「我的（没有）欲望就是大家真实的需要」！
某少女看了广告的手机或凯蒂猫就好想好想拥有，就有强烈的购买消费欲望（甚至因为没钱买，后来就用援交来换取）。这就必然表示此少女被洗脑、是主流消费的顺民、在政治立场上拥护资本主义吗？错！对商品的欲望本身并不是被洗脑的证据。有关狂想与欲望的心理分析说法也证实：欲望商品和政治立场无关。例如，右派也会有欲望购买《资本论》一书，女性主义者也会欲望男性沙文主义商品，批判Ａ片与减肥的人往往照常看Ａ片与进行减肥，更不必提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的欲望了。很明显的，欲望或消费不一定就是缺乏政治觉醒或「顺民（顺从）意识」的表现。所有批判消费欲望的人其实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批判别人的消费欲望，从来不会自我批判。
八、购买与消费是市民的一种公共交往
左派、仿左的保守派与人文主义派等等所有空脑的批判家，只知道急急忙忙地去批判别人的消费欲望，但是却没注意消费欲望的实现过程──购买。
对的，离开家走到市场或街道上，与人交往，这个购买过程（不论最后成交与否）都可以产生欲望／认同／愉悦。换句话说，欲望／认同不一定是由「看广告」所引发的，购买（或不购买）的愉悦／认同也不必然和那个特定的商品本身有关，因为购买过程涉及了都市景观、室内与橱窗设计、购买流程、市民交往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就像去麦当劳绝不是只关乎电视上的汉堡广告与汉堡本身而已。以下我只简略地谈谈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交往」（intercourse──最早马克思与恩格斯用intercourse这个英文字或verkehr这个德文字来指商品的交换活动或商业人际往来，我在此沿用并发展此一用法，但是我的用法并不包括哈伯马斯所谓的沟通communication）。
早期现代的经济交往促进了平等主义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里，消费购买是公共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形式，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购买的经济交往其实并不都等于单纯的物物交换行为；许多时候，经济交往和原有的社会文化网络形成了交织（例如社区的网络、族群的网络、亲友的网络、次文化的网络等等，也与购买消费的网络发生关连）。即使在都会陌生市民间偶发的、「非私人化」（impersonal）的消费购买中，也常常伴随着或附加着其它意义的交往──至少，在这种消费购买行为中认可了既定的一些市民交往规范，维系了社会团结与秩序。
另方面，消费购买也可能复制市民的既定差异与权力关系。例如高级渡假场所内的观光客或高级餐厅内的顾客等等，其不言可喻的身分地位也是透过彼此无形的交往来彼此印证（例如同在一个场所，但是彼此有距离的无涉，自制拘谨，衣着得体等等），并且用以区隔其它在场的「低级人士」。其次，一般市民交往的不成文限制或规矩也会反映在购买的市民差异中，例如，成年男人或许可以独自在玩具反斗城购物，但是却少在百货公司的女性内衣部门购物。
此外，从所谓消费者的「口碑」也可以看出购物消费与公共交往和人际网络的关系，因为「口碑」意味着商品讯息的交换，以及更重要的，信任（讯息的人身保证）的可能交换。这种交换活动既是在特定的人际网络内进行，也就强化了那些人际网络。换句话说，人们透过购买消费来进行彼此之间的交往。
总之，许多不同意义的市民交往都可能透过商品交换来达成。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一个社会总是人和人在发生形形色色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有时是依附于或透过商品交换来达成。例如，社会内的各种「知识」，可以从购买中互相交换学习而来。（此处的「知识」除了指买卖双方所拥有的各类信息、经验、意见、社会观察、价格评量、语言等等，也包括了不必言明、默会可知的文化意义、角色扮演、规范、身体规训、礼仪、情感评价、互动仪式、自我认同、服装流行、风格、道德态度等等。）当然，这些「知识」也可以从其它关系中交换学习得来，但是消费购买乃是陌生市民公共交往的一个常见方式。例如，在台北敦南诚品书店买书，和网上购书绝对不同，在此处购物时，连身上穿的衣服与打扮、身体语言，都是某类市民交往（但不交谈）的重要成份。
从这个角度来看，谁是实际的购买者──谁的身体亲自出现在市场上与人交往──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这个购买者（如外劳女佣），而非指使她去购买的出钱者（如外劳的主人），在市场上和人做实际的交往、和他人发生关系。在商品社会中，贩卖者与购买者的特征或属性则会影响文化、市场、城市风景等等的某些层面。（例如，倘若外劳都不外出购物而均委托他人代购，虽然同样的商品被购买消费，但是此社会的公共交往就会有不同的面貌。）以下让我用女人与青少年为例，来说明购买作为公共交往的意义。
九、女人与青少年的购买／交往
早期在消费主义成形时，家庭消费是大宗。因此此时的消费主义主要以女人为诉求目标，内容也以女人的家庭角色为脉络，被视为强化了女人属于家庭的刻板印象，于是「消费主义－女人屈从」成为批判的焦点。但是消费主义也同时给予了女人权利意识，让她们可以以消费者身分在公共领域中与他人交往；同时，女人被视为家庭购买方面的专家，比其它家人更擅长购物，因而在家庭里拥有力量与权力，购物也成为乐趣的来源。这种家庭妇女的消费主义状态至今仍然相当主流，但是已经乏人批判。
虽然钱是男人赚的，但是购买却使女人走出厨房，在公共空间流连忘返。购买常是女人彼此交际的方式，也是「女人文化」的一部份，更是使女人和社会普遍发生关系的媒介──购物是女人的「滥交」：购物让女人处处可去、到处都去，也使女人多方面地进行社会交往。
同时，购物也使市场以女人为家庭消费的实际掌权者，是市场交往中的平等／头等公民。男人只好借着「不屑家务采买琐事」、「幕后指挥」等说法，来掩盖其在市场交往领域中身体的缺席事实。（空脑的男性理论家则以为购买无须智能、脑袋空空也可购买，而且误以为无须身体与情绪、「空有脑袋」的理性沟通也可以造就早期现代以来市民交往的秩序与意义(注6)。
发达的青少年消费对青少年也有类似的正面效果：青少年借着消费购买过程，合法地现身于公共空间，并且取得（与成人一样）占据或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合法享用公共资源等等。（根据统计，美国青少年在「血拼魔儿」shopping mall中常常只是消费那里的空间与形象、聚集人气和交友钓人约会、只逛不买。）但是更重要的，青少年经常在和购买相关的一系列相关交往活动中，不但建立次文化的人际与认同网络，还建立起次文化的商业网络，校园附近贩卖补帖或光盘的商业网络即是一个例子。又例如，有些地点的顾客们（弹子房、泡沫红茶店、网咖等）可能彼此都认识，或者都会光顾其它消费地点等等。另外在像台北光华商场的商业交往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计算机商家并非只是单纯「贩卖」而已，而是透过贩卖来形成次文化；次文化与商业网络互相支持渗透。许多青少年的购买与消费也常常在「次文化－商业活动」中转化为贩卖与生产：例如相互买卖补帖或放心药，又例如在青少年的便利商店或快餐店打工文化中，其「顾客／打工者」身分经常互相转换，其身体规训也彼此学习渗透（参见何春蕤，＜台湾的麦当劳化：跨国服务业资本的文化逻辑＞一文）。一般来说，青少年商业中由于员工也多是青少年，所以顾客／员工身分很容易转换，这种转换也促进两者之间的进一步交往，以及人际交友、工作介绍等圈子之形成与扩散。
十、次文化的商业网络──社运应该商品化
次文化内的商业网络事实上是次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力量，例如飚车族的文化与交往绝不只是限于街头狂飙，而同时是在机车改装等商业网络内受到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某些青少年次文化即使被视为偏差（如使用放心药psychedelics，俗称吸毒），也很难被公安力量所根除──因为次文化（以及其所包含的所有狂野、颠覆、挑战、抗争、腐蚀、进步）正如吸血鬼般地依附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商业网络内。这么看来，具有激进运动性质的偏差次文化必须积极自觉的与主流文化互相渗透、利用主流的制度、组织、商业交往网络等等来吸取资源和从事实践。
许多社会运动组织偶而也会涉及商品买卖，但是多未能建立商业网络，也因而难以壮大其运动次文化。这些运动组织即使只卖纪念品、书籍等，仍然是以腼腼的态度来面对「运动商品化」的指控，而不能振振有词地指出「商业化」才是未来运动的理想出路，只可惜缺乏人才、资金、网络门道与精力而已。更广泛的来看，有些运动的次文化商业网络是自发形成的，例如同志运动相关的酒吧与书店、艺廊等形成的网络，而这种商业网络与同志次文化、同志交往有密切共生、共同壮大的关系。总之，社运如果要发达壮大，就必须发展商业网络，这样的网络也才能够孕育人才、发展次文化、有助于草根组织和动员。
然而许多运动组织即使经营书店、咖啡餐店或贩卖东西，也从未正视运动的这个商业部份，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讨论其意义。19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嬉皮运动也曾有其商业网络（放心药、二手货、手工产品等），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与认可（McRobbie）。事实上，那些贩卖现场经常是由女人与年轻人在经手，有身段的男性社运大老们则忙着处理「大事」。在这方面，社运论述中忽略或轻视商业活动，也意味着对女人与青少年的贡献之忽略与贬低。
总的来说，男性社会理论家对于「再生产领域」一向是忽略的，不但忽略性／性别／家庭，也忽略消费／购买、以及交往。上面谈购买时，我没有多举「贩卖」的例子，其实贩卖者的社会交往也常被窄化为「图利」，而没有被更深入的探究，此处暂不深谈。此外，购买与消费虽然都可以成为公共交往，但是购买与消费是不同的行为与概念。下面让我们看看除了「交往」以外，消费的其它面向。
十一、主动消费
晚近的消费文化使得消费不是只消费物质或服务，而还消费象征符号；对象征符号的消费有时甚至是消费的全部原因，或至少是主导原因。这使得消费主要是文化场域的实践。
事实上，所有消费几乎都是文化实践：人们在消费中积极主动地创造或维持某种身分认同（个人或集体的）。由于认同必须自我自力主动地建构，故而消费从不是简单地反映生产，商品消费的文化形式与意义因此不能被化约到阶级／经济／生产。正如Mica Nava所说：消费不但是经济活动，也是交往与对立、形象与认同、梦想与安慰。
上述「主动消费」的观念，强调的不是主动选择商品或消费者主权，而是说，商品的意义必须在消费过程中才能实现，而这则给予了消费者主动介入诠释的可能性，使得商品的意义不一定是生产者所意图的、所强加或决定的。
「主动消费」是理解通俗文化的一个关键：文化研究将通俗文化，特别是次文化，视为大众主动消费商品的结果：人们利用凑合借用（bricolage）商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创造／复制／建构意义、形象与认同，而这些在文化场域内的主动消费也与通俗文化互相构成。通俗文化的拼贴／挪用／凑合／赋予意义等则是创造力的表现。
换句话说，文化工业提供了文化商品，但是人们却在使用文化商品时生产出通俗文化。即使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无异议地接受了商品事先设计的现成意义，人们也需要主动地「激活」这样的意义才能完成消费。文化消费本身就是意义的生产，而人们必然处于一个赋予意义的能动位置，并且往往藉由这样的行为来培力、得到愉悦或者抵抗。
十二、通俗／次文化的抵抗与培力
上述的结论在各种次文化中更为明显：次文化把日常普通的事物挪用与重新诠释，这种文化借用也是一种「收编」，但却是由下而上的收编（Fiske称之为「编出」excorporation，相对于收编的吸纳「编入」incorporation）。
次文化风格之所以会具有反叛的因素，乃是因为「风格」就是借用拼贴（bricolage）而成的：将符号象征从其原初脉络抽离，商品重新被串连，这是个自我定义的活动，对原初意义或生产者的意图自然形成抵抗，并很容易在被压迫的情境中产生反对意义。例如，青少年次文化透过各种行为（音乐品味、追逐偶像、做身体、黑话或内行等等），以符号象征形式来反抗师长与父母文化，文化工业则有可能将青少年次文化进一步商品化。
成年人一般看到的只是文化工业在操纵青少年，在制造流行或「带坏」青少年，以为「流行」都是从上而下强加于青少年的。成年人之所以有此印象，乃是因为成年人往往透过与青少年文化划清界线而奠立本身的「成年人」地位，结果因隔绝而并不熟习青少年次文化，以为文化工业网罗了一批深懂青少年心理的广告行销高手与创意人员，所以能够让青少年如痴如迷。
其实，文化工业所创造的新一波流行，往往是对次文化旧一波流行元素的收编，但是文化工业却赋予了这些元素或符号一种正当性。结果，一方面可能使它们原初的反叛或偏差意义减弱，但是同时也使得这个商品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被消费与流行，因而具有文化接受性（cultural acceptability）。另一方面，被削弱的反叛与偏差却也有可能因为被认定而得到正当性，并因为扩散而形成另一波编码的可能素材和榜样。这个抵抗与收编的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不同主体权力协商过程，也往往带来真实的文化变迁与符码意义的变化。(注7)
十三、意义无法被「霸权宰制」或「反对抵抗」的任一方所独占
这不是说通俗文化必然是培力与抵抗的，正如我们并不否认有时候消费是顺从生产者所意图的意义，有时候文化工业也极力在其中操纵。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点：
第一，正如性产业的力量不能决定性产业的文化影响／效应，文化工业的权力也不能等同于文化工业的影响／效应。例如，一个资产庞大的跨国唱片公司可以使＜爱如潮水＞必然流行吗？或许。（其实统计指出，失败的促销例子更多）。但是他们能使＜爱如潮水＞变成「使异性恋女性臣服于一夫一妻意识形态下」吗（如果就文本字面来分析，好象如此）？可是结果却不是（爱如潮水曾是同志国歌）。（请参见本文Ａ计画之附录）
第二、意义和愉悦很难被独占与控制，意义并不终止于商品交易的结尾。文化领域总是意义争战的场地；意义就是社会实践与社会斗争。商品符号在消费实践中被赋予意义、被选择、被着色、被重组、被挪用，这些既是认知的、也是情感的、身体感知的过程都包含着创造的元素。当然我们不否认＜爱如潮水＞的生产（作曲词者、歌唱者、包装行销者）是有创造力的，但是谁又能否认消费者将之变成同志国歌的创造力呢？意义信息不是生产者单方传送／消费者照单接收，而是在消费中被再度制作或加工；故而de Certeau把消费称为「二度生产」。生产者的意向与产品的文本并不能决定消费的效果。
事实上，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法在事先确定，只能在每次实际使用中才体现。资本家要交换价值，消费者却要使用价值（或符号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而言只是可以交换，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却有很多不同的使用价值。此外，由于个别资本家也常常惟利是图，而不会关心产品「落入坏人手中」──亦即，不关心该产品是否会被转换其意义而不利于资本家整体──这也是为什么消费与通俗文化领域可能会出现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矛盾。
之前曾提到Bell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一个因素便是享乐主义文化。Bell曾说：「享乐主义的世界是时装流行的世界，是照片、广告、电视与旅游的世界。这是个让你信以为真的世界……上个十年最成功的杂志被称为playboy（游戏玩耍的男孩）不是偶然的……其成功主要在于这本杂志鼓励了男人性猎艳的狂想。Max Lerner曾说，性是美国生活最后未开发的西部边疆，在这个强强滚的社会（go-go society）中，性成为成就动机的最高峰。1950到1960年代，性高潮的秘教崇拜取代了财富的崇拜，成为美国生活的基本热情」。Bell这类分析的反动性，在于未能重视文化意义的多样诠释与变动性质，其实际效果便是掩盖与压抑了矛盾和可能抗争。
例如，在Bell所描述的这个男男女女都要性高潮的1950-60年美国文化中，要如何看待同一时期曾经发挥影响力的激进性政治的高潮论述呢（W. Reich的《高潮之功能》）？难道这是激进派性政治与体制共谋的证据吗？在同一个时期也有「中立」的性科学（马斯特与琼生等关于女性高潮的论述），这也是享乐文化的共犯吗？可是女性主义不也立刻转而把这个通俗的「享乐的」高潮论述激进化，成为女同志分离主义的弹药（Anne Koedt＜阴道高潮的神话＞＝吗？
由这个例子来看，文化战场的「编入（收编）」与「编出（挪用）」是不断进行的，没有人拥有最后的意义、诠释。对批判体制的人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从通俗文化编出激进与抵抗的论述，而非哀叹激进与抵抗的论述已被体制收编。易言之，批判者要做的，不是寻找liberation可能是libertine的蛛丝马迹，而是从libertine积极编出liberation。（注：libertine即是自由随性、任性放纵的意思。Liberation则是解放。）
但是为什么有些左派的欲望却总是在liberation中寻找可能是libertine的蛛丝马迹，想把两者界限区分清楚呢？
我认为左派这种态度建立在以下的假设上：资本主义是单一巨大的并且能够吞噬所有反对，把所有的异议都齐一地占用为一个同质的主宰文化。因此，收编必然是一个全面化的过程：被收编的就不可能是真的反抗，真的反抗则必然无法被收编。在这个前提之下，「商业化的文化反对」与「真正的文化反对」的区分必然须是清楚的；「真正的抵抗」和「与体制共谋」的界限也必须是清清楚楚的。左派这种假设有其政治上与知识上的许多盲点，此处只需指出意义是无法被宰制或反抗的任一方所独占。其实，liberation与libertine必然共享许多意义元素，也不可能区分得清清楚楚，即使区分清楚也是一种无益的实践，因为从libertine积极编出liberation才是有用的。
十四、通俗文化vs.高等文化
许多左派视通俗文化为另一种「人民的鸦片烟」，认为通俗文化提供人民安逸的愉悦，让人民宣泄了不满因而顺服现状。这样的观点忽视了文化领域内「两种文化」的矛盾对立，以及由此矛盾而来的阶级斗争、年龄斗争等等。
在文化领域里，一方面有官方的与高等的主流文化，另方面有通俗文化。官方的文化通常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在打造国族认同时表现为一种国族文化，这种国族文化与上层阶级的高等精致文化关系密切但是不完全相同。(注8)相对于高等文化的国际或西方成份，国族文化则有许多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成份，但是这些成份也会借用高等文化的符码与呈现形式，故而官方文化有时与高等文化的界限模糊。国族文化也可以关连到族群或种族的斗争，不过，此处我只谈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矛盾。
高等文化常有道德规训的意含，通俗文化则是嘉年华式的。前者是严肃的、精神升华的、静态的、美术或博物馆的、国家支持的等等；后者则是欢笑的、肉欲身体的、动态的、市场或街头的等等。
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两者也代表了不同的品味与阶级意义。在Bourdieu的讲法里，品味的高下在于一种美学的目光，也就是能否和事物的实用价值与实际操演产生距离的目光──这种目光则从关注事物的功能转移到其形式。不过，这种有美感距离、纯美学的目光，是透过美术馆才被制度化的，因为在美术馆内静静摆设的事物已经失去实用功能，只剩下纯粹形式供人沉思与凝视。换句话说，近代高等文化品味的美学目光其实是一个随着美术馆等艺术建制诞生的历史发明。相对来说，通俗的美感与品味则多半是实用的、多元的（系谱复杂、凑合借用、互相指涉）、非「永恒的美」，也不放诸四海皆准，可能存在于不法的、乡野的或次文化的小圈子中，或者被商品化而有文化接受性。通俗品味充斥于通俗文化、商品设计与边缘次文化中（却被评为低俗或甚至恶俗），但是却是多元美感的真正来源（在此我们已经找到女性主义苦寻不着的多元身体美感与性感的文化资源了）。
高等文化的创造者是少数的一群文化菁英或艺术家；通俗文化的创造者就是大众，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是集体的努力生产的结果。文化工业提供了原料和半成品，但是大众才有活力与创造力来加工生产通俗文化。大众产生出来的，也许会被收编成为新的商品，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终了：正因为永远都有新的创造，所以才有不断的编入（收编）与编出。总之，我们不应该假设创造力只存在于文化工业，也不应该假设：通俗文化完全是文化工业操纵符号与意义的产物，而大众只会消费接收现成的意义而无创造力。
不否认大众的创造力，不把通俗品味视为低下，强调通俗文化的参与性与民主性，于是有了「普通或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复杂历史的观念（起源于菁英主义、同质的共同体社会等观念），但是Raymond Williams将之与这些分离，而注入了参与民主的观念。Paul Willis则更肯定通俗文化作为共同文化的民主、抵抗与培力意义。不论如何，透过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为「普通或共同文化」铺平了道路，这是文化的平等，品味的多元而无高下。
高等文化、通俗文化与官方或国族文化，当然有互相收编渗透的情形。这些需要逐个地历史－社会的考察。例如，云门舞集起源于高等文化，但是在诉诸群众的室外场地表演时，其实又扮演起国族文化的角色。一般来说，虽然以高等文化形式来收编通俗文化内容（如古典音乐乐团演奏通俗乐曲等等）比较常见，但是在像美术馆、国家剧院、经典、高校与大学课程这些高等文化的主要建制方面，通俗文化的渗透仍然少见（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课程与经典方面）。不过，通俗文化与高等文化的高下之分并不因为彼此边界的渗透而消失。
十五、青少年与电视广告
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高下之分，除了有阶级斗争的意义外，还涉及年龄斗争，因为一般青少年不但普遍被视为缺乏高等文化教养与文化品味，而且通俗文化还主要地被视为青少年的文化。
一般在谈到青少年文化时，特别是消费与影像文化时，青少年常被视为被广告操纵洗脑，比较容易受骗上当花大钱。Mica Nava却指出青少年其实很不好骗，因为事实上，青少年广告比较sophisticated（上道），比较繁复，比较多镜头变化／快速剪接／多样打光配音，比较压缩更多符码，更多抽象与脑筋急转弯，和那些诉诸家庭主妇的广告不同。这说明了青少年的文化技巧很高──只要看MTV就知道。
青少年之所以有较高的文化技巧，很少是来自正规教育，而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幼就熟习电视广告与影像文化。广告的文本乃是从其它文化产品来，如政治、电影、广告，这些符码交互指涉、谐拟……，用典愈多则愈难译码。此外，广告与媒体的自我解构、自我译码，更使得青少年的文化技巧高超，也拉大成人（包括学术份子）与青少年的距离。Fiske因而指出，儿童很早就是电视广告「怀疑的阅读者」，反而是父母的禁看妨碍了儿童电视识字解读能力的发展。
由此来看，那些断言「青少年被电视广告操纵」的大大小小批评家，显示的不是青少年的智商低下，而是批评家本身的痴呆程度。
十六、青少年与身体
当代对于身体的重视（装扮、减肥、饮食、运动、性、养生、整型等）有许多社会─历史的因素，包括所谓的「文明化过程」（N. Elias）、个体化权力技术（M. Foucault）、个人主义化（U. Beck）与对身体的反思性筹划（A. Giddens）等等。这些都还需要其它文章来说明，而不能像那些没有学问的空脑批判家那样归诸于「广告物化身体／身体情欲商品化」等大掰咒。
现代的身体规训在规模与细致深入个体方面，是传统上从来没有的，而且儿童青少年与边缘人首当其冲。可想而知，对于身体规训的抵抗，也必然集中于身体规训的实体──身体，与形式──规训，因此，身体必然就是这个抵抗规训的战场。当然，有力对抗官方规训的往往是另一种规训或身体管理，然而在这种抵抗中，主体却得以操作其中的矛盾，而重申对于其身体的控制权。
青少年的反抗与（次）文化经常是集中于身体的。正如Hebdige所说：「如果青少年不能拥有什么，至少拥有自己的身体。如果青少年无法施展任何权力，青少年至少可以在自己身体上施展」。外表的酷异作怪或刺青，是在普遍失业与从不就业的环境下，公然宣告无意参与抢饭碗的行列，自断后路，在社会把你淘汰前，先把自己葬送。Hebdige这样的解释正是把身体次文化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
不过总的来说，各种各样的身体流行或者具有性别特质的风格，其实没有内在意义：例如男性特质风格可以被女性挪用，刺青贴纸可以因不同年龄而有不同等级的偏差意义等等。总之，符码是非常易塑的，可以不断地被「做」或修正──例如，化妆可以使女人更正经或更偏差。此外，许多看似与身体无关的消费也可以透过论述而连结到身体管理，故而身体的抗争也是非常普遍多样的。
之前曾经说过，青少年不论走在哪里总是在成人的监视下，上课时间或甚至放学后穿著制服在「不良场所」的游荡，或身体彼此的亲热，更立刻引来亲权的凝视。青少年对这个时刻被监视的反抗，不一定只是躲避隐藏，反而有时会故意作怪和爱现，以吸引更多的目光与凝视，从而将被监视的不安，转化为被观看的愉悦。事实上，青少年次文化往往就是在监视与逃避监视的空间中成形，故而其文化风格趋向招引目光的作怪或甚至残虐身体的奇观，这是对监控的反抗：要反客为主地把被监视的处境转换成表演的奇观，产生操作他人凝视的愉悦。这正是Hebdige所说的「躲在亮处」。
十七、文化激进主义
青少年一直有两种被建构的形象，例如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将工人阶级的青年分成两类：「乖的／罪犯的」，「有道理的真穷／不知上进的懒穷」，「不良的／坏透的」，这个二分趋势一直存在，后来的「好玩欢乐／麻烦」也是一样。这些二分往往是透过具体形象来被呈现与被建构，如果我们分析现今的许多青少年广告或媒体影像，我们会发现同一个影像主体可以瞬间交替出现两种形象，或者可以同时有这两种方式来解读。这是否代表着这种二分建构可以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呢？绝非如此。
广告或报导中的「偏差与乖顺」、「上进与颓废」、「阳光快乐与阴暗犯罪」的瞬间交替与同时并存，只是粉饰两者之间冲突的乌托邦狂想，而这两者的矛盾关系则时常被置换为官式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紧张关系。但是不论是禁欲规训的官式文化，开明禁欲的教育改革，着重享乐的通俗文化，理性规划「工作／休闲」的新伦理与机制（如周休二日和休闲工业）等等，都不能使青少年和谐平顺地同时内化以下两种生活风格与人格──亦即，在官式文化的场域内服从、禁欲、勤劳工作读书等等，但是在通俗文化的场域内有节制的放纵、享乐、接受现有休闲与娱乐产业的安排等等。换句话说，在每个场域中总是同时存在着逾越、违规、颠覆、抵抗、挪用、错置等偏差行为。
从青少年解放的立场来看，偏差不是社会问题或不当的社会化、缺乏管教；而是抵抗，也有时是生存策略。偏差充满了诠释的空间，或至少可以被连结到抵抗。
我曾经在＜政客的性道德与国家的理性化＞一文结尾处，提倡「文化的激进主义」（详全文），也就是倡导偏差的人生风格并瓦解主流价值和家庭（例如以败俗前卫的艺术、严肃的学术论文、运动文宣或座谈、低成本的自拍、口号、小报、网站、Ｔ恤、纪录片、报导文学或任何想得到的各色各样的文化产品来正面呈现此刻的援交、性工作、磕药、跨代恋、变装、乱伦、刺青、换伴、通奸、畸变恶形、恋尸等，但不限于这些）。这种源自现代主义文艺的文化激进主义，它的反禁欲主义乃是愉悦与好玩的过度或滥用（the excess of pleasure and playfulness），而这种过度或滥用不但和以劳动生产为中心（productivist）的主流制度与价值尖锐对立，也不同于「有节制的享乐」式的休闲娱乐产业之工作伦理。
文化激进主义这种抗争策略的选择，是我和另外一些谈流行文化与消费者最大的不同处。后者的文化研究与政治总是选择「安全」与「洁净」的策略：「安全」，因为它总是在已经被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批判常识内操作，而不是干犯众怒地替偏差与变态辩护；「安全」，也因为它对激进偏差／保守反动都保持距离，各打五十大板的维持学术客观中立，而在它的文化政治中，被警察法律权力监视的文化激进主义亦被描述为一种危险的权力。「洁净」，因为它总是优雅与拘谨地迎合高等文化的趣味／品味；「洁净」，也因为它不是替罪犯丑怪恶形辩护。
事实上，这种安全与洁净的抗争策略正呼应着资本主义的新工作／享乐伦理。当代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需要生产与消费，游戏与工作。浪漫主义与清教主义是资本主义所需的挛生文化，这两种性格典型（character ideals）都需要被编入同一个人格（personality）中，而这个双头的伦理显然此刻在中产阶级身上已经被制度化（Stephens）。
不过，我认为就像所有的伦理要求一样，资本主义的新工作／享乐伦理总是充满力有未逮、难以内化的实行困境，对于青少年而言尤其如此。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假定这个新伦理能将当代的工作伦理与享乐伦理轻松地缝合并维持区隔──特别是，文化激进主义将直接影响这个新工作／享乐伦理所想要保持的平衡、所要调和的张力。
十八、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通俗文化的动力
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说法，曾经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历史难道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与天才的创造吗？同样的，通俗文化与次文化难道不是文化工业、行销、广告创意、明星偶像、节目制作、特技音效、美术设计等等的创造与操纵吗？
我在上面曾经以主动消费、二度生产、「次文化与文化工业的互相渗透、循环再生产」来说明我的论点。此处我只做几点简单的补充以总结本文。
首先，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本身也是年龄区隔（建构）的一种实践。如果一种流行风格太大众、太普及，以致于不分老少都流行，那么就无法区隔年龄，故而此时我们必然观察到青少年对这个流行的进一步改造、挪用、变化（或甚至扬弃），以维持自我认同。此处的改造挪用或许是细微巧妙的差异，也可能有偏差的意含。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年龄建制本身会促使青少年创造次文化。
次文化不但经常有反抗主流文化的可能意义，也可能被富于想象创造力的社会运动挪用。例如，Afro黑人的大蓬头发型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兴起，就是「黑即是美」新美感风潮的一部份。另外，现在也有颠覆旧男女关系与形象的各类影像、广告与商品，之中有以跨性别美感来重塑男性身体者、有以破除禁忌之女性自由精神与语言来行销者，不一而足。这股建基于新欲望的商业风潮比起女性主义的论述更为有力与吸引人（例如晚近「身体听你的，世界也会听你的」广告），而且可以开发出新的情绪和身体、引发社会矛盾或建立性／别次文化。
其次，一般对于通俗文化经常采取一概而论的批判，例如「少女漫画书都是复制父权」等等，文化研究则显示漫画这类大量生产的产品必须逐本分析，而非一概而论。同样的，一种流行文化的社会效应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例如日本的视觉系艺人在台湾的文化效应究竟是什么？或许是青少年本身性别认同暧昧的投射？但是也有人说这造成青少年一窝蜂的模仿抄袭，但是这种批评却看不到很多跨性别者以视觉系来偷渡自我身分或自我正当化。
有人或许认为，如果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都很庞大的促销活动，将会使该文化产品的意义贯彻生产者的意图。但是事实上，即使是强势的、极权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产品也必须经过主动消费的协商（negotiation）或妥协过程。例如曾流行于中国的「血染的风采」一歌，既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意含（因而满足国家的宣传需要），但也让人民表达了对中越战争的悲伤哀痛（因而满足了人民的反战情感）。再者，从商品的成功赚钱与否、广告的动人与否等来衡量其社会效应与文化意义，显然是不相干的：因为商品可以象征地或符号地被拥有（无须购买），被不断挪用（不是只使用一次），这些都和成本或利润无关。例如，台湾泛亚手机一系列勾动外遇的广告电影之文化效应，和这个手机的市场成败是两回事。同样的，周星驰的东／西游记（大话西游）卖座惨败，但这部电影作为被消费的文化产品，却产生无法预估的次文化效应与庞大影迷。
历来对影迷、歌迷、hello kitty迷等等「迷」（fandom）的刻板印象，都是把她们当成完全失去理性而被业者或偶像操纵的一群人，尤其是因为「迷」代表一种不能自己的行径，所以更被视为没有自主能动性。但是文化研究也显示这种刻板印象的错误：迷哥迷姐们不但团结力量大，可以影响业者与偶像，而且还可以借着许多种不同方式来重新改写原本文化产品（如电视节目）的意义（Jenkins）。此外，由于网络的发展，各种「迷」与次文化认同更容易聚集、影响、改造原有文化商品的意义：不论是电视节目、电影、罗曼史小说、电子音乐或Rave派对、流行音乐、偶像、星座等等网络讨论与交换，都呈现迷哥迷姐们自我建构意义的景况，原来的生产者并不能控制这些派生或新生的意义与文化。
近年来的科技发展使得操弄影像的技术门槛降低了，人们可以自行创作影像音乐等，也可以「实体的」二度创作现成的文化产品，例如撷取现成的电影片段、影像音乐等等，加以改造改编。例如，大陆的地下光盘将电影《卧虎藏龙》重新配音，小林的《台湾论》被改写成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对白，而网络更便利了另类文化产品的流通等等。不论这些挪用改造是否为了谐拟或其它目的，左派都应该捍卫其自由变造及流通的权利，抗衡无限上纲的「智能财产权」。毕竟，这些发展都将是次文化社运更进一步发达与介入挪用主流娱乐工业的机会。
凡此总总都在说明，一般左翼或流行的媒体批判都没有掌握到青少年通俗次文化的复杂权力操作、多样社会效应与可能抗争意义，特别是由于各种主流的建制并不是彼此一致而无冲突，这些内在的冲突与社会矛盾反而有可能促进主体的反思（reflexivity）与能动性。事实上，现代制度与个体都愈趋知识信息饱和的反思性，个体所面对的往往不是缺乏选择或机会，而是被选择所淹没、却又无能近用最有利的机会。在权力操作方式转变，强制性减少的情况下，社会运动在政治－论述策略上，与其继续以「自主性」来质疑消费与通俗文化内的行动者，倒不如积极介入与挪用消费与通俗文化，来使行动者得力壮大。
十九、左派必须转向主体
可是传统左派为什么不能接受这样的政治－论述策略？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此处我只谈一点。
在传统左派的看法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只在于其强大的生产力，但是这个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故而其生产力水平只能达到某个最高极限，接着就只能带给人类灾难（如经济危机的循环、长期景气衰退、失业、浪费、社会不平等、军备竞赛等等）。相较之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却能够比资本主义更进一步能解放生产力，故而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契机。
以上这个传统左派的分析只聚焦于经济生产的领域，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忽略了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内的解放力。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政治、劳动市场与雇佣、教育、管理、全球通讯传播与金融、贸易等「结构的转变」之同时，进而也开始改变更基本的社会构成关系，也就是「主体的转变」，亦即，家庭、人际关系、性／别、伦理、文明礼貌、童年、人性（情感）、道德、身体、公私领域区分等「主体建制」的改变。在后者所属的文化领域，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巨大的解放潜能。
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官方左派）有兴趣的只是官方文化或国族文化，但是1980年代末苏联与东欧的人民却被消费社会所吸引，也加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至于一般左派则总是假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与通俗文化是反动的，资本主义除了解放生产力之外没什么其它好处，故而资本主义所带给文化领域的改变也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易言之，左派不但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资权力关系），也不看好资本主义的商品（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与消费之影响。我认为左派在此完全缺乏分析，因此对于我所谓的「主体的转变」很容易持负面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是人性扭曲、人际冷漠物化低俗纵欲功利等等，因而堕入感伤怀乡田园诗的人际关系与主体。
文化与社会价值领域的斗争（主体的解放）和全球化等结构的转变，如何相关与如何介入，都是进步的社会运动所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二十、青春睿智和写长文之间的关系
我写这篇长文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响应什么文章，而是不忍再看到已经在思考问题的年轻人受到空脑学人的「批判大掰咒」影响而日趋愚笨化，只能不断想象群众（甚至自己）是「体制结构的受害者」。这种轻松不费力的古旧想象有时替懒人找到无能为力的借口，有时替妒恨者正当化法西斯或歇斯底里的行径，有时促使人将战场放在国家、法律、公民社会等中心地区，以及管理／决策／规范等「向上提升」的位置（亦即，从制度面──从上而下地改造群众），而不是「向下沉沦」地在通俗文化与商业体制之内充满想象／愉悦／欲望、为主体培力的边缘战斗。这篇长文因此要丢出一些新的思考资源与论述，提示人们寻找新的抗争路径。
关于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还有许多议题我没有写到，可以深入的面向实在太多了，但是文章长只能长到一个地步，写作者只能写到一个地方。之后，就是读者通行无阻的地带，读者开始写作的地平线。以此与大家共勉。
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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