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本是学术界的事情，书店里的学术著作总是不大好销的，普通人读不懂学术著作，也未必愿意去读，作学术批评更是如此；不过牵涉到学术腐败的问题，好象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因为人们印象里大学博导抄袭剽窃那跟贪官污吏没什么区别呢，因为都沾上了腐败两个字。所以出现王铭铭的事件很自然的就来了一个新闻回顾，目的是使之成为根寸长久的社会疾患之一。问题是，学术这种专门性的问题，是否适于拿到大众面前讨论？不过媒体从来不帮助人撇清是非而只徒增昏昧，也早已是意料中的事情。

就王铭铭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尚有可讨论之处。首先，是否有人去核实？10万字的内容一模一样，是怎么核算出来的，以什么标准算的，除了那位研究生外，是否有其他人验证？我联想到自己做学年论文的时候参考到余英时先生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的文章，因为时间有些久了，资料又不在身边，此处无法以实例证之。不过我记得当时自己做了仔细的对比，结论很骇人，实际上现在还无法理解，为什么余英时要对郭沫若做如此的“攻击”？在我眼里，这实在有点低级。事后已经有大陆学者批驳了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列出了他很低劣的攻讦手法，比如故意篡改引文，（我甚至检出了更多的地方），不过要注意这已经是余文发表很多年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在这么多年当中，根本就没有人去仔细校对原文，而信任和引用了余英时的结论。这里就是一个核实的问题。人情在惰不在勤，又何况人类学在中国非显学，接触者数量极少呢？余英时先生的“学术问题”即使被检查出来了，海外汉学家的学术地位照样不损，倒不是我不服气，即使结论骇人我也相信任何事后总有成因，但我不赞成同样犯了错的两个人，一个人要遭受全面的惩罚，另一个人却可不闻不问，这无论如何是不公允的。在此我倒是很同意那位教授的话“中国的人情世故很复杂，本来是个学术批评的正常行为，但假如更多的人知道了，这片文章就可能胎死腹中”的前半句，用来解释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有意保密，可是后半句不懂。

另外，一谈学术问题就和良知道德挂上钩的，和以前老夫子说话满口仁义道德没差别（中国的东西真都是沾上老而不死的邪气），今天在这里义正词严的说良知前是否先抚摩一下胸口，以防万一。

第三，关于抄袭牵涉倒太多专门和具体的内容，一个学科有一个学科自己的特点，既然王教授说日后有交代，不妨静侯。

不过出离于事件本身，我倒愿意说点别的。原来我倾向于把大众和媒体分开。现在却愿意两者合一。除了在表面的说话权力方面有所差异之外，实在无大不同。你引导我，我顺从你，智识水平和情感状态高度合一，让人几乎肯定报业媒介已经充分实现了其事业最初追求的目标。不过这目标的达成是以原应给予弱势群体以智慧启蒙的优势群体的整体堕落为代价的。这也相当于竞技场上，一个跑在前面的人忽然放慢了速度满怀柔情并不无阿谀的和落后者一起，以蜗牛般的速度在跑道上前进，然后向满场的人宣称自己的仁爱和高尚。记者们（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人们的传声筒，倒象是个低级商贩，见人爱啥兜售啥，又拍马屁又赚钱。这些人不光是江总书记说的知识水平有问题，脑子也大有问题。——有了这样一个缺乏基本理智的庞大而牢固的基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困难呢？

另一方面我很无奈的发现，无论在这里说什么，我都已经承认了一个前提，就是承认媒体报道王铭铭事件为有，为实。两个争论再激烈的人，也总有一个双方都认同或隐性认同的前提。我的前提就是我无奈何之的一点。活在今天，你有置身于谎言岛的错觉，逻辑课上的这道题目只要逻辑思维清晰的人还能得解；你现在要做的题目还需要粗壮的神经。杨澜说我是杨澜吗杨澜是我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让我恐惧的不是这个集团的整体智商的低劣，而是他们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于是我的有限的轻蔑也无从抛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