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审美对抗的现实主义
丁：今天我们想就乡土、民间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 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同构 异质关系，来谈一谈部分写实性作家的创作。这里将涉及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即所谓的“现 实主义回归”问题。近一二年来，一批山东、河北的作家，像李贯通、刘玉堂、赵德发、何申、关仁山等人的小说创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于是便有了“现实主义回归”的说 法。提出这个观点，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一定的依据。但是现实主义真的“回归”了吗 ? 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否真正施行过，是一个问题，即使施行，也是非常短命的，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很难立足，30年代刚刚兴起来，就被左倾文学思潮取而代之，到了50年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一旦与官方话语对撞，马上就被消灭掉了。80年代末的“新写实”，我认为是对旧写实主义的一次回 归，但尚且没有回到19世纪以后包括自然主义在内的写实精神中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现实主义”也许是个常提常新的话题。
费：尽管我承认，有一部分作家由于关注社会现实受到重视，但我认 为，不能轻易地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尤其在目前，一讲到反映现实的创作，就用现实主义来统领，这样做太简单了。不能把现实主义这个长久的文学命题当作实用性的命题，为某一时期某一气候下的文学服务。“现实主义回归”的话题，我们过去已经听得不少，但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回归”，又“回归”到什么样的现实主义，一直没有弄清楚。现在重提这个话题，要特别审慎。
丁：你的提醒很有必要，讲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回归”，必须有 所限定。至少要在文学内部的变化规律上考虑，从写作者的审美立场的选择上考虑。
费：如你讲到的，如果我们从乡土、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构关系上谈这90年代写实问题，可能更合适，也更有具体的针对性。
王：简单地讲现实主义的“回归”，很有可能使它变性为意识形态话语。对一个作家来说， 创作是可以选择多种方式的，面对生活和世界也有多种姿态。像博尔赫斯的写作完全是闭门 造车式的，完全靠读书，跟当代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完全以一种纯粹个人化方式 进行写作。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直接描写现实的作品太少，而现在有一批反映现实的作 品出来了，说它是“现实主义回归”，道理大概就在这儿。前些年，老说作家不关心现实， 只讲个人化、边缘化，或者面向历史，以新历史主义观点虚构历史。为什么一大批作家在现实面前转过身去，我觉得原因有两个：一是作家缺乏人文主义精神，缺乏现实激情，缺乏理想；还有一个是作家对当代变化莫测的现实缺乏把握能力，不知道怎样表现现实、评判现实。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有部分作家对现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了，所以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多了起来。
费：在今天，作家选择自己的写作位置以及写作姿态，应该是比较自由的，一些作家以个人化为自己的写作方式，而一类作家，比如李贯通、何申等人，作为生活型作家，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一种乡土的、平民的、民间的生活环境中，与当代的社会生活状态发生紧密而融洽的联系。如果说“个人化”作家的小说完全是“私语”式的叙事，那么这些作家的小说更多是在乡土性、民间性立场上的叙事。就他们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其写作的个人位置，选择定位在现实主义上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写作观念和方式上更容易成为一个“写实性”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且以他们的写作方式与同时的“个人化”写作相抗衡。其实他们的写作一直存在，只不过90年代人们的眼光过多地热衷于另外一些人，而他们不免被忽视罢了。
王：从理论上讲，各种创作方法，各种把握现实的角度，各种感受现 实的态度，是不相冲突 的，而且是互补的。在文学史中，各种潮流实际上是不停地起伏消长的。某一时期某一种潮 流兴盛，延续数年，然后由盛到衰，这是不可否认的规律。现在“现实主义”的写作，再度 蜂起，怎样评价它是一回事，但是相对于前几年确实是一种反动，一种彼消此长，一种审美 阅读要求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学内部的新的平衡。
丁：刚才费振钟提到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抗衡，这种抗衡有时候是公 开的，但大多情况下它 是隐蔽在创作内部，相互消长，相互制约。这是一种审美的对抗。前几年“个人化”写作已 经对接受主体形成了一种阅读的审美疲劳，而现在另一部分面对现实生活的作家，包括写乡 土题材的、写社会基层问题的、写市民生活的作家，他们从“潜在”的写作中，开始构成一 种新的写实性思潮，并产生了新的文学审美时效，从而与个人化的“私语性”写作形成了“ 公开”的审美对抗，这是正常的文学现象。
费：从文学多元化的要求看，审美对抗是多元文学的必然。
2、民间立场
丁：有人立刻开始为这些小说作家“命名”，比如山西的王祥夫，因为他的《雇工歌 谣》而被称为“新山药蛋派”，这就暗示了这批作家的“写实”的“现实主义”属性。但这 批小说是不是要回到赵树理的“写实”呢?恐怕不是。赵树理认为他的作品是地摊文学，是 赶庙会时的唱本式读物。他使用的是民间话语方式，但他的民间话语至少是不完全的，他作 品意识形态味很浓，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写作中占主导地位。而最近一批致力于新的乡土文 学写作的作家，既不愿意走赵树理那种打着民间话语旗号而归附于意识形态麾下的老路，同 时亦觉得生活现实的压迫又不得不求助于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来重构人生。于是，在他们的 作品中呈现了一种新的景观，我认为他们的写作方式，似乎更接近莫泊桑与左拉：从冷峻和 客观的描写中，透出生活的悲凉和艰辛。
费：仅用“现实主义回归”来指称当前这些介入现实、反映生活悲凉 艰辛的小说，恰恰可能 混淆了这批作家各自不同的内在视点和话语方式。像李贯通的近作《天缺一角》，就以突出 的民间文化主题，在众多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不同凡响。站在民间立场上思考民间文化的历史 和 现实命运，以及民间文化在重构当代生活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是李贯通从80年代后期开始 一直坚持的文学目标和思想主题。他写微山湖地区的乡村医生、文化站长、民间诗人，更多 是在追寻民间文化的踪迹，追寻一种已经差不多消逝了的民间生活方式，那是一种具有诗意 的生活精神和理想形式。尽管他以田园诗般的笔触追忆它的亲和力，但是终究还是一曲挽歌 。李贯通这种民间情怀到了90年代似乎更加强烈，也更为自觉，所以才有了《天缺一角》这 部小说。作品中那块历尽沧桑被保留下来的碑，并不是作为官方文化的代替物，而是作为民 间文化的一种象征，它被发现了，但又重新掩没了，小说写出了民间文化在90年代最后的陷 落。
王：我一直很怀疑，中国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文化。从秦汉以来 ，官方文化就向民间进 行了强大的渗透。几千年的封建史，可说是政治文化不断消解民间文化的历史。而在当代， 50 年代直至“文革”期间，所有的民间文化都被当作“四旧”一扫而光，所以现在讲民间文化 就成为一个疑问。
费：民间文化在历史上被侵蚀、分化、瓦解，当然是事实，但是只要 有民间存在，民间文化 就不会消亡。民间文化会以自身的存活力，对抗所有的这些侵害，以它自己的方式延续生长 。
丁：这里有一个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悖论问题，在中国民 间文化里很早就渗进 了政治意识形态，因而载道意识在民间文化中已经形成一种历史惯性。赵树理身上就是典型 的表现。为什么他能成为“讲话”的代表作家呢?他就是以民间文化作为媒体，表达“大众 化”的政治需求，他的“下乡”和写作，都是带着具体的政治目标的，而不是站在纯粹的民 间立场，单纯表现民间的声音。在中国现代以来，纯粹的民间话语是难以独立存在的。
至于谈到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相异之处，尤有必须廓清的地 方。我认为其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从人本位出发，一个是从官本位出发。一谈到人文关 怀，有人就觉得你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这是分不清两种基本出发点造成的误解。在许 多乡土小说里，民间意识和知识分子人文意识相互结合，它力图排拒官方的政治意识，不过 往往排拒不了，官方的政治意识还是在不断地向里面渗透。比较起来，在这批写实作家中有 三类情形：一类是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融合的作家，如李贯通、王祥夫、柳建伟、张继 ；另一类民间话语中比较多地渗进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家，如刘醒龙、何申 、关仁山、谈歌；再一类是既疏离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又疏离了知识分子话语， 用比较完全的民间话语写作的作家，如刘玉堂、刘庆邦，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在民间立场与 知识分子立场之间摇摆。
3、反思“新写实”
费：前不久，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后写实”与“新写实”的关系 ，你把最近这些 现实题材小说归之于“后写实”，这就意味着它们与1989年开始的“新写实”小说有着较近 的 联系。我们能否认为它们是对“新写实”的反思呢?如果是这样，它们与“新写实”小说相 比，是深化了还是浅化了?“新写实”的特点是平民本位和与现实和解，而它的主要缺陷在 于放弃深度表现，放弃人文批判，放弃精神理想的寻求。那么今天这些作家，在保持了“新 写实”的特点的同时，也许开始修正它的缺陷，这是反思“新写实”后的积极结果，可以说 是在“新写实”基础上的深化。再一点，“新写实”只注意写生活的原生态，对现实问题恰 恰不在视点之内，而最近一些小说则很热衷于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可以说它们是社会问题小 说；尤其是有关乡村基层干部问题的作品出了一大批，作为问题小说，它们一般都主题单一 ，人物简单，往往囿于对生活的解释，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虽然这对“新写实”是一 种反动，但艺术上毕竟是浅表化了。
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新写实”小说相比，从阅读的直 感而言，这些小说思想 情感都开阔了不少，令人感到明朗了一些，不像“新写实”那么琐碎沉闷。他们与“新写实 ”作家一样，都是写生活之难，《分享艰难》是写“难”，何申、谈歌等人的小说也都写“ 难”，区别仅仅在于“新写实”写一个工人、一个市民、一个文化人、一个单位里的小人物 的生存艰难，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爱情，生活是“一地鸡毛”之烦，这“难”只是个人 之难；现在刘醒龙、何申们写的是国家之难，社会之难，时代之难，比如说乡村干部如何难 当等，这是一种公众之难。两种“难”不同，前者要独自承受，后者则要众人“分享”。
费：“新写实”尽管写了人的生存之难，但人与现实的关系是相互和 解的，现在写众 人之难，是在社会发展的文化背景下，客观上把人与现实的矛盾和对抗关系突现出来了。
丁：把目前的写实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作对比，我认为人文关怀是 一个不容回避的尺度。 换句话说，人文关怀应该是今天的写实性作家对“新写实”进行反思的着眼点。“新写实” 小说对人的生存本能写得很多，但它放弃了对人的生存背景的关注，因此达不到人文的深度 。 而刘醒龙等人写社会的艰难、时代的艰难以及人在现实环境中选择生活的艰难，其中带有一 定的人文激情，无疑是对“新写实”的深化。但他们的不足也很明显，这就是对生命本体的 关注还不够，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中多数人的作品，过多地把视点集中在具体的现实 问题上，所以说，他们很容易流入“问题小说”的窠臼。
费：谈到生存本体，我想不是指个人本体吧。与现实派作家、先锋作 家以及“个人化”作家 的写作相比，我觉得这批以乡土为对象的写实性作家的写作，其本体应是建立在“人民”的 共同性之上的“民间”本体，这使他们的写作最终回到民间精神和文化本源的内在目标和主 题。
王：就这一二年的创作实绩而言，我们首先要肯定他们对现实的关怀 ，和对现实中人的处境 的关怀，但也要指出，与“新写实”小说一样，他们对人的灵魂的关怀还远远不够。都是写 一种“难”，但是形而下的“难”，对人心灵之“难”的开掘则显得缺少，无论《分享艰难 》还是《大厂》都有这种明显的不足。
丁：你讲的不足，确实是他们这批作家思想力和审美力尚未达到之处 。也许就因为他们对人 的心灵开掘不够，所以他们尽管写了很多的“艰难”主题，但缺乏悲剧感。过去“新写实”就是回避悲剧性的，加强悲剧意识，应是今天写作主题中应有之义。而对这样一个文化转型期，面对世纪末，缺少悲剧性品格的小说作品，谈所谓“现实主义回归”，免不了要大打折扣。
费：悲剧表现跟小说的深度模式有关，跟人的心灵的表现有关，跟灵魂、生命这些带有形而上意味的探求有关。遗憾的是，这些旨在写“艰难”的小说，由于缺乏悲剧性，使得所有的“艰难”都变得没有震撼力了。有人也许会说，这个时代只需要温情主义，只要有温情(人与人相互间的理解与同情)，就超过了所有的终极关怀。这种说法似乎太简单也太廉价了。当然，选择温情，而不是选择更有深度的悲剧，在今天可能会保险得多，也更能适合读者的世俗口味。话又说回来，即使如此，也还有少数作品是向着悲剧性上努力的，比如《天缺一角》和《雇工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