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
秀外慧中
学术悲剧又一例
夏 晰
新世纪之初，学术界一时间流行“原创”的曲调，鼓吹以自己的声音言说自己的思想。淹没于“原创”的喧嚣声中，偶尔翻阅“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一的《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二版），作者马振方教授在“重印后记”写道：
细心的读者或已发现，一本比拙著早出两个月的同名论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与拙著某些章节的内容、文字有多段重复或大同小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作者何永康先生于前年五月将其《小说艺术论稿》重印三百册，在增写的《重印后记》中说明了原委：
本书“小说特征概说”、“小说的叙述人语言”两节，借鉴了高永年同志听课笔记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出自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所授“小说创作论”课……
由于印数甚少，读者难于见到这篇《后记》，引录于此，以释本书读者之疑。
怀着几分好奇，笔者颇费周折地从旧书摊搜寻到何永康先生的《小说艺术论稿》，以证实自己的疑问：因为何先生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长，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又是博士生导师，按理说，这类头衔与光环和“文抄公”之间似乎不应该存在逻辑联系，况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来声名显赫，似乎也不应该允许一位“文抄公”担任自己的院长，使一张百年的老脸蒙垢。然而，经过自己的仔细阅读、比较，才知道马振方教授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学术界又上演了一幕剽窃的悲剧：堂堂百年学府的南京师范大学，其赫赫声名的文学院，“院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博士生导师”——何永康先生，凭借于抄袭而招摇过市，由此博得一系列的头衔和光环。这也就是中国学术界所提倡的“原创”宗旨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具体呈现吗？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近乎黑色幽默的例证。
笔者着重比较两本著作的两个章节：“小说特征概说”和“小说的叙述人语言”，发现两著存在着思路、表述、文字的惊人相似。如马著将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归结为“内容高度生活化”，第四个特点归结为“在形式方面，运用文学手段的综合性和包罗诗文体式的广泛性和自由性”。而何著也将小说的特点归结为：“内容的高度生活化”和“表现形式具有充分的自由性和综合性”。而在具体的表述上，马著在第14—15页写道：小说“ 能将头绪纷繁的社会纷争、历史事件演义得真切、分明、有条不紊；也能为千万人的活动场面制出画图，绘声绘色；……世界上、生活中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客观存在，只要作家感受得到、想象得出，小说都能加以描绘，给以表现。”而何著在第5页也赫然写道：“ 小说能把各种社会斗争、历史事件演绎得活灵活现，头头是道，清清楚楚；也能将千万人的活动场面表现得有粗有细，有情有致，有声有色。总之，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具体的，抽象的客观存在，只要人的思维能够达到，小说都可以表现，并加以生动的描绘。”何著的抄袭策略，属于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述的双重并用。而在此处表现出一个极其明确而低能的文抄公本色。再如马著第22页写道：“ 它几乎总是把叙述、描写、对话综合于一部作品，有时还融入抒情、议论。”何著则在第16页这样表述：“ 它总是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对话、独白融入一炉，综合运用多种文学表现手法。”马著在第23页说：“ 小说的这种形式特点给予了作家极大的抒写便利和自由，同时也要求作家熟悉多种文学手段和诗文体式：既长于叙述——多种多种多样的叙述，又长于描写——方方面面的描写；既善于运用人物语言，又善于运用叙述人语言。”何著则鹦鹉学舌地在16页和17页说：“ 表现形式的自由性和综合性，给小说家的创作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作为一个小说家，必须能掌握多种艺术表现手段，而且要融汇贯通，灵活运用；既长于叙述，又长于抒情、描写；既善于运用人物语言，又善于运用叙述者的语言。”典型的抄袭和剽窃，简直令一切古今文人汗颜。而这位“博导”以及据说是“作文指导专家”，居然将高中生都很少笔误的“融会贯通”写做“融汇贯通”。这样一位国家组织人事部1999年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也许就是凭借如此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突出贡献”？真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和耻辱，也为20世纪末的文坛怪现状。
笔者又仔细比照了某些细节，发现该书的抄袭程度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如马著中有一节“叙述人语言的群众化和民族化”（第187页），而何著中也有小说叙述人语言的“群众化和民族化”（第82页）一节。在具体的表述上，马著说：“ 叙述人语言的民族化是与群众化分不开的。”（第192页）而何著也云：“ 民族化和群众化是分不开的。”（第83页）马著认为，“小说语言中民族形式方面的问题大多出在叙述人语言。比较常见的两种。其一是欧化的大长句子”，“ 其二是叙述人语言与人物语言的接榫问题”。（第192—193页）。而何著也如此写道，“ 目前有些小说语言的民族化不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爱用欧化的长句”。“ 第二，不注意叙述人语言与人物语言的接榫的问题。”（第83—84页）这无疑属于典型的剽窃他人的思路和观点。再看具体的文字表达。马著在第193页写道：“ 有的举棋不定，藕断丝连，语法错误很明显；有的彼此牵扯，子句横出，上下文气被掐断。这种大长句子结构复杂，纠葛太多，一处照顾不到就出毛病；……老舍在谈他运用语言的经验时说：‘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李准‘有时就先用嘴说说再写，看是否顺口’”。而何著则在第84页写道：“ 许多长句彼此牵扯，子句横生，语法不通，上下文气被掐断；这种句子，结构复杂，纠葛太多，一处照顾不到，问题就出来了。写小说，要一句是一句，不要写太长的、难以上口的句子；如果碰到这种句子，就尽可能将它分开，再用嘴说说，看它是否顺口了。”何著几乎全盘照录，甚至也将老舍和李准的话不加注明地顺带收录，短短一段话等于抄袭了三个人的思想和表述。这种恶劣的文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会发生在一个号称“写作学权威”、“作文指导专家”身上。尽管何著有些地方采取了一点抄写策略，将文字略加变化，但是仍然显露出明显的抄袭痕迹。如马著第193页写道：“ ‘五四’以后的一个时期，小说中羼入一些欧化语言，是历史的产物，是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产生的偏颇和缺陷。后来随着认识的提高，逐步克服、改变了。”而何著在第85页这样写道：“ 五．四以后的一个时期，不少作家的语言过分欧化，特别是叙述人语言搞得很别扭。这是学习西方文学时出现的某种偏颇，后来在‘消化’时就逐步纠正了。”个别文字的更动也丝毫掩盖不了剽窃的痕迹。类似这样的状况，在何著中随处可见。应该说，何永康教授的剽窃胆识非常人所有，然而其剽窃技巧却是低劣不堪。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例关系。
何永康的《小说艺术论稿》，从思路、结构乃至于语言的表述，明目张胆地剽窃马振方的《小说艺术论》，马振方先生在该著1997年7月18日的“重印后记”中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然而，令人迷惑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何永康居然堂而皇之攫取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交椅，甚至获得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博士生导师”的头衔，这不能不使我们对现行的学术体制及其评价机制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我们有理由去追问：我们学术界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种防范窃取他人知识产权的监察机制？我们是否有必要规范学术成果的价值断定和学者荣誉的授予程序？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提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道德良知的呼唤？我们还有理由这样思考：在市场经济的价值杠杆的作用下，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往历史条件下单纯地扮演道德偶像和“灵魂工程师”的角色，他们不再制造启蒙者和救世主的神话，他们也应该被真实地还原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芸芸众生，也没有必要对他们仰目而视和给予某种特权，应该给予他们和普通民众相等的监督规范和道德操守。否则，类似何永康这样的学术悲剧还将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不断地被上演，中国学术界将长久地缺席尊严和秩序，学者们将更多地丧失良知和道德，沉湎利益和名誉的角斗之中，而遗忘对于学术的热情和奉献。其实，历史上我们过多地虚构了“知识分子”的神话，在知识分子的神话光环下，掩藏了许多人性的阴暗面，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消除这种神话光环的历史需要，建立一种符合历史进步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的尺度也许是当下的迫切趋势。
夏 晰
新世纪之初，学术界一时间流行“原创”的曲调，鼓吹以自己的声音言说自己的思想。淹没于“原创”的喧嚣声中，偶尔翻阅“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一的《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二版），作者马振方教授在“重印后记”写道：
细心的读者或已发现，一本比拙著早出两个月的同名论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与拙著某些章节的内容、文字有多段重复或大同小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作者何永康先生于前年五月将其《小说艺术论稿》重印三百册，在增写的《重印后记》中说明了原委：
本书“小说特征概说”、“小说的叙述人语言”两节，借鉴了高永年同志听课笔记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出自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所授“小说创作论”课……
由于印数甚少，读者难于见到这篇《后记》，引录于此，以释本书读者之疑。
怀着几分好奇，笔者颇费周折地从旧书摊搜寻到何永康先生的《小说艺术论稿》，以证实自己的疑问：因为何先生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长，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又是博士生导师，按理说，这类头衔与光环和“文抄公”之间似乎不应该存在逻辑联系，况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来声名显赫，似乎也不应该允许一位“文抄公”担任自己的院长，使一张百年的老脸蒙垢。然而，经过自己的仔细阅读、比较，才知道马振方教授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学术界又上演了一幕剽窃的悲剧：堂堂百年学府的南京师范大学，其赫赫声名的文学院，“院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博士生导师”——何永康先生，凭借于抄袭而招摇过市，由此博得一系列的头衔和光环。这也就是中国学术界所提倡的“原创”宗旨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具体呈现吗？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近乎黑色幽默的例证。
笔者着重比较两本著作的两个章节：“小说特征概说”和“小说的叙述人语言”，发现两著存在着思路、表述、文字的惊人相似。如马著将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归结为“内容高度生活化”，第四个特点归结为“在形式方面，运用文学手段的综合性和包罗诗文体式的广泛性和自由性”。而何著也将小说的特点归结为：“内容的高度生活化”和“表现形式具有充分的自由性和综合性”。而在具体的表述上，马著在第14—15页写道：小说“ 能将头绪纷繁的社会纷争、历史事件演义得真切、分明、有条不紊；也能为千万人的活动场面制出画图，绘声绘色；……世界上、生活中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客观存在，只要作家感受得到、想象得出，小说都能加以描绘，给以表现。”而何著在第5页也赫然写道：“ 小说能把各种社会斗争、历史事件演绎得活灵活现，头头是道，清清楚楚；也能将千万人的活动场面表现得有粗有细，有情有致，有声有色。总之，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具体的，抽象的客观存在，只要人的思维能够达到，小说都可以表现，并加以生动的描绘。”何著的抄袭策略，属于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述的双重并用。而在此处表现出一个极其明确而低能的文抄公本色。再如马著第22页写道：“ 它几乎总是把叙述、描写、对话综合于一部作品，有时还融入抒情、议论。”何著则在第16页这样表述：“ 它总是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对话、独白融入一炉，综合运用多种文学表现手法。”马著在第23页说：“ 小说的这种形式特点给予了作家极大的抒写便利和自由，同时也要求作家熟悉多种文学手段和诗文体式：既长于叙述——多种多种多样的叙述，又长于描写——方方面面的描写；既善于运用人物语言，又善于运用叙述人语言。”何著则鹦鹉学舌地在16页和17页说：“ 表现形式的自由性和综合性，给小说家的创作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作为一个小说家，必须能掌握多种艺术表现手段，而且要融汇贯通，灵活运用；既长于叙述，又长于抒情、描写；既善于运用人物语言，又善于运用叙述者的语言。”典型的抄袭和剽窃，简直令一切古今文人汗颜。而这位“博导”以及据说是“作文指导专家”，居然将高中生都很少笔误的“融会贯通”写做“融汇贯通”。这样一位国家组织人事部1999年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也许就是凭借如此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突出贡献”？真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和耻辱，也为20世纪末的文坛怪现状。
笔者又仔细比照了某些细节，发现该书的抄袭程度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如马著中有一节“叙述人语言的群众化和民族化”（第187页），而何著中也有小说叙述人语言的“群众化和民族化”（第82页）一节。在具体的表述上，马著说：“ 叙述人语言的民族化是与群众化分不开的。”（第192页）而何著也云：“ 民族化和群众化是分不开的。”（第83页）马著认为，“小说语言中民族形式方面的问题大多出在叙述人语言。比较常见的两种。其一是欧化的大长句子”，“ 其二是叙述人语言与人物语言的接榫问题”。（第192—193页）。而何著也如此写道，“ 目前有些小说语言的民族化不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爱用欧化的长句”。“ 第二，不注意叙述人语言与人物语言的接榫的问题。”（第83—84页）这无疑属于典型的剽窃他人的思路和观点。再看具体的文字表达。马著在第193页写道：“ 有的举棋不定，藕断丝连，语法错误很明显；有的彼此牵扯，子句横出，上下文气被掐断。这种大长句子结构复杂，纠葛太多，一处照顾不到就出毛病；……老舍在谈他运用语言的经验时说：‘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李准‘有时就先用嘴说说再写，看是否顺口’”。而何著则在第84页写道：“ 许多长句彼此牵扯，子句横生，语法不通，上下文气被掐断；这种句子，结构复杂，纠葛太多，一处照顾不到，问题就出来了。写小说，要一句是一句，不要写太长的、难以上口的句子；如果碰到这种句子，就尽可能将它分开，再用嘴说说，看它是否顺口了。”何著几乎全盘照录，甚至也将老舍和李准的话不加注明地顺带收录，短短一段话等于抄袭了三个人的思想和表述。这种恶劣的文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会发生在一个号称“写作学权威”、“作文指导专家”身上。尽管何著有些地方采取了一点抄写策略，将文字略加变化，但是仍然显露出明显的抄袭痕迹。如马著第193页写道：“ ‘五四’以后的一个时期，小说中羼入一些欧化语言，是历史的产物，是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产生的偏颇和缺陷。后来随着认识的提高，逐步克服、改变了。”而何著在第85页这样写道：“ 五．四以后的一个时期，不少作家的语言过分欧化，特别是叙述人语言搞得很别扭。这是学习西方文学时出现的某种偏颇，后来在‘消化’时就逐步纠正了。”个别文字的更动也丝毫掩盖不了剽窃的痕迹。类似这样的状况，在何著中随处可见。应该说，何永康教授的剽窃胆识非常人所有，然而其剽窃技巧却是低劣不堪。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例关系。
何永康的《小说艺术论稿》，从思路、结构乃至于语言的表述，明目张胆地剽窃马振方的《小说艺术论》，马振方先生在该著1997年7月18日的“重印后记”中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然而，令人迷惑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何永康居然堂而皇之攫取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交椅，甚至获得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博士生导师”的头衔，这不能不使我们对现行的学术体制及其评价机制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我们有理由去追问：我们学术界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种防范窃取他人知识产权的监察机制？我们是否有必要规范学术成果的价值断定和学者荣誉的授予程序？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提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道德良知的呼唤？我们还有理由这样思考：在市场经济的价值杠杆的作用下，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往历史条件下单纯地扮演道德偶像和“灵魂工程师”的角色，他们不再制造启蒙者和救世主的神话，他们也应该被真实地还原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芸芸众生，也没有必要对他们仰目而视和给予某种特权，应该给予他们和普通民众相等的监督规范和道德操守。否则，类似何永康这样的学术悲剧还将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不断地被上演，中国学术界将长久地缺席尊严和秩序，学者们将更多地丧失良知和道德，沉湎利益和名誉的角斗之中，而遗忘对于学术的热情和奉献。其实，历史上我们过多地虚构了“知识分子”的神话，在知识分子的神话光环下，掩藏了许多人性的阴暗面，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消除这种神话光环的历史需要，建立一种符合历史进步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的尺度也许是当下的迫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