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太子丹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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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今年六月初收到《书屋》杂志的同时，也接到了王燕妮打来的电话，告知《书
　　屋》发生了变动，面临着被改版的命运。虽然得讯突然，但思想里早也有了预备。去年
　　便传闻当局有指令封杀何清涟等几人的文章后，《书屋》仍连续刊登了何清涟因为所著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与深圳几位“持不同意见者”双方交锋的文章，以及《书屋》登
　　载的胡绩伟回忆胡耀邦的文章，等等等等时，就已经被上级点名了。但是《书屋》表现
　　出了“中国最有血性的思想杂志”的血性，办刊的初衷与方针不改，
　　坚持思想的锐利，宁可做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去牺牲自己而泽福给中国渴求思想文化的百
　　姓大众。
　　
　　
　　
　　麻烦的是《书屋》竟然上了《纽约时报》的书评，所以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当局
　　者们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杂志刊物受到西方的赞扬，《书屋》
　　的思想方向就成了敏感的问题，当局给了两条出路：一是改变办刊方向，二是人事变更
　　。主编周实与编辑王平的回答虽然没有“不自由，毋宁死”那般豪迈，但坚持自由思想
　　的办刊方针是坚定的，因此宁可调离，其结果也只有调离。于是，
　　周主编与王编辑去了出版集团的信息中心，《书屋》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接办。办刊六
　　年的《书屋》从此作别了中国思想先锋的阵营。
　　
　　
　　
　　在为《书屋》难过的情绪笼罩中，我给《书屋》编辑部打去电话，接电话的王平话
　　语平静，尽管事发突然，周、王二编辑处变不惊，忙碌着将已经安排好的下几期稿件的
　　退还，等等。闲语中王平和我聊起着手另一个“文化抢救”的计划，想邀约三五知己，
　　在中国新一轮的城市改造中，抢先用摄影镜头保留下中华民族的旧城风貌，这正合了我
　　的意愿，告知他天津社科院出版的《千里江城》，是日本人在19世
　　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拍摄的长江流域的景观，其中就有在长沙天心阁城墙上拍摄的长沙
　　旧城。辛酸的是中国的文化往往需要外国人来发掘和珍视，而我们自己要抢救和保护自
　　己的文化总是那么艰难。前年买过一本黑镜头《昆明晚清绝照》，是一名叫方苏雅的法
　　国人在1896年—1904年的中国云南拍摄的600幅图景，而这个时期的云南照片目前在中国
　　只保存有四张。可能是由此引发和触动了珍视文化的恻隐之心，中央电视台拍摄了题为
　　“1904年的火车”的连续专题片。我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集，才知道现在的云南偏远地区
　　还留有这些历史的纪念物，只可惜这些承载着历史的文物，都废弃在露天的荒地上日晒
　　雨淋。近日又在《深圳周刊》上看到东北也残存着一些旧机车无人理睬，等待着被消灭
　　的结果，就很想问一问我们政府官员的文化思想和对自己文化的爱护到底体现在那里。
　　15年前看过《西蒂书话》，记叙解放初期他（郑振铎）在
　　抢救旧书的时候，从纸厂的旧书堆里抢救出大量珍本善本书，其中还有宋版书。而堆砌
　　到天花板的线装书仓库，满屋子的书籍都是准备化成纸浆再用来印刷新书的。这样的情
　　况在全国有多少真是无法想象。杭州雷峰塔倒塌后散失的宋版书有一部被湖南图书馆收
　　藏，现在成了镇馆之宝。而解放前夕北京琉璃厂的书商用四十元一马车的线装书作废纸
　　卖到纸厂，而按当时书价买一马车线装书只需二十元。当作废纸卖反倒可以卖四十元，
　　我们的文化在我们自己的眼里不如废纸。在这四十元一马车的线装书中又夹杂有多少宋
　　元明各时期及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书籍被化成纸浆了呢？由此不难看出我们民族对自己文
　　化的保护是多么麻木。也由此我们可不可以试想一下，当年莫高窟的王圆簏道士将敦煌
　　经书卖给法国人的那批经书，至今仍完好地珍藏在大英博物馆未遭兵火和人祸的损坏，
　　在今天用新的角度来审视当年王道士的作为，是不是可以庆幸这批珍宝得以无损的因果
　　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人类的文明应该视作全人类的财富？是不是可以认为当我们无力保
　　护自己文化的时候，可以借让有能力的中外籍人士来保护呢？检查一下我们小南屯出土
　　的甲骨与珍藏在大英博物馆的甲骨，再看看收藏在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红楼梦最早版本《甲戌本石头记》与我们北京图书馆的《己卯本石头
　　记》、《庚辰本石头记》，谁保护得更好，这些连中国自己的专家都承认的事实，为什
　　么就不能让我们产生出更多一点自己对自己思想的反思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容象《书屋
　　》这样的杂志来承载这些思想的反思和检讨？
　　
　　
　　
　　思想是自由的，思想必须是自由的，就象知识和学术的研究是自由的一样，中国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代价总是那么惨痛。中国的知识分子渴望思想的自由，中国的知识
　　分子为思想自由所迈出的每一步前进，都是用牺牲来换取。而为思想自由而奋斗牺牲却
　　总只是停留在牺牲的结局上，象一只顽固的不倒翁，压倒了又弹起来，弹起来又被压倒
　　，永远都无法稳固。我们今天回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就不难看
　　出中国的思想解放所经历的挣扎和苦难。马克思的思想是自由的，所以他能从黑格尔的
　　哲学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用思想去影响人类社会进程和发展
　　。陈独秀的思想也是自由的，所以他能最早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发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人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因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
　　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的基础上，而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才是共产主义。且不说社会
　　主义的高级阶段是不是共产主义，就中国社会的本质而言，中国根本就没有发展到资本
　　主义的高级阶段。仅仅只处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盲目地实行社会主义只
　　能说明当时的共产党人并不是真的懂得马克思主义，于是陈独秀转而走向民主思想的推
　　进努力。毋庸置疑，当今的共产党人是发现了这个思想和理论上的错误的，所以我们现
　　今的社会发展已经按照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模式，这也是我们的共产党领袖们在经
　　历过了失败的重创后，觉醒过来的英明之处。于是我们现今的民主和法制在思想领域已
　　走在现实的实践前面。既然我们共产党敢于正视自己的
　　错误，勇于在犯错误后改正自己，为什么不能在犯错误之前听听来自多方面的声音呢？
　　
　　
　　
　　
　　《书屋》这样的思想性杂志，在思想自由的时代里讨论讨论各种问题，对中国社会
　　思想与学术的进步，能起到积极的作用。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当然应该对唯一的一本思想
　　文化刊物持宽容的态度。
　　
　　
　　
　　又比如：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这应该是个文史问题。毛泽东是
　　个优秀诗人，但毛泽东首先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存在于世间的，那么，有着丰富情
　　感的毛泽东写出这首情意绵绵的词章，也就不奇怪了。这首写于1923年底的词，在毛泽
　　东晚年的1973年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并保存的时候，便出现了那句原来没有的而后
　　来著名“人有病，天知否”。对这首词的注解，都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注解为准。那么
　　，这首词真的是写给杨开慧的吗？当时杨开慧刚生下毛岸青在板仓老家坐月子，那为什
　　么毛泽东不写作“别妻”而要叫作“别友”呢？“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谈谈毛
　　泽东的红颜知己应该不会对中国革命有多大的损害，因为毛泽东的这位“红颜知己”也
　　是位革命者，这使得毛泽东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立体化。由此
　　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自由地谈论关于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呢？难道我们对毛泽东
　　的理解一定要停留在电影里的毛泽东那样，不论在干什么都笑嘻嘻的层面上才算是正确
　　？综观历史照片和记录电影中的毛泽东，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严肃的，及少有笑颜展现，
　　可我们拍的电影里，毛泽东不管是长征还是在行军打
　　仗，只要毛泽东开口说话就无缘无故地嘻嘻哈哈地一派乐观，这么虚假的毛泽东形象竟
　　然允许公开展示而无人提出疑义？可见我们的思想和文化真的到了“人有病，天知否”
　　的程度。
　　
　　
　　
　　《东方红》里唱道“他为人民谋幸福”，但毛泽东除了改变了中国的政权，好象没
　　有为人民谋到什么幸福。关于毛泽东的错误早在上个世纪的８０年代中央就已经作出了
　　结论，那么，谈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也是很正常的事了，没什么可以惊怪的，尤其不应
　　该把共产党的领袖当成旧时的皇帝那样禁忌和避讳。文革时期湖南道县
　　的农民将地主全家从老到小拉到田地里用镰刀一个一个地割头，就连三个月大的婴儿都
　　不放过，这事件是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这算不算屠杀？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我同胞三
　　十万，但我们国共两党为权利之争自己同胞屠杀同胞又有多少？我们在愤怒外民族对我
　　们的屠杀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检讨我们自己的同胞对自己民族的杀戮？
　　毛泽东时代因思想自由而被定罪的右派就达５５万人，被迫害致死的有多少？文革时期
　　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所带来的灾难，该不该总结出一个数字？如果我们都不将自己的生命
　　看成是生命，又怎能让别人来尊重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回避民族的愚昧就永远无法使得
　　民族觉醒。是专政就没有民主，偏偏毛泽东就敢造个新词出来叫“人民民主专政”，走
　　到最后就更加无所顾忌了，干脆就叫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简单的思想意识当时
　　的７亿人民有多少人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我们的民族成了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民族
　　，我们民族的愚昧不是物质的而存在于思想，这些因思想愚昧而造成的惨痛教训，难道
　　不应该有一本杂志来用铅字记录下来留给世人思考吗？
　　
　　
　　
　　所以李南央敢站出来写《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让世人看到一个被极左思想改造出
　　来的母亲几近没有了人性。敢用笔这样写出自己的母亲的人，是前所未有的。李南央继
　　承了父亲李锐的正直和勇敢，敢以自己身为女性的角度写母亲，让世人看到从延安走出
　　来的革命老太太已经被左的思想毒害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面对解放后的思想文化学术
　　界的状况，有多少学者和作家流泪写下了“我的忏悔”，可见独立的思想是多么的可贵
　　和重要。
　　
　　
　　
　　以土改为背景，张爱玲的《秧歌》写出了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与农民饥饿苦难，为
　　什么就成了禁书呢？张爱玲另一部长篇《赤地之恋》是以抗美援朝为背景写出的爱情故
　　事，内容就真的那么反共？这两部小说我都收藏有台湾皇冠版，但中国喜爱张爱玲作品
　　的读者会不会在想看又看不到的情况下再出现手抄本呢？如果说三十
　　年前张爱玲写的小说反共不许出版的话，那么五十年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写的《多余的
　　话》还算不算反党呢？
　　
　　
　　
　　以前在左倾思想的教条下大家都不敢申诉自己的思想，但现在的民主进程都已进步
　　开明能让人民说话，能让作品说话的程度，而且近二十年许多文艺作品都以苦难、腐败
　　为写作主题，将反右、文革、大跃进等为背景记录时代的遭遇，这已经不再是文学禁区
　　，再将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列为禁书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了。那么，总应该
　　有本刊物阐述和发表一下见解，让大众来谈谈是不是可以出一部《张爱玲全集》，让《
　　书屋》来承载这些独立申诉的思想，似乎不会达到颠覆政权的危险吧。
　　
　　
　　
　　终于收到了《书屋》寄来言辞委婉的告别信，信的日期是６月１８日，署有周实和
　　王平的签名。回想四年来《书屋》如期按时寄来给我，就觉得两位编辑行为的诚实一如
　　他们所办杂志的。周实和王平都是湘籍作家，一个善写长篇，出有多部著作；一个专撰
　　短篇，拿过几次文学奖。二位原本都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六年前《书屋》创刊时
　　从文学刊物《芙蓉》调来，挂帅的主编是刘孝纯副局长，编辑还有郑清源先生和美编谭
　　冬生。两年后刘局长退休，又三年后郑清源老先生也退休了，于是《书屋》就只有周实
　　和王平了。两个人编辑出一本中国思想文化第一流的月刊，令人油然而生敬佩。只是到
　　底还是成了卸甲的英雄，空怀着用武的未酬壮志。惜乎！
　　
　　
　　
　　五十年前储安平办《观察》杂志的时候，就以思想的先进赢得社会的广泛好评，后
　　来改成《新观察》，其结果令现代的文学史研究学者扼腕叹息。改版后的《书屋》将向
　　何出去？但愿不要成为文学史中又一扼腕叹息！
　　
　　
　　
　　
　　２００１。７。１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