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费力的批判金庸的小说，仿佛有点如土话所说的“五斤狠六斤”，大可不必至此，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小说本身没有什么过错，王彬彬要批判的是国人将此提的过高的心理动机，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潜在意识——这被他称作是陈腐的，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
金庸的小说，当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也就是说这种小说形式尽管身处当代，但决不是当代意义上的小说，而金庸，也不是内涵意义上的当代作家。金庸本人亦声称，他十分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样一种题材和风格。古典文学中蕴涵了儒家精神、传统伦理，陈腐与精髓并存；而武侠小说本身又有一定的庸俗性。两者结合，在当代社会中引起批判之声自然不足为怪。但与此同时的是他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
但这段文字的关注点并不在乎此。有一类人声音很响亮，但不会被历史证明是大师，其影响力也注定穿不过历史之厚墙。王彬彬，先不说其批判的立点是否牢固，他将与大众意识发誓对抗的意图扩展到媒体的行为就已经宣布了他的灭亡。在大众媒体《实话实说》和《对话》中，他两次扮演了势单而力不薄的角色，挑战贾平凹交战金庸。但这似乎是一场作秀——我不知道他自己如何看待他的出场。大众似乎并不会过多关注他的意见，而他在现场的发言似乎也被删剪甚多——当然我知道他并不会因此删剪掉反抗的决心，但事实就是：即使他的立论有足够有多么令人信服，他的论证逻辑是多么有力，都无法改变他的“命运”——大众中无人会聆听他的声音，并且他很可能进一步的被大众强奸。即使他被邀请到这种强势的媒体中，他也是被邀请担任了一种反衬的背景的角色，他的作用与现场的乐队并无而异。严格说来，王彬彬陷入一种无物之阵，或者说他好比是身陷重围而在包围圈中捏着纸人暴打。
任何时代需要反对的声音和批判意识，这种论断仍然是对的，反抗大众意识先天具有一种悲剧性和滑稽性（恕直言），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媒体的充分发育（或者选择使用“畸形发育”一词）已经使得一切思想界的宣言变形得面目全非。这完全是得益于传媒技术的发达和与之相伴随的大众意识的沉渣泛起。庸众从来都是一种强势的存在，尽管没有明显的社会地位，但这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旧的庸众意识与新的技术一糅合，更加宣布了无形中的势不可敌。并且种种强势在自身圆圈内不断近亲繁殖，越来越变态，使得任何理性无存身之地。
所以在这个时代，要坚持对大众意识的批判，如果发誓要和大众对抗到底的话，最明智的办法无过于避而远之，远距离投射当然就减低了投中靶心的机会率，并且也不一定抱着击中对方的决心，就是如此，批判，从来就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