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说《禁闭》
转眼间,离《禁闭》演出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能够见到的评论确实不多,上期的南大报上有一张照片和两句文字说明,如此珍惜版面却大篇幅地报道一堆无聊的所谓新闻。这就是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还有三言两语的原因,就象灰姑娘突然遇到一个人夸她是公主并决心要娶她似的。但我还是没有发现一篇有味道的剧评——也许这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尤其是在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下。老实说,我要是不学这个专业,恐怕我自己也写不出来,甚至说,即使我现在写也不一定能写好。然而,在萨特写《禁闭》前后的年代里,法国的高中生就开始学哲学,他们常常在咖啡馆里争论哲学。这一点,那怕是已经生活在“小康”水平的现在的我们,也不一定比得上。这也就是加尔森为什么会为自己是个懦夫的事实而痛苦,坦率地讲,我们的大多数人都和埃斯黛尔一样——是个懦夫又怎样?
我之所以想在这里谈谈《禁闭》,倒不是想灌水,或是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我只觉得有必要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事实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而已。但我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因为我自己已经看过太多的网上谎言或偏激之辞,它们不仅没法交流相反只能增加误解。但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排戏,我和大家的交流已经达到了最糟的地步——好几个好心的同学已经对我提到了这一点。其实我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假如我自己是学生,我也会对自己的辅导员整天跟几个人混在一起不满。但改变这点非常困难,如果我真的开一个班会向所有的同学解释的话,那么不仅这个班会去的人寥寥无几,还会有人把这理解成一种虚情假意——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而且以我的个性也是注定不会去开这样的班会的。
然而当这个戏演出成功的时候(如果它现在能算成功的话),我首先想到要感谢两个人——周欣展老师和潘志强老师,没有他们支持的话,这出戏根本不可能出现,尽管潘老师并没有看到这个戏的正式演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同学和老师之间有那么多的隔阂,就我所知道的,其实他们中的很多都很善良。也许最终只能归到鲁迅所说的“不相通”吧。
去年10月左右,当我一时冲动向周老师提起排戏的时候,我看中的剧本有好几个,除了《禁闭》之外,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当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仅仅在戏剧界有一定的名声)、陶骏的《魔方》等。当时陆炜老师建议我尝试一下《等待戈多》,我最终犹豫了,我考虑的是观众因素,有没有人愿意坐两个钟头左右看几个大男人在胡言乱语、不知所措,我实在不敢肯定。我选择了《禁闭》,它同《等待戈多》一样不需要在布景上下多少功夫,而且很有味道,这是我当时的直觉。另外它的冲突很强烈,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我并没有贬低观众的任何意思。但事实上,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当代观众的心理状态。
在一开始的兴奋期过后,我渐渐地尝到了苦水。我后来曾经不只一次地对一个同学说过,为了办成一件事,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但我没想到代价是如此之大。皮兰德娄曾经说过,同演员相处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信哉斯言!一个非专业的导演带着几个非专业的演员,到了最后,没有多少戏剧的激情,事实上,也许从来就没有过戏剧的激情,而只是在相互敷衍着。无缘无故迟到的,早退的,什么事情都出来了。我实在感到疲惫了,没有多少活力可言,最后我只剩下一个目的,为了那些曾经真诚地关心和帮助过这个戏的人,我也不能不把戏排出来。
在早已夭折的《在禁闭演出之后》里,我就在思考着遗忘和荒诞的问题。在我今天看来,这出戏注定不能成功。我当时是不能完全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的,因为假如我能明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戏剧的年代,假如我明白一切本来就都是荒诞的,那么演戏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现在非要我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也不会再选择戏剧,小说在这方面的表达可以更好。
向曾经辛勤耕耘戏剧这片土地上的前辈们致意,向决心耕耘戏剧这片土地的同学们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