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贾老师
普世价值是否存在? --解构《卧虎藏龙》 hijack(湖南)于 2001.03.30 11:21 发表在凭心而论
主流商业电影问鼎奥斯卡趋势仍然没有打破。电影科学与艺术学院之名如果改为电影科学与商业学院似乎更为合适。在《卧虎藏龙》囊括的四座金人前后,关于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的争议早已铺天盖地,焦点就在于该片艺术表现形式的美学意义,从而使题材上升到本体地位,而价值理念却退居其次。
《卧虎藏龙》这个弗洛伊德般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动物凶猛》。按照李安的解释,《卧虎藏龙》的片名指的是被压抑的情欲,是一部武侠版的《理智与情感》。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反映出不同的爱情观乃至价值观是本片贯穿始终的主线。李慕白和玉蛟龙两位主人公对爱情、事业直至人生的态度,称为构筑了整部影片的基石。
在有着官方教育背景的玉蛟龙身上,看不到半点儒家思想教化的影子。即使没有传统礼教的束缚,身为京官的掌上明珠,从人性中天生禀赋的享乐基因出发,本也可以生活得养尊处优,过着常人羡慕的少奶奶生活。然而,她却视身处的正统礼教环境为枷锁,向往着一种浪迹江湖的生活方式。她的武学技艺依附于这个江湖梦,同时也是武学技艺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思维源自她的师承。
通过对碧眼狐狸的行为的观察,玉蛟龙幼小心灵的个体意识开始萌动,并且是毫无节制的滋长。隐藏心诀,偷练剑法,以偷窥他人的方式获得的自我,自然残缺不全。当她发现自己超越师者时的害怕和无助,于是发出看不到江湖的边,这样内省但浅显的表述。而后,当她发现自己同时也被第三者窥视时,又充满了尴尬与无奈。青冥剑被盗,身份被他人识破,俞秀莲的旁敲侧击、话外有音、处世老练,使她对人世的复杂无所适从。李慕白内心超然,武学精深,对自身及其他人深邃的静观,既使她敬佩,又使她自信的基石产生动摇。玉蛟龙对青冥剑的迷恋、依赖,而招致恋物心态,不完整的成长环境导致残缺的人格,偏激、自恋、固步自封、于人情不顾,都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也是现代社会中“人”的诟病。
然而,她又代表一种朴素的进步主义思想,追求情爱与性爱的完美结合,向往自由,对桎梏和枷锁的痛恨,对即定规则的漠视,自身的傲然。导演以武学语境为背景,赋予了玉蛟龙身上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
身为江湖中人的李慕白和俞秀莲,大概是厌倦了无休止的打杀争斗,侠客的豪气和不羁荡然无存,一心想着退隐江湖,享受男耕女织、与世无争的闲情逸致。李和俞的成长环境,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远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教化,照理都应不受礼教的禁锢,他们柏拉图似的精神爱情观,折射出更为凄美致死不虞。李慕白把青冥剑送给官方人士某贝勒,希望以此向江湖中人表明退隐的决心。李一直焦灼在悟与非悟之间,至少在认知上有误区,分明是两种生活圈,且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阶层,李的一相情愿不言自明。
李慕白心中有剑,剑在此时已经虚化成一种理想、一种自我意识,非外物可以替代。对青冥剑这个“物”的存在,李慕白是一种超然的态度,和玉蛟龙的恋物分立为两种姿态。从两人的数次打斗中就可以看出,李仅用一根树枝就能处于优势,同时还能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也是武学技艺在哲学上的投射。李慕白将对其自身的思考投射到这个初出江湖的年轻人身上,逼迫对方接受和继承其衣钵,完成自己事业是李的夙愿。全片对李慕白的刻画,包括爱情观、事业观、人生观,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理想主义倾向。
江湖——这个中文语境中特有的社会形态,农业经济时期的“市民社会”。李安导演曾在不同场合表示,担心西方观众对“江湖”这一语义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如中国观众这样轻车熟路。但从北美市场反应来看,《卧虎藏龙》票房过亿的入帐似乎表明李导的担心是多余。对“江湖”一词的解释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想必西方观众和奥斯卡的评委并没有太多的障碍。
选择江湖背景作为故事的铺垫,十分具有创建性。“江湖”在中国历史上与主流社会,即以正统儒学思想为价值体系的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但又脱离了独尊儒家的窠臼,其文化价值体系更为丰富多样化,也因此,江湖中人也有着比上流社会人士更为多元化的人格。对于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中华文明来说,“存天理,灭人欲”的非理性教化在“江湖”中的影响要比官方认可的社会环境淡化得多。以“江湖”为塑造人物形象的社会背景,便于揭示民间原始的人本思想,构筑更为合理的人文环境,表现古代中国人对人性的认知。
和所有艺术形式一样,电影是表现“人”的艺术。无论东西方,对“人”的揭示和重构永远是艺术家的主题。《卧虎藏龙》的成功归结于影片中所展现的价值关怀,其意境远远超过了东西方文化的纠结。科学没有国界的立论已经被引证了无数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的光芒同样可以超越文化的断层线。全球化的命题最终将回到文化的层面,任何机械地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显然是肤浅和狭隘的。
李安的优秀,在于赋予一个古装武侠题材于现代意识。对于看惯了金庸、古龙的中国观众,往往惯性地从武侠片的审美角度对《卧虎藏龙》评头论足,文化背景的局限很容易左右华人影迷,而《卧》剧的高明之处,就是将导致这种争论的种种铺垫如实地反映出来。影片中李慕白和玉蛟龙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立场,表面上看是格格不入甚至对立的双方,其意向所指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价值取向是因,而不是果。他们的共性表现在:对自由的渴求。选择怎样的人生哲学是人的自由,毋须以对错来定夺。对《卧虎藏龙》中两种价值取向的并立、容忍和相互侵蚀,是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多元,李安并没有给出答案。即使文化趋同,也并非简单到谁吃掉谁的地步,和而不同才是当今世界文明并存的势态。
影片结尾,李慕白和玉蛟龙的死多少让人觉得感伤,但却恰如其分地将影片的思索和原本悬而未决的论题留给观众。这也恰恰反映了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主流思想界对普世性真理存在与否的质疑。
主流商业电影问鼎奥斯卡趋势仍然没有打破。电影科学与艺术学院之名如果改为电影科学与商业学院似乎更为合适。在《卧虎藏龙》囊括的四座金人前后,关于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的争议早已铺天盖地,焦点就在于该片艺术表现形式的美学意义,从而使题材上升到本体地位,而价值理念却退居其次。
《卧虎藏龙》这个弗洛伊德般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动物凶猛》。按照李安的解释,《卧虎藏龙》的片名指的是被压抑的情欲,是一部武侠版的《理智与情感》。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反映出不同的爱情观乃至价值观是本片贯穿始终的主线。李慕白和玉蛟龙两位主人公对爱情、事业直至人生的态度,称为构筑了整部影片的基石。
在有着官方教育背景的玉蛟龙身上,看不到半点儒家思想教化的影子。即使没有传统礼教的束缚,身为京官的掌上明珠,从人性中天生禀赋的享乐基因出发,本也可以生活得养尊处优,过着常人羡慕的少奶奶生活。然而,她却视身处的正统礼教环境为枷锁,向往着一种浪迹江湖的生活方式。她的武学技艺依附于这个江湖梦,同时也是武学技艺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思维源自她的师承。
通过对碧眼狐狸的行为的观察,玉蛟龙幼小心灵的个体意识开始萌动,并且是毫无节制的滋长。隐藏心诀,偷练剑法,以偷窥他人的方式获得的自我,自然残缺不全。当她发现自己超越师者时的害怕和无助,于是发出看不到江湖的边,这样内省但浅显的表述。而后,当她发现自己同时也被第三者窥视时,又充满了尴尬与无奈。青冥剑被盗,身份被他人识破,俞秀莲的旁敲侧击、话外有音、处世老练,使她对人世的复杂无所适从。李慕白内心超然,武学精深,对自身及其他人深邃的静观,既使她敬佩,又使她自信的基石产生动摇。玉蛟龙对青冥剑的迷恋、依赖,而招致恋物心态,不完整的成长环境导致残缺的人格,偏激、自恋、固步自封、于人情不顾,都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也是现代社会中“人”的诟病。
然而,她又代表一种朴素的进步主义思想,追求情爱与性爱的完美结合,向往自由,对桎梏和枷锁的痛恨,对即定规则的漠视,自身的傲然。导演以武学语境为背景,赋予了玉蛟龙身上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
身为江湖中人的李慕白和俞秀莲,大概是厌倦了无休止的打杀争斗,侠客的豪气和不羁荡然无存,一心想着退隐江湖,享受男耕女织、与世无争的闲情逸致。李和俞的成长环境,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远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教化,照理都应不受礼教的禁锢,他们柏拉图似的精神爱情观,折射出更为凄美致死不虞。李慕白把青冥剑送给官方人士某贝勒,希望以此向江湖中人表明退隐的决心。李一直焦灼在悟与非悟之间,至少在认知上有误区,分明是两种生活圈,且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阶层,李的一相情愿不言自明。
李慕白心中有剑,剑在此时已经虚化成一种理想、一种自我意识,非外物可以替代。对青冥剑这个“物”的存在,李慕白是一种超然的态度,和玉蛟龙的恋物分立为两种姿态。从两人的数次打斗中就可以看出,李仅用一根树枝就能处于优势,同时还能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也是武学技艺在哲学上的投射。李慕白将对其自身的思考投射到这个初出江湖的年轻人身上,逼迫对方接受和继承其衣钵,完成自己事业是李的夙愿。全片对李慕白的刻画,包括爱情观、事业观、人生观,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理想主义倾向。
江湖——这个中文语境中特有的社会形态,农业经济时期的“市民社会”。李安导演曾在不同场合表示,担心西方观众对“江湖”这一语义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如中国观众这样轻车熟路。但从北美市场反应来看,《卧虎藏龙》票房过亿的入帐似乎表明李导的担心是多余。对“江湖”一词的解释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想必西方观众和奥斯卡的评委并没有太多的障碍。
选择江湖背景作为故事的铺垫,十分具有创建性。“江湖”在中国历史上与主流社会,即以正统儒学思想为价值体系的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但又脱离了独尊儒家的窠臼,其文化价值体系更为丰富多样化,也因此,江湖中人也有着比上流社会人士更为多元化的人格。对于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中华文明来说,“存天理,灭人欲”的非理性教化在“江湖”中的影响要比官方认可的社会环境淡化得多。以“江湖”为塑造人物形象的社会背景,便于揭示民间原始的人本思想,构筑更为合理的人文环境,表现古代中国人对人性的认知。
和所有艺术形式一样,电影是表现“人”的艺术。无论东西方,对“人”的揭示和重构永远是艺术家的主题。《卧虎藏龙》的成功归结于影片中所展现的价值关怀,其意境远远超过了东西方文化的纠结。科学没有国界的立论已经被引证了无数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的光芒同样可以超越文化的断层线。全球化的命题最终将回到文化的层面,任何机械地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显然是肤浅和狭隘的。
李安的优秀,在于赋予一个古装武侠题材于现代意识。对于看惯了金庸、古龙的中国观众,往往惯性地从武侠片的审美角度对《卧虎藏龙》评头论足,文化背景的局限很容易左右华人影迷,而《卧》剧的高明之处,就是将导致这种争论的种种铺垫如实地反映出来。影片中李慕白和玉蛟龙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立场,表面上看是格格不入甚至对立的双方,其意向所指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价值取向是因,而不是果。他们的共性表现在:对自由的渴求。选择怎样的人生哲学是人的自由,毋须以对错来定夺。对《卧虎藏龙》中两种价值取向的并立、容忍和相互侵蚀,是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多元,李安并没有给出答案。即使文化趋同,也并非简单到谁吃掉谁的地步,和而不同才是当今世界文明并存的势态。
影片结尾,李慕白和玉蛟龙的死多少让人觉得感伤,但却恰如其分地将影片的思索和原本悬而未决的论题留给观众。这也恰恰反映了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主流思想界对普世性真理存在与否的质疑。
| 也无风雨也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