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形式早就有人做过……到今天也没有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小说是为了应用吗？小说实验是为了应用吗？所谓应用到底指的是什么？
难道应用就是指：可以让这样的小说进入课本，进入大多数精神注定贫乏的人的生活？莫非要写出一个可以让阅读任何一本其他平庸文本、平庸作家的人也能接受的小说？

“勾引力”，即魅力，是我亲爱的博尔赫斯在创作中也推崇的，但是魅力也有不同的层次。
难道一个阅读汪国真的诗和路遥小说的人也和一个阅读爱略特的诗和乔伊斯的小说的人在审美趣味上等量齐观？
所谓魅力绝非单一：有感官的直观魅力，有头脑的曲折的吸引，有身体的秘仪般的愉悦……博尔赫斯既有《南方》《迷宫》这样清晰的小说，也有《巴别图书馆》《犹大的三种说法》和《巴比伦彩票》这样含混迂折的幻想文本，其中阅读的快感只能是一个复杂的灵魂和头脑所能领略的。

“小说的生命不是如先生所说在于虚构，虚构只是小说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
这里恰恰可以表明我是一个清醒自觉的小说家。小说的形式自然极端丰富，一个一个作家又岂能穷尽？所以我绝不会求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

一个朋友对我的小说也有类似的批评：
“你好，我看了你的小说。从理论上，我不知道“显”、“超”、“隐”文本的确切定义。顾名思义可以解决一部分
的疑惑，看完整片之后更清楚些，但是我要说，如果作为一篇小说存在，是不是会让读者先入为主地有了故弄悬虚的
感觉而在阅读中引起不快？我知道你试图尝试的形式，但我觉得不很成功，此其一。其二，选择读者大众熟悉故事做
背景，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省掉多余的场景铺垫，环境气氛渲染，弊在等于给自己一个需要超越的高度或者说独特
的角度，搞不好容易弄巧成拙。你把它做小说，我感觉更象是学术研究，--有关笑敖江湖之自宫者人性分析什么的，
：））。其三，笑敖江湖我看过，但是忘了，我不知道你对人物的“挖掘”是否比原做进到更深的层次，但我觉得意思
都不是很大，因为原来的文本也不过是消遣类的文学，故事性，情节才是它关注的焦点。

形式方面的探索你可以找张池的《洪武纪事》，李冯的《唐朝》，李大卫的《方舟是个马戏团》参考参考。

除了对形式方面的这些观点之外，我认为你有不错的文字驾驭能力，包括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独白，语言不拘谨。（令
狐冲那段不错，开始的林平之不太顺畅。）这很好，对人性的观察和生活的感悟再加上自己的激情，你会写的很好。
我有点反感玩观念名词和不痛不痒的文字游戏。
…………
现在单纯据你提供的小说文本和解读做简单的批评：
一，作为小说文体存在的理由，要素还不够充分，有待完善的地方。
二，你说小说"贯穿着两种宇宙论和一种文化观"，如果真如此，我觉得这样给小说的承载量太大，不是好事，应该反过来，减轻一点。
三，我猜想你对某些理论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你有可能过于高估话语的力量和效果。”

我的回答是：
“我的小说与对人性的发掘基本上没有关系，这玩意儿（人性）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人性，而是人与宇宙和历史或上帝的关系，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人和人的关系。这个观点的形成是个人化的，但也有着哲学上的根基，主要来自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和胡塞尔对人格概念的批判。传统的小说把人作为现成存在物来看待，虽然人的存在也是在时间和事件之中展开，但无论任何它总是事先已经设定的。现在我主要通过此在面向时间（事件？不，"事件"并不是那么重要）和世界的方式入手，进而呈现出存在的不同样式。所以这样的小说必须强调其分析性的技术基础，尽管这有悖于一般的审美习惯。当然，海德格尔也说，当一种技术手段所涉及到的领域越基本越广泛，这种技术手段也就越远离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方法，但毕竟存在必须通过分析和去蔽才能自主地前来照面。

选择大众熟知的故事做背景的确有利有弊，但金庸对我构不成什么需要超越的高度。它的优缺点一样要放到现象学视野中来看。其优点主要在于：在一种熟悉的背景中开展分析才是一种本真的分析，正如对存在的追索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平均生存状态中进行。其缺点主要不应从作者身上找，而应当在读者身上寻找。 ”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点头脑和阅读经验的读者，在我的小说中都会发现一种虚构的成分。比如说“勾引家手记”中关于勾引家这个职业的现状、历史和未来甚至这个职业本身，比如说“自宫者说”中每一个人的心理、动机（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般那般的行动！）。
因此，对于说我只是对原有的小说人物性格加以分析或发掘的说法，我一律不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