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三牌楼已经很多年了。人的最深处的某些情感，比如安土重迁的“黎庶之性”，往往是由时间积淀而成的，来得慢，去得也慢。如今，我站在这条大街上，有时似乎一眼就可以望见早已经消失的牌楼，甚至可以想象出七八十年前南京那列小火车，每天呼啸着来来往往的情景：从下关，到兴中门，到三牌楼、四牌楼……，或至于，有时竟能停在恍恍惚惚的我的面前。挥之而难去。
但不去也要去。至多在五月份，我也就要告别这个“故园”，迁到新的地方去。于是重土的情怀，时至这个龙年的岁末，再也难免。有些东西，恐怕确实难以割舍，也很难轻易忘怀。隔壁汉堡店的那位店员，我看着她从实习生做到了领班，此番迁走，就不知道她是否还能继续升上去，以至有朝一日，自己做成老板。难忘的是这小姑娘每次给我的咖啡，总是又浓又多，而且温凉适宜，让难得的早餐，竟成一道风景。还有就是刘长兴面馆的妹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着羞涩的微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香甜的阳春面一碗碗落肚，可总也没想出答案。来日一别，肯定是没有气力再来光顾，更无暇索解了。
当然我更怀念的是我那卖包子的、卖烧饼的、卖水果的、卖烟杂、卖报纸的老朋友们，他们的超生游击的故事，简直就可以写出很多篇传奇。那些多出来的孩子，其中最大的怕已经小学毕业，最小的也还刚刚学步，无论长幼，都在一天天坚持不懈地做着真实的撒尿和泥巴的游戏，让我觉得时光好象一直在倒转。
劳动阶级的故事是生动的。夏天的西瓜、冬天的热点，春秋的宵夜面条，都是亮一嗓子，送到门口。半夜无烟时，敲醒熟睡的老板娘，照样也可以毫不忌讳。再有就是租片子的小老弟，我们经常共进晚餐，神聊着什么陈浩南、什么基努里维斯，在云山雾罩中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实际上对过平房中什么角色都有，比如疯子老王是个诗人，他的作品一般是发表在他的门上，那句写给他夫人的朗诵诗“你闹B荒”，曾经让我从心眼里体会出什么是后现代。最鲜活者要算不远处发廊老板的永不褪色的红唇和她手下的夜莺们，从她们身上我发现一个道理：五六十块钱就可以打发的人们，照样不乏生活的期望。因为有一次书生气地问过这个问题，回答一时令我语塞：“我们一直寻找一个真正喜欢的人。”后来一想，也对，是的，何人又未尝不是这样呢？
生活也不是平静如水，打老婆的怒吼、骂街的喊叫，常常让人难以静下心来，去读圣贤书、写经世文。于是便经常踱步下楼，为我所认为的被压迫、被迫害的人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最让我害怕的是隔壁的老侯，他的老婆好象确实在偷人，我担心有朝一日终会闹出命案。不过，老侯有一天当众洒下的泪水也骗不了我，因为这家伙自己也好象与菜场的某位不干不净。黑手、脏衣、酒气，交织成我的故园乡亲，每天与我的倦勤归邸相映证的，真可是遍地英雄下夕烟。直到现在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假如不是我而是一位老舍，或邓友梅，或冯骥才，贾平凹也行——住在这里，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古人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这里的“重”，作“难”讲。所谓“骨肉相附”，是谓农业生产所决定的血缘联系，乃人情之所由生，为中国世界的客观本质决定。而我们现在的“安土”，其实也不过就是受环境影响所生的小资情调，与古人的实际并非一回事情。不过，生活的形式内容在变，但意义却相对固定，生活就是生活。
前两天去了一次龙江的“阳光广场”，步入被花园所围绕的摩天大楼，坐在朋友家宽敞而温暖的豪宅里，眺望着寂寥的夜空，我真不知道这样的笼子里究竟还存在着什么样的意义。也许这就是现代人为什么热衷于上网的缘故。可网络毕竟是虚拟的，在自己创造的虚拟中去找寻现实回归的幸福感觉，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悖论。
幸好，我不去什么龙江。

（2001年1月18日晚从刘长兴面馆吃完排骨面后，归邸急就。工拙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