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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另一个细节的紧急“声明”

珞
珞珈少主
2000-12-06 11:53
Siegfried Shiva先生答复的第三点中的第一句话严重地误解了我的意思(尽管整体上似乎并未有太大的偏差),有点颠倒因果。我承认这可能是因为我表达的不清楚所致。不管错误在谁,无论事情大小,这种“误解”对本人来说是致命的,所以我必须再作一次重要的申明。——注意:这仅仅是声明而已,并不是对Siegfried Shiva的答复。

我的主要意思:
一、不同语言就是不同文化的产物,用什么语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说什么;
二、不同语境的文化交流是很难实现的;
三、因此,藏语(或藏文化)中没有邓氏情境,用表达这样一个情境的“汉—藏”翻译文本去理解藏语的语言意义,是虚妄的,就如同用中文翻译本去理解德国哲学。
四、安替当时较合理的尝试是:用藏语境的作品《格萨尔王》的汉藏对照本代替《邓选》的对照本;

误解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下一段话中的“它”的意义模糊。现郑重“更正”:下文中之“它”,指的是“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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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替的本意并不在于告诉我们他只获得了一个字母表,而是说他通过成功转成的字母表而获得了藏语的基本语法和基本词法,从而也就粗通了藏版《邓小平文选》的“意义”。所以,我才认为他这样努力的基本逻辑错了,对语言的的认识明显含混并导致了“训练”的虚妄。因为藏语中没有“邓氏”情境,又如何能获得它的语言意义?所以我才建议用藏语境的作品《格萨尔王》的汉藏对照本代替《邓选》的对照本——这是一个典型的语境交流及文化交流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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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安替
2000-12-06 22:30
sieg的回答
回应人: Siegfried Shiva 发表日期: 2000-12-06 14:05:29

>二、不同语境的文化交流是很难实现的;
>三、因此,藏语(或藏文化)中没有邓氏情境,用表达这样一个情境的“汉—藏”翻译文本>去理解藏语的语言意义,是虚妄的,就如同用中文翻译本去理解德国哲学。

在“二”里,你用“很难实现”来表达你的观点,我单就逻辑上来看,是认为你还是保留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的可能性的,虽然这很难。但在“三”里,你直接就说汉藏文化在语境层面交流是“虚妄”的,假如“二”里的可能性包括了在语镜层面上的交流,那么,为什么在“三”里这可能性就没有了呢?
你到底认为:
语境层面的意义是不可交流的,还是有交流可能性的?

本来,我以为你只是在能指或者所指层面上在和安替论争(即语形或语义上的),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你是在意指层面上(即语用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如果你对更基本的语形及语义上安替可能存在的缺陷都没有作出反应的话,那么,蓦然跳到语用层面上提出批评,我认为这在方法上似乎是可以商榷的。

以下是对语境的疑问:
语境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它是指在某有独到特征的社会空间下的语言在使用中所产生的公认并默认的组码-解读情境吧?由于这些默认项和此社会空间的独到特征值密切相关,所以就没法将之在另外一个其特征值不可公约的社会空间下找到映射值。
这就是德里达死活要申明的“不可译”原则。

但是,语境的不可译原则和语形上的对映操作互相相干吗?
我以为不相干,就好比我参照中文的《古事记》译本,照样可以获得日文古文文法及单词等的知识,哪怕我仍旧对其语境一窍不通。
同理,在安替的汉藏转换工作中,我认为语境上的缺失和他的工作是否成功,没有任何关联。

语言的意义是立体的,对一个外邦人来说,即便他读通了藏版《格萨尔王》,他仍旧无法获得对格萨尔王完全的彻底的藏化的理解,事实上,我们只要能掌握好语形及语义,就已经成功了,语境是针对同一社会空间下的人提出的要求,比如中国人就被要求能从意境上领会唐三百的不可说之美。

最后,我个人的观点是:语境是个伪概念,它类似于佛学里“补特伽罗”的概念,事实上文化环境决定了行文特征,而文化环境却是不可翻译的,语境这个概念,不过是想传达这么一种弥散了的文化环境的一个泛泛语词,它没有现实的对应物,纯粹是一个乌托邦里的幻想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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