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
珞珈少主
必须承认，语言学并非本人的“专业”，但这个事实却不能动摇我学习并追求语言学“预流”的愿望和“权利”，因此我非常高兴终于有一位通晓藏语的“预流”人士出来说话，这或许能就目前的话题给我们一些帮助。
但我觉得Sieg先生对我的第一个批评同样“没有道理”。Sieg先生说：“安替还停留在寻找能指层面上的映射关系上，珞珈已经进而要求翻译上的意指对应，简直是无理取闹。”（案：我懂Sieg先生的意思，但似乎他的用语不太精确。“能指”及“所指”应该都指向某种意义，因此所谓的“意指”便语义不清，可能用错了）这证明他似乎并没有去读《安替文集》。安替的本意并不在于告诉我们他只获得了一个字母表，而是说他通过成功转成的字母表而获得了藏语的基本语法和基本词法，从而也就粗通了藏版《邓小平文选》的“意义”。所以，我才认为他这样努力的基本逻辑错了，对语言的的认识明显含混并导致了“训练”的虚妄。因为藏语中没有“邓氏”情境，又如何能获得它的语言意义？所以我才建议用藏语境的作品《格萨尔王》的汉藏对照本代替《邓选》的对照本——这是一个典型的语境交流及文化交流的例子。
另外，Sieg先生可能也不太清楚安替是怎样获得字母表的。事实是：他“发现”《唐诗三百首》汉、藏版的作者姓名排列次序应该是一样的，于是通过比勘而获得了字母（？）的对应。可以肯定，安替绝不可能从这样一种比较中而得知“上、下、后加字的规律及叠字等的规律及特殊情形”，更无法获得声韵母的具体属性，因为作者姓名所涉及到的“音素”可能是有限的。由此，我甚至怀疑他能否知道藏语四个元音符号的具体运用（如果他获得了，绝对不是从这样一种比较中得知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批评”他说：这是一个连小学生都懂的机械转换。——在这个问题上，确实需要安替自己站出来说话。
我可能确实没有水平去转巴利文，但我在这里想提一个“题外话”：巴利文是死的语言，而藏语是活的语言，二者恐怕不能在同一层次特别是“语言”的本体意义上比较。
至于第二个批评，大约和Hoot等先生相类似，容我稍后有时间再作回答。
但我觉得Sieg先生对我的第一个批评同样“没有道理”。Sieg先生说：“安替还停留在寻找能指层面上的映射关系上，珞珈已经进而要求翻译上的意指对应，简直是无理取闹。”（案：我懂Sieg先生的意思，但似乎他的用语不太精确。“能指”及“所指”应该都指向某种意义，因此所谓的“意指”便语义不清，可能用错了）这证明他似乎并没有去读《安替文集》。安替的本意并不在于告诉我们他只获得了一个字母表，而是说他通过成功转成的字母表而获得了藏语的基本语法和基本词法，从而也就粗通了藏版《邓小平文选》的“意义”。所以，我才认为他这样努力的基本逻辑错了，对语言的的认识明显含混并导致了“训练”的虚妄。因为藏语中没有“邓氏”情境，又如何能获得它的语言意义？所以我才建议用藏语境的作品《格萨尔王》的汉藏对照本代替《邓选》的对照本——这是一个典型的语境交流及文化交流的例子。
另外，Sieg先生可能也不太清楚安替是怎样获得字母表的。事实是：他“发现”《唐诗三百首》汉、藏版的作者姓名排列次序应该是一样的，于是通过比勘而获得了字母（？）的对应。可以肯定，安替绝不可能从这样一种比较中而得知“上、下、后加字的规律及叠字等的规律及特殊情形”，更无法获得声韵母的具体属性，因为作者姓名所涉及到的“音素”可能是有限的。由此，我甚至怀疑他能否知道藏语四个元音符号的具体运用（如果他获得了，绝对不是从这样一种比较中得知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批评”他说：这是一个连小学生都懂的机械转换。——在这个问题上，确实需要安替自己站出来说话。
我可能确实没有水平去转巴利文，但我在这里想提一个“题外话”：巴利文是死的语言，而藏语是活的语言，二者恐怕不能在同一层次特别是“语言”的本体意义上比较。
至于第二个批评，大约和Hoot等先生相类似，容我稍后有时间再作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