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安替
作者: 在野党群众 发表日期: 2000-12-04 23:10:00 返回《锐思评论》
“预流”难道比不“预流”更重要吗
——也看“安替批判现象”
今有洛伽少主负气东来，一枪挑了安替，个中缘由，不得而知。想那少主置文化论坛导师身份于不顾，青衣蒙面，有备而来，倾刻间箭弩齐发，对西祠小儿安替痛下杀手，引起《锐思》众党群起围攻，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少主说：在野与预流·自卑与超越；少主又说：巴比伦塔——我们怎样面对上帝的阴谋？无情揭露了安替式的在野与不预流，并揭穿了安替式的在语言上的浅薄和无知。并由此进一步提出要打倒安替式的“民间”倾向，改良安替式的“民间”思想，反思安替式的“民间”学术，并且说是本人作为“导师”的责任和期与“预流”的“个人权利”的中心思想。少主继续启发说：讨论难道还有意义吗？以其引起安替式的进一步哲学思考。我以一介网民身份（本人不在锐思），静观论战，总不得其解，不禁想请教少主，难道“在朝”与“预流”在少主的心目中地位就那么重要吗？难道“在野”的不“预流”的“民间”思想就一定要打倒吗？难道什么“预流”思想比“入世”更重要吗？
在野与预流的概念我不想再说，对话语权力的争论我也不想再明，想必通过这番争论，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印象了，那就是，建立了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上层建筑拥有绝对的在朝和话语权力，他们是“预流”的，而散落在社会的民间的网络的荒江茅屋三两素心人是在野的和没有话语权力的，虽然他们以这种话语权力对抗着，却是不“预流”的。凭心而论，这些概念都是模糊的，少主也承认，我不再重复，是只可以定性分析而不能定量分析的，并且如果一定要定性，却只能由已经取得“预流”资格的权威才可以作出结论。可以吗？悲乎！少主以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去压制另一自由的权力话语，用已经“预流”的标准去衡量可能”预流”甚至超过“预流”的另一文本，难道不是专制的封建思想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表现吗？当然，或许少主的出发点是好的，解剖一个安替，教育一大片群众。少主也说，从更高或理想的原则上说，科学与学术其实无所谓“在朝”或“在野”，而只有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因为真正的精英话语权力其实都是“民间”的综合，而精英与民俗的对抗其实也不过是精英学说内部分裂的表象而已，对此，我是表示赞同的，不过我想提的问题是：既然如此，就应该给民间的话语权力以充分的表现空间，并且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小尝小试，因为真理和谬误的区别只有通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成为唯一标准，而不应该是所谓的“预流”资格。试问少主，没有了民间的话语权力，在朝的“预流”又有何用，相信是很快就腐朽和衰败了。那么，为什么就不允许这种民间的话语权力存在而一定要修正它呢？难道它危机到谁的话语权力和统治了吗？从这种意义上讲，安替式的民间学术已经很“预流”了。正如安替式所言：准备监狱、准备牺牲（我说）！
少主的不“预流”在此表现地非常明显了，至少在民间看来，他妄图把在朝的话语权力强加给在野的话语权力之上，并统一在野的话语权力，统一到在朝的话语权力上来，并且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多么的可笑和幼雅！试问欧洲近代何以盛产大思想家，而中国却不能相提并论，其道理之浅显，恐怕现在连三岁雌黄都懂！中国封建王朝在几千年的思想禁锢中，对非官方人格和思想进行了绝对封杀，只允许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思想的存在的结果，几千年过去，我们的文化贫瘠不是已经显现了吗？没有大思想家，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更直接的说法。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所以说，安替式的民间的学术思想是应该充分肯定，并且应该充分发扬广大，让更多的安替参与进来，而不是用所谓的权威“预流”标准进行改良，当然，反思是必要的（不针对安替本人，人无完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在野与在朝，预流与不预流是同样重要的，正如同矛盾的两个方面，消亡了一个，另一个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少主用权威话语权力统一了民间话语权力，我想，这样的民族，不会进步！有差别甚至是本质查异，才是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
再说第二个问题，预流在少主的心目中难道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连“入世”的精神都不敢存在，而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吗？当然，这一说法是不完备的（恕我语言能力不济），因为，至少少主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入世”，也在读书写作，教书育人，并不时提出一些思想，进行启蒙教育，当然，少主的立场可能都是属于权威话语权力的。这样一来，少主的话语权力就显得单薄了，因为少主只能从一个声音说话，而不想或者说不敢从另类发言，这就是局限性。当然，也许少主的内心并不是这样的。应该承认，安替式的种种思想以及言论存在种种谬误，即使是站在民间的不“预流”的立场上说话，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能够通过学院的在朝的权威话语权力的打造，应该能有所提高和帮助，并拨乱反正，进入“预流”，成为正统话语权力，这是其一。但是，如果安替式的“预流”改造完成以后，不能回到不“预流”状态，不能回到“入世”思想，而只能以一种声音讲话，正如少主，一个新型的专制的思想运行机制又将会重新存在，正如封建社会，从这一点上说，“预流”比不“预流”更可怕，也就是说，你不想或者不敢“入世”，再怎么“预流”，不付诸实践，都是苍白可笑和毫无实际意义的，倒还不如不“预流”的民间学术思想，能够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能够在田野里自由地耕耘！斗胆问一声少主，敢不“预流”否？当然不“预流”不等于“入世”。
按照学者张永年对中国青年的划分，七十年代的人应该属于第四代人（第一代从192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代从1949到1966年的17年和平建设时期，第三代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了，现在称为新人类，也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代。想必少主以导师身份，至少也应该属于第三代人，至少也应该是五十年代的人吧，却拿一个七十年代的安替做活标本进行剖析，本身就是拿一种话语权力去压制另一种话语权力。殊不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七十年代的第四代人代替第三代甚至第二代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七十年代的人也终将被更新一代所代替那样。从这一点上讲，五十年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七十年代相提并论的。
“预流”难道比不“预流”更重要吗
——也看“安替批判现象”
今有洛伽少主负气东来，一枪挑了安替，个中缘由，不得而知。想那少主置文化论坛导师身份于不顾，青衣蒙面，有备而来，倾刻间箭弩齐发，对西祠小儿安替痛下杀手，引起《锐思》众党群起围攻，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少主说：在野与预流·自卑与超越；少主又说：巴比伦塔——我们怎样面对上帝的阴谋？无情揭露了安替式的在野与不预流，并揭穿了安替式的在语言上的浅薄和无知。并由此进一步提出要打倒安替式的“民间”倾向，改良安替式的“民间”思想，反思安替式的“民间”学术，并且说是本人作为“导师”的责任和期与“预流”的“个人权利”的中心思想。少主继续启发说：讨论难道还有意义吗？以其引起安替式的进一步哲学思考。我以一介网民身份（本人不在锐思），静观论战，总不得其解，不禁想请教少主，难道“在朝”与“预流”在少主的心目中地位就那么重要吗？难道“在野”的不“预流”的“民间”思想就一定要打倒吗？难道什么“预流”思想比“入世”更重要吗？
在野与预流的概念我不想再说，对话语权力的争论我也不想再明，想必通过这番争论，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印象了，那就是，建立了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上层建筑拥有绝对的在朝和话语权力，他们是“预流”的，而散落在社会的民间的网络的荒江茅屋三两素心人是在野的和没有话语权力的，虽然他们以这种话语权力对抗着，却是不“预流”的。凭心而论，这些概念都是模糊的，少主也承认，我不再重复，是只可以定性分析而不能定量分析的，并且如果一定要定性，却只能由已经取得“预流”资格的权威才可以作出结论。可以吗？悲乎！少主以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去压制另一自由的权力话语，用已经“预流”的标准去衡量可能”预流”甚至超过“预流”的另一文本，难道不是专制的封建思想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表现吗？当然，或许少主的出发点是好的，解剖一个安替，教育一大片群众。少主也说，从更高或理想的原则上说，科学与学术其实无所谓“在朝”或“在野”，而只有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因为真正的精英话语权力其实都是“民间”的综合，而精英与民俗的对抗其实也不过是精英学说内部分裂的表象而已，对此，我是表示赞同的，不过我想提的问题是：既然如此，就应该给民间的话语权力以充分的表现空间，并且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小尝小试，因为真理和谬误的区别只有通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成为唯一标准，而不应该是所谓的“预流”资格。试问少主，没有了民间的话语权力，在朝的“预流”又有何用，相信是很快就腐朽和衰败了。那么，为什么就不允许这种民间的话语权力存在而一定要修正它呢？难道它危机到谁的话语权力和统治了吗？从这种意义上讲，安替式的民间学术已经很“预流”了。正如安替式所言：准备监狱、准备牺牲（我说）！
少主的不“预流”在此表现地非常明显了，至少在民间看来，他妄图把在朝的话语权力强加给在野的话语权力之上，并统一在野的话语权力，统一到在朝的话语权力上来，并且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多么的可笑和幼雅！试问欧洲近代何以盛产大思想家，而中国却不能相提并论，其道理之浅显，恐怕现在连三岁雌黄都懂！中国封建王朝在几千年的思想禁锢中，对非官方人格和思想进行了绝对封杀，只允许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思想的存在的结果，几千年过去，我们的文化贫瘠不是已经显现了吗？没有大思想家，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更直接的说法。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所以说，安替式的民间的学术思想是应该充分肯定，并且应该充分发扬广大，让更多的安替参与进来，而不是用所谓的权威“预流”标准进行改良，当然，反思是必要的（不针对安替本人，人无完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在野与在朝，预流与不预流是同样重要的，正如同矛盾的两个方面，消亡了一个，另一个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少主用权威话语权力统一了民间话语权力，我想，这样的民族，不会进步！有差别甚至是本质查异，才是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
再说第二个问题，预流在少主的心目中难道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连“入世”的精神都不敢存在，而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吗？当然，这一说法是不完备的（恕我语言能力不济），因为，至少少主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入世”，也在读书写作，教书育人，并不时提出一些思想，进行启蒙教育，当然，少主的立场可能都是属于权威话语权力的。这样一来，少主的话语权力就显得单薄了，因为少主只能从一个声音说话，而不想或者说不敢从另类发言，这就是局限性。当然，也许少主的内心并不是这样的。应该承认，安替式的种种思想以及言论存在种种谬误，即使是站在民间的不“预流”的立场上说话，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能够通过学院的在朝的权威话语权力的打造，应该能有所提高和帮助，并拨乱反正，进入“预流”，成为正统话语权力，这是其一。但是，如果安替式的“预流”改造完成以后，不能回到不“预流”状态，不能回到“入世”思想，而只能以一种声音讲话，正如少主，一个新型的专制的思想运行机制又将会重新存在，正如封建社会，从这一点上说，“预流”比不“预流”更可怕，也就是说，你不想或者不敢“入世”，再怎么“预流”，不付诸实践，都是苍白可笑和毫无实际意义的，倒还不如不“预流”的民间学术思想，能够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能够在田野里自由地耕耘！斗胆问一声少主，敢不“预流”否？当然不“预流”不等于“入世”。
按照学者张永年对中国青年的划分，七十年代的人应该属于第四代人（第一代从192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代从1949到1966年的17年和平建设时期，第三代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了，现在称为新人类，也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代。想必少主以导师身份，至少也应该属于第三代人，至少也应该是五十年代的人吧，却拿一个七十年代的安替做活标本进行剖析，本身就是拿一种话语权力去压制另一种话语权力。殊不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七十年代的第四代人代替第三代甚至第二代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七十年代的人也终将被更新一代所代替那样。从这一点上讲，五十年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七十年代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