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安替
作者: 写日记的勾引家 发表日期: 2000-12-02 15:03:11 返回《锐思评论》
关于安替、珞珈少主和MrQueen：一个温文尔雅的无政府主义者兼坚定的机会主义者的自白
因为没有读过安替的《西祠文集》，所以只想就安替和珞迦少主的争论本身谈一些看法。为什么会把MrQueen拖进来呢？因为他的文章里面有些东西，和我个人的思想、经历有关。再说，尽可能地一网打尽，有利于营造炒作的理想环境，也符合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一贯立场。正因为我的一贯立场就是没有立场，所以我希望大家容许我在论述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概念的滑动、偏移，语词之间的指涉、链接，以及文本内部的复杂而微妙的含混、矛盾、颠覆、重叠，诸如含沙射影、隔山打牛、暗度陈仓、围魏救赵、掩耳盗铃、邯郸学步、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偷鸡又摸狗、指东不打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珞迦少主的观点可以作一合乎逻辑的延展：在失去上帝之后，作为偶在个体的每一个人和其他的偶在个体之间合理交流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或文化的命题，而是涉及到了存在的本质之最杳渺幽暗之处。既然这样，那么我和安替或者少主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就成了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那么相互之间的争辩也就失去了立足点。准确地说，在所有这些表示存在之孤绝状态的表述中，关于个体与个体不可沟通性的命题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这个命题在逻辑上具有先在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事实上少主的命题反而是从这个最为基础的认识中延伸出来的。所以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命题。
为了更为明确地阐述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从存在的某些断面进行分析，之所以说“断面”，是因为无论是个体的感觉、情绪，或者是知性、智性，或者是理性等等，都不足以概括存在的整体。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在这种列举中没有遗漏掉任何东西，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分析仍然是外在的。每当我想到无限多的点组成一条线，或者无限多的面组成一个立体时，我就会觉得一阵形而上的晕眩，所以我建议在对远比这个几何现象复杂得多的存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应当采用微积分的方法逐渐逼近，尽管永远也达不到。
我的一个观点是：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要表达的意思不仅是说，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交流与转译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交流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真的吗？两个不同的人使用的相同语言之间的差距真的没有大到足以使它们成为不同的语言吗？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A说某件物品是“红的”的时候，B（A≠B）或者会同意，或者会反对；但是即使B同意A的观点（命题），那也不说明B和A之所见是同一的，这里我还要排除掉A或B色觉不正常（正常与不正常，依据什么来判定？再次存疑）的特殊情况。因为色彩是依赖于人的感知而存在的，对于两个不同的人的感知上的或大或小的差异是没有另外哪一个人有资格断定的，倘若你非要趟这趟浑水，那也只能在双重的晦涩上再加一重。因此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色弱或色盲并不比所谓的正常人失去更多的色彩，把这个命题在逻辑上推向极至，会使我们得出结论：一个盲人也不会比我们失去更多的色彩。
既然并不是促进我们交流，那么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语言的作用仅仅在于将个人体验固化，并保持自身感知的连续和一贯性。它帮助你每次都用同一个词去指称其差异尚不足以构成感知层面差别的经验（绝对同一的经验早已被柏格森否定而又被博尔赫斯重新承认过），不管经验是否能够重现，但在命名过程中我们总会忽略掉那些可以忽略的差异。
但是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我们如何确定哪些差异是可以被忽略的呢？也就是说命名过程难道不是需要一个已经被命名的系统作为其经验或先验的依据吗？一个未经区分的语言链中难道不是仅仅依靠语言自身我们才能对之加以区分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只有存疑，因为我相信：在几乎所有的思想和言语的尽头和基础，都会有一个不可摆脱的循环论证。坦然地承认这一点，是我从费希特身上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论点：语言仅仅在每个个体自身形成封闭的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的，因此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这些并不是打算马上闭口，而是打算进一步表示：正如陀思托耶夫斯基所说，“心理分析是一个两头伤人的大棒”，同样的，逻辑也是一个“两头伤人的大棒”。而且既然一个绝对真诚的怀疑主义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他们只需要动用鞭子就能说服了），那么我违背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其他人交流甚至争论也就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难道少主真的觉得两种文化体系（语言）之间的差异那么大，以至于所谓学院派和所谓民间两种体系之间的差距相比之下就不算一回事了吗？那么少主在“学院派”之内用一系列与其“语境”切合得天衣无缝的术语来批驳与这个语境完全隔绝的安替的民间立场就不要冒任何“越界”的风险了吗？
这样看来，少主对安替的批评自然完全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少主只能用一个很玄的字眼（我很爱玄学的！）“预流”来表述他心目中的学术与“非学术”或者是“伪学术”的差别。关键不在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当这个词成为一种标准的时候，它的现实评判是依靠什么进行的。少主能够“先验”地断定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吗？于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了既有的学术理路上。
既然没有什么先验的真理，那么学院和民间之间也就无所谓优劣了。这不过是一种话语体系与另一种话语体系的碰撞、冲突、反叛与颠覆，在这种关系中怎么可能不涉及话语权力的结构呢？重要的不是“先验”地判定，而是“谁”先验地判定，“怎样”先验地判定。
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无政府主义兼坚定的机会主义者，我的看法是：学术就是一场投机。谁都没有权力宣称已经掌握真理就是说谁都有权力宣称已经掌握真理。看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预流”（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说到什么不同个体之间交流的不可能性啦，什么不同文化语境间的交流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啦，难道说这些话的人就真的相信这个？少主真的相信这个？我真的相信这个？写下《读书》上的那篇文章的人真的相信这个？那他有什么资格写这个，除了上帝。
写到最后，发现这篇文章和MrQueen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是想顺便谈谈他写的“后现代事件”，不过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关系的，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其实有没有什么关系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打算改题目了。
关于安替、珞珈少主和MrQueen：一个温文尔雅的无政府主义者兼坚定的机会主义者的自白
因为没有读过安替的《西祠文集》，所以只想就安替和珞迦少主的争论本身谈一些看法。为什么会把MrQueen拖进来呢？因为他的文章里面有些东西，和我个人的思想、经历有关。再说，尽可能地一网打尽，有利于营造炒作的理想环境，也符合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一贯立场。正因为我的一贯立场就是没有立场，所以我希望大家容许我在论述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概念的滑动、偏移，语词之间的指涉、链接，以及文本内部的复杂而微妙的含混、矛盾、颠覆、重叠，诸如含沙射影、隔山打牛、暗度陈仓、围魏救赵、掩耳盗铃、邯郸学步、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偷鸡又摸狗、指东不打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珞迦少主的观点可以作一合乎逻辑的延展：在失去上帝之后，作为偶在个体的每一个人和其他的偶在个体之间合理交流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或文化的命题，而是涉及到了存在的本质之最杳渺幽暗之处。既然这样，那么我和安替或者少主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就成了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那么相互之间的争辩也就失去了立足点。准确地说，在所有这些表示存在之孤绝状态的表述中，关于个体与个体不可沟通性的命题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这个命题在逻辑上具有先在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事实上少主的命题反而是从这个最为基础的认识中延伸出来的。所以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命题。
为了更为明确地阐述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从存在的某些断面进行分析，之所以说“断面”，是因为无论是个体的感觉、情绪，或者是知性、智性，或者是理性等等，都不足以概括存在的整体。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在这种列举中没有遗漏掉任何东西，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分析仍然是外在的。每当我想到无限多的点组成一条线，或者无限多的面组成一个立体时，我就会觉得一阵形而上的晕眩，所以我建议在对远比这个几何现象复杂得多的存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应当采用微积分的方法逐渐逼近，尽管永远也达不到。
我的一个观点是：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要表达的意思不仅是说，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交流与转译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交流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真的吗？两个不同的人使用的相同语言之间的差距真的没有大到足以使它们成为不同的语言吗？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A说某件物品是“红的”的时候，B（A≠B）或者会同意，或者会反对；但是即使B同意A的观点（命题），那也不说明B和A之所见是同一的，这里我还要排除掉A或B色觉不正常（正常与不正常，依据什么来判定？再次存疑）的特殊情况。因为色彩是依赖于人的感知而存在的，对于两个不同的人的感知上的或大或小的差异是没有另外哪一个人有资格断定的，倘若你非要趟这趟浑水，那也只能在双重的晦涩上再加一重。因此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色弱或色盲并不比所谓的正常人失去更多的色彩，把这个命题在逻辑上推向极至，会使我们得出结论：一个盲人也不会比我们失去更多的色彩。
既然并不是促进我们交流，那么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语言的作用仅仅在于将个人体验固化，并保持自身感知的连续和一贯性。它帮助你每次都用同一个词去指称其差异尚不足以构成感知层面差别的经验（绝对同一的经验早已被柏格森否定而又被博尔赫斯重新承认过），不管经验是否能够重现，但在命名过程中我们总会忽略掉那些可以忽略的差异。
但是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我们如何确定哪些差异是可以被忽略的呢？也就是说命名过程难道不是需要一个已经被命名的系统作为其经验或先验的依据吗？一个未经区分的语言链中难道不是仅仅依靠语言自身我们才能对之加以区分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只有存疑，因为我相信：在几乎所有的思想和言语的尽头和基础，都会有一个不可摆脱的循环论证。坦然地承认这一点，是我从费希特身上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论点：语言仅仅在每个个体自身形成封闭的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的，因此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这些并不是打算马上闭口，而是打算进一步表示：正如陀思托耶夫斯基所说，“心理分析是一个两头伤人的大棒”，同样的，逻辑也是一个“两头伤人的大棒”。而且既然一个绝对真诚的怀疑主义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他们只需要动用鞭子就能说服了），那么我违背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其他人交流甚至争论也就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难道少主真的觉得两种文化体系（语言）之间的差异那么大，以至于所谓学院派和所谓民间两种体系之间的差距相比之下就不算一回事了吗？那么少主在“学院派”之内用一系列与其“语境”切合得天衣无缝的术语来批驳与这个语境完全隔绝的安替的民间立场就不要冒任何“越界”的风险了吗？
这样看来，少主对安替的批评自然完全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少主只能用一个很玄的字眼（我很爱玄学的！）“预流”来表述他心目中的学术与“非学术”或者是“伪学术”的差别。关键不在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当这个词成为一种标准的时候，它的现实评判是依靠什么进行的。少主能够“先验”地断定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吗？于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了既有的学术理路上。
既然没有什么先验的真理，那么学院和民间之间也就无所谓优劣了。这不过是一种话语体系与另一种话语体系的碰撞、冲突、反叛与颠覆，在这种关系中怎么可能不涉及话语权力的结构呢？重要的不是“先验”地判定，而是“谁”先验地判定，“怎样”先验地判定。
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无政府主义兼坚定的机会主义者，我的看法是：学术就是一场投机。谁都没有权力宣称已经掌握真理就是说谁都有权力宣称已经掌握真理。看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预流”（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说到什么不同个体之间交流的不可能性啦，什么不同文化语境间的交流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啦，难道说这些话的人就真的相信这个？少主真的相信这个？我真的相信这个？写下《读书》上的那篇文章的人真的相信这个？那他有什么资格写这个，除了上帝。
写到最后，发现这篇文章和MrQueen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是想顺便谈谈他写的“后现代事件”，不过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关系的，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其实有没有什么关系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打算改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