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
珞珈少主
由于安替同样“不无恶意”地透露了我的“角色”，使得本人更加失去了在西祠胡同发言的权利。为了不让人觉得我的札记或其他议论具有“体制化学术”的味道，就只好在这里展示我同样“民间”的声音。
总结起来，《锐思》诸人对《札记》内容以外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说我批判“小气”，言语刻薄，而且招数阴狠。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对本人所处“角色”的不满，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札记》出现背景的不了解所致。事实上，札记中充满的“无知”、“自卑”、“浅薄”等词以及相关语气，不过是我与安替“网络化”文字争论中的某种滑稽和游戏的需要，并无文字表面意思外其他的含义。安替不承认这种默契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发动“争鸣”是他最喜爱的行为之一。但如果其他《锐思》中人非要对此做细致的解读，我只能表示遗憾。
二是说我滥用名词。这其实有些冤枉，除了一个“恶意”的“情伪”外，本人的的札记中绝没有出现过多的时代名词，有之，也是对安替的借用。做一个统计就可发现，“动感”先生的批语文章中，有着比我更多的“学院化”词汇。
三是对我否定安替的存在意义表示不满，并有着对付安替本人以外某种东西的动机。前者可不必论，而后者也就是所谓动机问题，其实我在第一篇札记的开头已经充分说明，好象也不必多费口舌。
重要的是关于札记本身内容的批判，对此必须做一个较详细的说明。
首先是动感先生似乎误解了第一篇札记的意思，这当然是因为本人行文的晦涩造成的，因为当时我有意放弃了一些简单的表述而选择了“曲线”的形式，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政治意味。在这里，我可以用最浅显的语言重新说明第一篇札记的观点：
学术或科学当然有“权力”的因素。POWER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是个反思性的概念及分析方法，罗素在《权力论》中早就指出：在权力不能平等的时代，对政治权力、舆论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等权力综合程度最高的阶层成为统治力量。后现代主义者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入到很多层面，尤其是话语层面，体现了对所处社会思想结构的崭新关注。但中国毕竟没有与后现代的完全相同的语境，中国目前的最严峻问题其实就是专制统治，这无须再说。不必因为暂时无法对专制当面开炮就指桑骂槐，借用什么“后现代主义”来“解构”、“建构”，或区分什么“民间”与“学院”，“体制外”与“体制内”。因为学术或科学的崇高职责就是追求自由，这个根本目的不会动摇。摇头晃脑、讽刺挖苦乃至“启蒙维新”，实际上都照顾不到老百姓，解决不了中国文化的实际问题，因此不外乎是精英内部分裂的表象而已。在此方面，“五四”已经是一面镜子。所以从理想层面上，关注学术或科学的“权力”不如关心学术或科学的“预流”，“预流”的学术至少存在着找到可以拿来付诸行动的思想或知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由此，回应一下“锐思”的批评：
关于“绝对真理”。过秦楼先生显然正是没能了解福柯所处的语境，从而坠入了一种我所说的“指桑骂槐”：借用权力分析等种种反思性的“话语”工具指出中国专制的事实，并力图“消解”它。可不幸的是，这只是一种浅显的层面，而不是福柯所追求的思想性本体目标。解读权力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指出真理的可能与合理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便是一种追求绝对真理的表现。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我们可以从批判中得到谬误的发现，关键是我们要知道，批判与解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民间学术”与“体制内学术”。我仍然认为这种区分毫无必要，那是安替之流不恰当的“自卑”和不对路的“超越”的表现。任何专制时代总有一种专制学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预流”才能拯救我们的学术或科学。
关于“预流”。这关系到学术或科学的本质问题，在彻底掌握表述的可能性之前，确实很难传达它的精蕴。事实上，本人对陈寅恪及程千帆先生关于“预流”的阐发，仍存在着一种故意的误读和误用。我有时直觉地认为所谓的“预流”可能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业”庶几相似，但无法证明之。
关于语言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到索绪尔后的西方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一直到中国学术界“文化语言”思潮，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个终极的悖论。对此，我在第二篇札记中已经较清楚地（但不可能是详细地）阐述了一种观点。当然，这个问题还牵涉到的“文化”问题，那就将更是一个艰难的探索了。我必须强调的是，过秦楼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接触到实质，所以他的反驳从理论到例子都是无法成立的。
关于安替的优缺点问题。我觉得我的意见与过秦楼正相反，他所认为的优点我认为正是安替的缺点；而他所说的“浮躁、偏激，说话有时不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开口闭口丫的丫的，谈女人的时间太多，爱好虚荣”等，我倒认为这是安替能够迈向艺术化先锋的潜质所在。
最后我要对安替的某些言论表示极度的失望，因为他的这些真性流露可能会埋葬他所有的合理性以及“存在意义”。比如他说：“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做到的，你未必做得到”等等。这是什么话？难道不正是用一种权力换取另一种权力的典型反映吗？退一万步说，这就是用“权力”来说话，甚至用“赚高薪养活自己”来说话。这样的想法太危险了，可以大胆预测的是，如果安替拥有了“权力”，那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头落地”“血流飘杵”的结果。我不愿降低语言的色彩而换一个词，我在这里是明确地对事不对人的，因为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的部分“精英”们的导演下上演了——好多人还自诩他们是“民间的”和“非体制内”的呢。
总结起来，《锐思》诸人对《札记》内容以外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说我批判“小气”，言语刻薄，而且招数阴狠。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对本人所处“角色”的不满，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札记》出现背景的不了解所致。事实上，札记中充满的“无知”、“自卑”、“浅薄”等词以及相关语气，不过是我与安替“网络化”文字争论中的某种滑稽和游戏的需要，并无文字表面意思外其他的含义。安替不承认这种默契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发动“争鸣”是他最喜爱的行为之一。但如果其他《锐思》中人非要对此做细致的解读，我只能表示遗憾。
二是说我滥用名词。这其实有些冤枉，除了一个“恶意”的“情伪”外，本人的的札记中绝没有出现过多的时代名词，有之，也是对安替的借用。做一个统计就可发现，“动感”先生的批语文章中，有着比我更多的“学院化”词汇。
三是对我否定安替的存在意义表示不满，并有着对付安替本人以外某种东西的动机。前者可不必论，而后者也就是所谓动机问题，其实我在第一篇札记的开头已经充分说明，好象也不必多费口舌。
重要的是关于札记本身内容的批判，对此必须做一个较详细的说明。
首先是动感先生似乎误解了第一篇札记的意思，这当然是因为本人行文的晦涩造成的，因为当时我有意放弃了一些简单的表述而选择了“曲线”的形式，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政治意味。在这里，我可以用最浅显的语言重新说明第一篇札记的观点：
学术或科学当然有“权力”的因素。POWER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是个反思性的概念及分析方法，罗素在《权力论》中早就指出：在权力不能平等的时代，对政治权力、舆论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等权力综合程度最高的阶层成为统治力量。后现代主义者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入到很多层面，尤其是话语层面，体现了对所处社会思想结构的崭新关注。但中国毕竟没有与后现代的完全相同的语境，中国目前的最严峻问题其实就是专制统治，这无须再说。不必因为暂时无法对专制当面开炮就指桑骂槐，借用什么“后现代主义”来“解构”、“建构”，或区分什么“民间”与“学院”，“体制外”与“体制内”。因为学术或科学的崇高职责就是追求自由，这个根本目的不会动摇。摇头晃脑、讽刺挖苦乃至“启蒙维新”，实际上都照顾不到老百姓，解决不了中国文化的实际问题，因此不外乎是精英内部分裂的表象而已。在此方面，“五四”已经是一面镜子。所以从理想层面上，关注学术或科学的“权力”不如关心学术或科学的“预流”，“预流”的学术至少存在着找到可以拿来付诸行动的思想或知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由此，回应一下“锐思”的批评：
关于“绝对真理”。过秦楼先生显然正是没能了解福柯所处的语境，从而坠入了一种我所说的“指桑骂槐”：借用权力分析等种种反思性的“话语”工具指出中国专制的事实，并力图“消解”它。可不幸的是，这只是一种浅显的层面，而不是福柯所追求的思想性本体目标。解读权力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指出真理的可能与合理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便是一种追求绝对真理的表现。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我们可以从批判中得到谬误的发现，关键是我们要知道，批判与解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民间学术”与“体制内学术”。我仍然认为这种区分毫无必要，那是安替之流不恰当的“自卑”和不对路的“超越”的表现。任何专制时代总有一种专制学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预流”才能拯救我们的学术或科学。
关于“预流”。这关系到学术或科学的本质问题，在彻底掌握表述的可能性之前，确实很难传达它的精蕴。事实上，本人对陈寅恪及程千帆先生关于“预流”的阐发，仍存在着一种故意的误读和误用。我有时直觉地认为所谓的“预流”可能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业”庶几相似，但无法证明之。
关于语言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到索绪尔后的西方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一直到中国学术界“文化语言”思潮，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个终极的悖论。对此，我在第二篇札记中已经较清楚地（但不可能是详细地）阐述了一种观点。当然，这个问题还牵涉到的“文化”问题，那就将更是一个艰难的探索了。我必须强调的是，过秦楼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接触到实质，所以他的反驳从理论到例子都是无法成立的。
关于安替的优缺点问题。我觉得我的意见与过秦楼正相反，他所认为的优点我认为正是安替的缺点；而他所说的“浮躁、偏激，说话有时不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开口闭口丫的丫的，谈女人的时间太多，爱好虚荣”等，我倒认为这是安替能够迈向艺术化先锋的潜质所在。
最后我要对安替的某些言论表示极度的失望，因为他的这些真性流露可能会埋葬他所有的合理性以及“存在意义”。比如他说：“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做到的，你未必做得到”等等。这是什么话？难道不正是用一种权力换取另一种权力的典型反映吗？退一万步说，这就是用“权力”来说话，甚至用“赚高薪养活自己”来说话。这样的想法太危险了，可以大胆预测的是，如果安替拥有了“权力”，那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头落地”“血流飘杵”的结果。我不愿降低语言的色彩而换一个词，我在这里是明确地对事不对人的，因为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的部分“精英”们的导演下上演了——好多人还自诩他们是“民间的”和“非体制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