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
珞珈少主
语言是安替“话语”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派生出“文化比较”与“文化交流”两个主题性的思考或努力。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可不论。
我首先得承认安替是聪明的，因为他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这确实不简单，黑暗中狐独的摸索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且几乎就快要触摸到最后的边缘而不再是井底之蛙，不仅令每一个向往“通天”的人钦服，恐怕也足以使上帝感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这一点上本人也还是有所保留的，我只是说安替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而没有说他意识到语言的本体意义。这或许并不是“保留”，而几乎等于说安替蜗牛般的努力其实不过是进了两步退了三步而已。
这种判断首先基于他对《圣经》“巴比伦塔的故事”（注：在这个细节上我缺乏必要的考证，不知道应该是“Babylon”还是“Babel”）诠释的深度而来。
安替从“巴比伦塔的故事”的神谕中理解的是：自由是有限度的，为了解决这种限度，就必须要像泡尽天下所有漂亮姑娘一样学尽天下所有语言，从语言开始“打通”古今中外之一切，最后“重建巴别尔塔”，由此通向人类肉体和精神的自由王国（“肉体”二字是我刻意加上的，为的是让严肃的文本具有一些滑稽性，以掩盖我可能的行文草率）。像我开头就表示的那样，我必须向这种理解致敬。因为他让我感到汗颜：数年来苦口婆心的“教导”也没有教会本俱乐部任何一个成员拥有这种理解。看来，觉悟确实只是自己的事，与任何一个导师无关。
不过安替仍然像很多人一样浅薄，“巴比伦塔的故事”的暗谕绝非如此轻易就可以得到。爱因斯坦说：上帝从不掷骰子。或许（或者没有或许）不同语言和不同方言就是上帝有意的阴谋，他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元语言”，把从神的阴影下走出的我们又重新拉回不能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悲惨境地中。因此，是否意识到能不能最终克服上帝的意旨，“寻找到人类相互理解之梯——思维及言语的共通性，以登上人类精神的天国”显然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语言的本体意义，也就是中国古人所早就意识到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再进一步，就是要产生一个终极的疑问：人类是否具有一种本质相同的思考模式？人类文明是不是“既不同源，又是殊途，而极大可能又是不同归的”？结合到语言本身，便是这样一个严峻的两难：是“不在乎用什么语言说，而在于说什么”，还是“用什么语言说，就决定了说什么”？
安替的水平没有达到这一步，他意识到欧洲语言的BE所代表的时态的分析性（这一点是黑格尔以来的共识），而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比较中文，根本上就是一个逻辑错误。因此他对中文的认识水平反而极低，比如批评《论语》充满着“没有定义的概念”。这是令人可笑的判断。什么是概念和定义？言语的模式既不相同，为什么必须使用“概念”与“定义”来传达意旨？意旨既不能为语言所尽，任何所谓的“概念”与“定义”只能徒增迷惘。所以庄子便说“大辩无言”，“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概念”与“定义”等言语所表达的是非，不过是“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罢了（《庄子·齐物论》）。由此，中国古人对语言采取一种绝对的不信任态度，用忘言寻意、得意忘言的“言、象、意”的模式追寻意义世界的本质，这种模式就是中国式的“概念”或“定义”。安替在语言本体意义上的无知再度证明了他的语言观的脆弱与虚妄。
可以举一个他自己的例子。安替非常自许他如下一个“语言学习”的成就：
……我猜想，藏语版的唐诗三百首一定和中文版的三百首排列顺序相同，而且作者姓名一定是音译，就凭这一点加上语言学基本知识，我完整地推出了字母转译表。并且用这个表转写藏语版的邓小平文选，和中文版对照，得到了藏语基本词汇表和基本语法。……
尽管我们谁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可笑的“学习”和“探索”过程，但这毕竟是连小学生都会的简单地机械转换，安替由于过度的自卑和自傲而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就比大多数人更加坠入了迷惑自己的深渊。在这个例子上，可以证明他对语言意义的认识几乎为零。第一，用字母表对照中文版而转换出来的“词汇”是基本的吗？“语法”是基本的吗？第二，这种异文对应的“词汇”和“语法”有什么用？第三也是最根本的，转换《邓小平文选》能得出藏语的意义符号吗？萨丕尔说过：“不懂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名称。”反之亦然，藏语中可以肯定没有任何“邓小平”语境，于是这种转换恐怕连语言的皮毛都未获得，更遑论意义。我注意到，安替其实在很多地方尝试了“翻译”的行为和理论探讨，但是由于他思维的混乱（混乱是他的基本特色之一），从而没有意识到他应该拿着字母转换表，首先去找一部中文版的《格萨尔王》，然后再去读藏文原本，如此庶几可以得到一些“翻译”出来的意义——但仍然不是真正的“意义”。
这就涉及到文化交流的问题了。在语言的“本体”意义下，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交流是否可以真正实现，人类是否具有共同的渊源本质、发展本质及相同最后归宿，这个问题不在于答案，而在于“认识”过程本身。也就是有什么样的意识，便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我记得前两年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同名文章，不管该文的背景、水平如何，肯定要比我草率的笔记要高明得多，因此就不多饶舌了，以免陷入言语无措的汪洋大海中。
在这一篇札记的最后，还有一个涉及到上篇札记所谈内容的问题。我很佩服安替学习的勇气，比如他对“方言与文化”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以及拿着录音机作无锡方言的“田野调查”，但我更必须指出学习的目的是在于发现自己的错误，在于进入“预流”的境界，而不是标榜“民间”而作一些权力的对抗。如果安替连江淮官话与吴方言的语言学特质都不清楚的话，甚至连《方言调查字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如何会说自己懂得音韵学呢？！
率尔操觚，不经意之间，文已过长。为了照顾猪猪风满袖一类同志上网的阅读习惯，“文化比较”的问题只能俟诸他文，此不一一。
庄子曾感慨地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期与安替共勉，以共同挑战上帝的阴谋。
我首先得承认安替是聪明的，因为他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这确实不简单，黑暗中狐独的摸索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且几乎就快要触摸到最后的边缘而不再是井底之蛙，不仅令每一个向往“通天”的人钦服，恐怕也足以使上帝感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这一点上本人也还是有所保留的，我只是说安替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而没有说他意识到语言的本体意义。这或许并不是“保留”，而几乎等于说安替蜗牛般的努力其实不过是进了两步退了三步而已。
这种判断首先基于他对《圣经》“巴比伦塔的故事”（注：在这个细节上我缺乏必要的考证，不知道应该是“Babylon”还是“Babel”）诠释的深度而来。
安替从“巴比伦塔的故事”的神谕中理解的是：自由是有限度的，为了解决这种限度，就必须要像泡尽天下所有漂亮姑娘一样学尽天下所有语言，从语言开始“打通”古今中外之一切，最后“重建巴别尔塔”，由此通向人类肉体和精神的自由王国（“肉体”二字是我刻意加上的，为的是让严肃的文本具有一些滑稽性，以掩盖我可能的行文草率）。像我开头就表示的那样，我必须向这种理解致敬。因为他让我感到汗颜：数年来苦口婆心的“教导”也没有教会本俱乐部任何一个成员拥有这种理解。看来，觉悟确实只是自己的事，与任何一个导师无关。
不过安替仍然像很多人一样浅薄，“巴比伦塔的故事”的暗谕绝非如此轻易就可以得到。爱因斯坦说：上帝从不掷骰子。或许（或者没有或许）不同语言和不同方言就是上帝有意的阴谋，他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元语言”，把从神的阴影下走出的我们又重新拉回不能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悲惨境地中。因此，是否意识到能不能最终克服上帝的意旨，“寻找到人类相互理解之梯——思维及言语的共通性，以登上人类精神的天国”显然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语言的本体意义，也就是中国古人所早就意识到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再进一步，就是要产生一个终极的疑问：人类是否具有一种本质相同的思考模式？人类文明是不是“既不同源，又是殊途，而极大可能又是不同归的”？结合到语言本身，便是这样一个严峻的两难：是“不在乎用什么语言说，而在于说什么”，还是“用什么语言说，就决定了说什么”？
安替的水平没有达到这一步，他意识到欧洲语言的BE所代表的时态的分析性（这一点是黑格尔以来的共识），而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比较中文，根本上就是一个逻辑错误。因此他对中文的认识水平反而极低，比如批评《论语》充满着“没有定义的概念”。这是令人可笑的判断。什么是概念和定义？言语的模式既不相同，为什么必须使用“概念”与“定义”来传达意旨？意旨既不能为语言所尽，任何所谓的“概念”与“定义”只能徒增迷惘。所以庄子便说“大辩无言”，“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概念”与“定义”等言语所表达的是非，不过是“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罢了（《庄子·齐物论》）。由此，中国古人对语言采取一种绝对的不信任态度，用忘言寻意、得意忘言的“言、象、意”的模式追寻意义世界的本质，这种模式就是中国式的“概念”或“定义”。安替在语言本体意义上的无知再度证明了他的语言观的脆弱与虚妄。
可以举一个他自己的例子。安替非常自许他如下一个“语言学习”的成就：
……我猜想，藏语版的唐诗三百首一定和中文版的三百首排列顺序相同，而且作者姓名一定是音译，就凭这一点加上语言学基本知识，我完整地推出了字母转译表。并且用这个表转写藏语版的邓小平文选，和中文版对照，得到了藏语基本词汇表和基本语法。……
尽管我们谁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可笑的“学习”和“探索”过程，但这毕竟是连小学生都会的简单地机械转换，安替由于过度的自卑和自傲而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就比大多数人更加坠入了迷惑自己的深渊。在这个例子上，可以证明他对语言意义的认识几乎为零。第一，用字母表对照中文版而转换出来的“词汇”是基本的吗？“语法”是基本的吗？第二，这种异文对应的“词汇”和“语法”有什么用？第三也是最根本的，转换《邓小平文选》能得出藏语的意义符号吗？萨丕尔说过：“不懂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名称。”反之亦然，藏语中可以肯定没有任何“邓小平”语境，于是这种转换恐怕连语言的皮毛都未获得，更遑论意义。我注意到，安替其实在很多地方尝试了“翻译”的行为和理论探讨，但是由于他思维的混乱（混乱是他的基本特色之一），从而没有意识到他应该拿着字母转换表，首先去找一部中文版的《格萨尔王》，然后再去读藏文原本，如此庶几可以得到一些“翻译”出来的意义——但仍然不是真正的“意义”。
这就涉及到文化交流的问题了。在语言的“本体”意义下，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交流是否可以真正实现，人类是否具有共同的渊源本质、发展本质及相同最后归宿，这个问题不在于答案，而在于“认识”过程本身。也就是有什么样的意识，便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我记得前两年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同名文章，不管该文的背景、水平如何，肯定要比我草率的笔记要高明得多，因此就不多饶舌了，以免陷入言语无措的汪洋大海中。
在这一篇札记的最后，还有一个涉及到上篇札记所谈内容的问题。我很佩服安替学习的勇气，比如他对“方言与文化”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以及拿着录音机作无锡方言的“田野调查”，但我更必须指出学习的目的是在于发现自己的错误，在于进入“预流”的境界，而不是标榜“民间”而作一些权力的对抗。如果安替连江淮官话与吴方言的语言学特质都不清楚的话，甚至连《方言调查字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如何会说自己懂得音韵学呢？！
率尔操觚，不经意之间，文已过长。为了照顾猪猪风满袖一类同志上网的阅读习惯，“文化比较”的问题只能俟诸他文，此不一一。
庄子曾感慨地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期与安替共勉，以共同挑战上帝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