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
珞珈少主
由于那篇“著名的”《不与七十年代的人交朋友》所激发起来的“共鸣”,我开始寻找一种下意识的“逆反”的可能性,於是必然开始关注起“七十年代”来。《安替西祠文集》的“刊布”正迎合了这种需要。这种需要或许纯粹是一种偶然,因为汲汲奔走于衣食的人生不仅注定了终极探讨的虚妄,而且也规定了一个人所接触与研究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于是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听凭于因缘巧合。总之,我不能说《安替文集》就是一种个案剖析的典型,就像安替所希望的那样,不是成为大众的摹仿范本,就是成为精英的解读对象。这是因为本人既代表不了大众,也并非精英,更何况“中国文化学习俱乐部”也不像西祠那样拥有什么“话语权力”。当然,我不否定学习《安替文集》的就没有任何起因,比如他和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某种微妙的联系,也很可能就是前面所说到的因缘际会的一个因素。
首先我要说的是关于学术或科学的“在野”或“民间”,因为这是《安替文集》之所以存在的一个基础。
安替几篇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无须讳言,“在野”是安替心中永远的痛苦,他在很多地方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这种自卑式的无奈。尽管他自己努力地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愤激的情绪仍然溢于言外。安替没有说错,科学或学术存在着“民间”与精英或学院的区别,但这是从庸俗实用的政治社会角度上考虑的,比如“话语权力”、“舆论权力”等等消解式的“后某某”切入观念。从更高或理想的原则上说,科学与学术其实无所谓“在朝”或“在野”,而只有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因为真正的精英话语权力其实都是“民间”的综合,而精英与民俗的对抗其实也不过是精英学说内部分裂的表象而已。或许,科学与学术本身从根本上讲就应该是“在野”的,所谓“荒江野屋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作为另一种权力对抗而存在着。因此,从“权力”的角度去划分科学与民间的分野,其实毫无合理性。
但学术或科学本身确实有某种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并非如安替所云是由“资源”、“读书”和“游戏规则”造成的,而是由科学与学术的某种先验本质所决定。陈寅恪很早就把这种“区别”进行了归纳,已故的闲堂老人程千帆先生也曾多次进行了阐述,这就是所谓的“预流”。
“预流”来自于佛教名词,它是佛教“四果”中的一个阶段。简单地说,就是某种起码的进阶。科学或学术的研究因个人天分、机遇或勤奋程度的不同而有高低贵贱的不同,此乃客观的事实,然而这种事实永远消解不了“入流”与“不入流”的质性差异。也就是说,水平可以允许有高低,但“入门”却不分先后,能否“预流”是一个绝对的标尺,否则就不足以谈论科学与学术,更不用说承担起科学与学术的责任而追求进入精神自由王国的路程了。
显然,民间和精英、学院的区别并非就是“预流”的差异,所谓精英和学院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未“预流”。同样,也不能说在野的身份就表示一定已经进入到这一果位。“预流”是一种先验性的东西,它可能是由某种条件所决定,但更多地在于一种觉悟。所以,我反对用物质的因素比如资料、资源、教育、专业程度来定义它,也同样反对用“文献学”、“史料学”、“学术规范”来衡量。“预流”与否既在于一种努力,也在于上帝的关照,其实很难一语道破。如果强以言语谓之,我只能说它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教育和一个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人生阅历所造就的一己感悟的结果,没有定性定量的指标,路径不同、遭遇各异,但却不妨碍殊途同归。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预流”只是精进路程上的起点,最后的涅槃仍然遥远。
由此,安替用“民间”来进行对话语权力的对抗,其实是一种更悲哀的“自卑”,因为这只是他反抗某种权力不平衡的武器,而不是开始正视学术与科学的责任。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安替的这种言论其实浑无意义。更何况,他在文中津津乐道地关于自己在语言学与心理学上的“民间”成就,可以用事实证明确实只是一种“民间”的“不入流”的学术(他自己似乎也晦涩地承认了这一点),和“预流”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在以后的学习札记中我将给出证明)。也许,安替所有的学术与思想成就都可以用这样一个结论来评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安替文集》真正的价值或许已经被表露无遗了。
如果“民间”是一种“不入流”,那么它就是可悲的与可笑的(当然也是可同情的)。安替可以继续坚持他的那种“民间”,但可以预料的最好结果只有两种,就像能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所有的“民间”科学或学术的结局一样:一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二是无师自通,自开门派。但前者需要有绝高的天分和无比的幸运,后者则需要刻苦的努力乃至生命的牺牲。安替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做不到这一点,又不希望他的科学或学术如细雨入海、了无痕迹,于是他只有拼命地剖析、解构自己,希望通过消解自己来掩饰“希望之于虚望”的绝望,用一种权力换取另一种更大更霸道的权力。也就是说,安替“自卑”了,也“超越”了。安替自诩是心理学的专家,他对阿德勒这一经典分析的理会程度一定不会比我还差。
那么,第一个结论就合乎逻辑地产生了:《安替文集》正是一个天大的“情伪”。——说到这里,我不无恶意地想要考一下自称“从古文教育中走出的”安替:你知道这里所谓“情伪”的切实含义否?
首先我要说的是关于学术或科学的“在野”或“民间”,因为这是《安替文集》之所以存在的一个基础。
安替几篇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无须讳言,“在野”是安替心中永远的痛苦,他在很多地方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这种自卑式的无奈。尽管他自己努力地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愤激的情绪仍然溢于言外。安替没有说错,科学或学术存在着“民间”与精英或学院的区别,但这是从庸俗实用的政治社会角度上考虑的,比如“话语权力”、“舆论权力”等等消解式的“后某某”切入观念。从更高或理想的原则上说,科学与学术其实无所谓“在朝”或“在野”,而只有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因为真正的精英话语权力其实都是“民间”的综合,而精英与民俗的对抗其实也不过是精英学说内部分裂的表象而已。或许,科学与学术本身从根本上讲就应该是“在野”的,所谓“荒江野屋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作为另一种权力对抗而存在着。因此,从“权力”的角度去划分科学与民间的分野,其实毫无合理性。
但学术或科学本身确实有某种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并非如安替所云是由“资源”、“读书”和“游戏规则”造成的,而是由科学与学术的某种先验本质所决定。陈寅恪很早就把这种“区别”进行了归纳,已故的闲堂老人程千帆先生也曾多次进行了阐述,这就是所谓的“预流”。
“预流”来自于佛教名词,它是佛教“四果”中的一个阶段。简单地说,就是某种起码的进阶。科学或学术的研究因个人天分、机遇或勤奋程度的不同而有高低贵贱的不同,此乃客观的事实,然而这种事实永远消解不了“入流”与“不入流”的质性差异。也就是说,水平可以允许有高低,但“入门”却不分先后,能否“预流”是一个绝对的标尺,否则就不足以谈论科学与学术,更不用说承担起科学与学术的责任而追求进入精神自由王国的路程了。
显然,民间和精英、学院的区别并非就是“预流”的差异,所谓精英和学院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未“预流”。同样,也不能说在野的身份就表示一定已经进入到这一果位。“预流”是一种先验性的东西,它可能是由某种条件所决定,但更多地在于一种觉悟。所以,我反对用物质的因素比如资料、资源、教育、专业程度来定义它,也同样反对用“文献学”、“史料学”、“学术规范”来衡量。“预流”与否既在于一种努力,也在于上帝的关照,其实很难一语道破。如果强以言语谓之,我只能说它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教育和一个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人生阅历所造就的一己感悟的结果,没有定性定量的指标,路径不同、遭遇各异,但却不妨碍殊途同归。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预流”只是精进路程上的起点,最后的涅槃仍然遥远。
由此,安替用“民间”来进行对话语权力的对抗,其实是一种更悲哀的“自卑”,因为这只是他反抗某种权力不平衡的武器,而不是开始正视学术与科学的责任。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安替的这种言论其实浑无意义。更何况,他在文中津津乐道地关于自己在语言学与心理学上的“民间”成就,可以用事实证明确实只是一种“民间”的“不入流”的学术(他自己似乎也晦涩地承认了这一点),和“预流”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在以后的学习札记中我将给出证明)。也许,安替所有的学术与思想成就都可以用这样一个结论来评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安替文集》真正的价值或许已经被表露无遗了。
如果“民间”是一种“不入流”,那么它就是可悲的与可笑的(当然也是可同情的)。安替可以继续坚持他的那种“民间”,但可以预料的最好结果只有两种,就像能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所有的“民间”科学或学术的结局一样:一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二是无师自通,自开门派。但前者需要有绝高的天分和无比的幸运,后者则需要刻苦的努力乃至生命的牺牲。安替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做不到这一点,又不希望他的科学或学术如细雨入海、了无痕迹,于是他只有拼命地剖析、解构自己,希望通过消解自己来掩饰“希望之于虚望”的绝望,用一种权力换取另一种更大更霸道的权力。也就是说,安替“自卑”了,也“超越”了。安替自诩是心理学的专家,他对阿德勒这一经典分析的理会程度一定不会比我还差。
那么,第一个结论就合乎逻辑地产生了:《安替文集》正是一个天大的“情伪”。——说到这里,我不无恶意地想要考一下自称“从古文教育中走出的”安替:你知道这里所谓“情伪”的切实含义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