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重民生，以衣食为本

一、注重民生，以衣食为本 《汉书食货志》：“《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二者生民之本。”《洪范》八政首言食货，并认为二者乃生民之本，可见对经济的重视。这也是早熟的社会政治体系下必然的结果，因为生存总是第一位，无论是对天子还是庶民来说，衣食都是一切必要的前提，尽管他们并不承认生民的平等。《旧唐书食货志》曰：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秀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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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张均产

二、主张均产 《小戴礼记礼运篇》描述理想的社会：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在中国上古一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理想，为儒士们所推重。虽然在后代程度有所轻弱，但仍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由此而来，便有一种均产论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占据着主流地位。董仲舒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 钱穆先生认为这种均产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所谓均产，并不要绝对平均，不许稍有差异。中国传统的均产论，只在有宽度的平面上求均。二是在此有宽度的均产中间，不仅贫人应有他最低的界线，即富人亦应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不仅要“救贫”，而且还要“抑富”。（中国文化史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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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政治理念相结合

三、与政治理念相结合 钱穆认为，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完全如其政治理论，同样根据人生理想出发，归宿到人类内心之实际要求上。并不曾就经济而论经济，结果乃致经济与人生脱节，如目前世界之形势般。中国儒家传统经济理论，其实仍只是一个“礼治主义”，此在《荀子》书中发挥得最透彻。 因此，重农抑商，控制经济，不使社会有大富大贫之分，这是中国自从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一贯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此两千年内，可以说永远控制在政府的意识之下，因此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农奴制度，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