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气候，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农耕文化。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页5：
“欧洲和西亚的天气主要受大西洋的制约，在较冷的月份里雨量充沛。北欧日照量相对较少，而地中海地区和西亚的降雨量相对较少。结果欧洲和西亚的土地绝大部分耕作不够精细，通常每年只种一熟作物。东亚的气候与印度差不多 ，主要受亚洲大陆制约，……在夏季情况正好相反，中亚上空气流变暖而上升，湿润的海洋气流侵入，给大陆边缘地区带来大量的雨水。因为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大部分地方和印度许多 地方在最适合作物生长的月份里降雨充沛，这些地区比欧洲南部在纬度上要向南得多。因为通常水量供给充足，加之日照充裕，所以能够精耕细作，许多地方一年收两熟作物。”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
“汉文化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河谷地，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沁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遗物分布的核心地区。此一地区，自然条件便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其後向东扩张，进入黄河的大冲积扇及太行山麓成串较少的冲积扇。远在公元前4000年，这一带便存在着农耕的村落；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致到春秋时代，汉文化圈已掩有黄河的中游和下游流域。”
“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河各支流的河谷，特别是两岸的河坎（terrace），因为高出河流的洪水线，近水而可避免水害，又比较易于防御，常被初民选择为聚落地址。原生黄土有垂直的节理，便利于穴居；并且颗粒均匀，疏松易碎，性能肥沃，适宜于原始农耕。同时黄土高原东南部的雨水，因为很集中于夏季，勉强足够农作物生长，所以成为农耕和文化的发祥地。”
尽管黄土地土壤肥沃，但另一方面是自文明不断进步后，由于生长季节短，降雨量小且极不稳定，加之人口的增加及战争的破坏，依然处于饥荒的边缘 。主要是旱灾的威胁。
农业区是不断扩张的。陈正祥认为：“黄河中下游的水、热条件较中游为佳，农耕地区向东扩充是很自然的。汉民族开拓华北大平原後，农耕线（和畜牧地区的分界线）逐渐向北推移，可以容纳较多的人口；而山东半岛，复有鱼盐之利。经济和文化，相继迅速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萌芽，交通路线逐渐开辟。早在战国时代，邯郸和临淄等处，已形成为颇具规模的城市。”
农业区的扩大，最後以经济中心的南移为显著代表。
二是辽阔的疆域和多样化的环境。中国世界领域广大，地形地貌繁复，同时以农业为主的气候又丰富多彩。多条大河纵横，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
中华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 。最主要的区域是三大区域的分野：南方山地、中原农耕、北方游牧。
钱穆指出：古代中国的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伦、印度诸邦绝然不同。后三者有的只籍一条河流或一个水系，有的只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水系，而且都是极大和极复杂的。……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籍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到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凭借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局限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根据以上结论，钱穆认为，中国如此地理环境对于文化之影响，约有三端：
一、在大环境下展开之中国文化，有助于产生一个内部统一的大国家。
二、对于外来入侵有抵抗能力。
三、不易走向顶点而退化；（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三是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使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周边环境的大势为负陆面海的格局，但又非可以形成海洋文化的基本地形。与其他文明中心区距离遥远，且有重重关山阻碍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区，有较强的独立性。中华文化是独自完成文化发展过程的，这一点迥别于其他文明。当然，文化独立发展带来了双重功效。
四是相对优越的原始生存条件与以此带来的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中国中心地区处于温带。恩格斯指出：“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拉策尔也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重心，皆在温带或温带的边缘上。温带是人类活动适宜的区域，也是可住的区域。从人口数量之大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早在公元2年，汉朝的人口就已经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虽然在後来经过无数次的起落，但基本保持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上。中国的人口何以众多？或以为这是中国生产力强大的表现，固宜其理。这说明中国的地理环境，确实有优越性的一面。正是农业区域的本质决定了人口的众多。
然而，当人口问题一旦产生后，中国的生存环境就急转而下。首先是耕地有限，境内三分之二是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的约占40%，而欧洲宜垦土地面积是中国的七倍。因此中国很早就感觉到耕地不足的威胁，而至现代，问题更为严重。人口增加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即代中国问题最严重者即是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