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贾老师
文学史的政治侧面:《钢铁》是怎样修改的
--------------------------------------------------------------------------------
http://www.cReader.com 2000-09-24
出版社编辑部帮助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原稿作修改时,有一个指导思想:“主活中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文学中的展现是另一回事。”文学不是服从生活,而是服从政治,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近日在电视台放映了中国重新拍摄的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原作的情节作了相当一些修改和增添。这大概就是在有了更多的历史阅历之后,今人在肯定保尔的主要方面的同时,对保尔的思想和活动的某些方面,作出的超越于当时的保尔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某些处理吧。情节改动的具体处理是否得当,尽可以讨论,但是,作出一些改动,是可以理解的,是由今人所站的今天的历史位置所提出、所要求、所决定的。
这里我不准备参与当下人们关于电视剧所作改动的得失的讨论,倒是想略为考察一下《钢铁》一书从草稿到成书所作的改动的情况和得失。几年前听说此书出了“全译本”,恢复了出版时被删节了的全书的原貌。后来又听说“全译本”的说法不对,过去出的译本,是作者最后定稿的本子的全译本,不是删节本。但作者在付印定稿前,的确对草稿作了若干删节。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本子,按照苏联一九八九年新版的材料和格式,在尊重作者定稿的同时,又用另外加注的办法,公布了定稿前作者自已和应编者要求作者同意所作删节的一部分段落,总计约五十多处,共四万多字,为定稿总字数的八分之一。我早有心了解一下《钢铁》是怎样修到改的,一直没有去做。现在才找出新译本来读了一读。
开篇就有修改,删去了童年保尔受母亲影响信过宗教的描写。在写到保尔对冬尼亚的最初这恋时,删去了保尔“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勇敢地从悬崖上往湖里跳下去的情节。这显然是出于英雄人物要尽量写得完满无瑕的美学观点。按这样的观点来修改原稿,我以为不能说是“得”。悬崖跳水的情节,原稿中曾用不少笔墨几次写过,第一次是在冬尼亚给女友的一封长信里,第二次是保尔在危难中同冬尼亚分别,整夜厮守,私定终身时,最后是在同冬尼亚分手时,这一次保尔向冬尼亚说:“那时候,我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绝对不会再跳了。用生命去冒险是可以的,但不能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为了别的什么,为伟大的事业。”这些统统删去了。留下这些,不是更能表现保尔从幼稚到成长的过程吗?
在爱情生活方面,删去了丽达与谢辽沙在战场上结合的几段描写,只留下了两句点到了两人的爱情关系。
在政治内容方面,一个重要修改是删去了关于保尔曾经对新经济政策感到迷惑,而一度参加了“工人反对派”,被开除团籍,最后又提高觉悟,被接纳重新回到团内的好几页文字。如果说前面所作删节,是为了美学观点,那么这里所作的删节,恐怕就是为了政治观点了。看来,一是怕这个情节“损害”了英雄人物的政治形象,二是怕这个情节“美化”了“工人反对派”这个“反党集团”。出版社编辑部帮助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原稿作修改时,有一个指导思想:“生活中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文学中的展现是另一回事。”文学不是服从生活,而是服从政治,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删去了许多人名和与这些人名有关的一些段落。这显然是适应当时的政治情况。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如托洛斯基、亚基尔、布留赫尔(就是参加过中国大革命的加伦将军)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三十年代陆续被当作“反革命”给清洗了,所以名字再不能作为正面人物在书中出现。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于被删去的许多名字,是在三十年代后期即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以后才被列入“人民公敌”名单,奥氏生前不可能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这些删节显然不是作者自己所为。不过,这些人物并不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而是叙述历史背景时顺便提到的人物,删去或者虚化几个名字,就小说的描写来说,倒也说不上有多少“失”。
删去了同托派斗争过程中双方争论的长篇发言的许多段落。为什么要删掉这些?按说,小说草稿中这些描述的政治方向与当时当局对托派斗争的调子是完全吻合的呀。但是,既然是描写争论,就不能不描写双方对对方的攻击和为自己的辩护,不能不描写双方各自的心态。而这样一来,托派分子的“恶毒攻击”和“无耻猾辩”,不就“扩散”开来了吗?所以,作这些删节,大概是为了“防扩散”。不过,这些政治争论的冗长描写,对文学作品而言,并不生色,多删去一些,也说不上有多少“失”。
此外,还有一些删去的段落:关于革命队伍内部某些粗暴行为的描写;关于落后市民中政治上某些浑噩状况和落后青年中某些放荡生活的描写;关于保尔妻子达雅家庭的落后和反动的描写,等等。看来都是为了“净化”的考虑吧。
原版编者说:“如果出版一个将从前所有未发表的材料都纳入其中的研究性版本,必将引起读者们很大的兴趣。”
我感兴趣的,不在于文学技巧的推敲这方面,而在文学作品中政治描写和思想倾向的变动这方面。这后一方面,其实是文学史的一个政治侧面,或者说是政治史反映到文学作品的修改的一个侧面。在我国,这样的情况同样是有的。
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在解放以后出版时都是作了一些情节的删改的。如果我记得不错,《骆驼祥子》新版删去的情节,是原书中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领卢布”去组织车夫罢工,而被祥子出卖。《雷雨》新版删去了颇有神秘和命定色彩的序幕。我以为应当尊重作者对自己作品所作的改动,这些改动中有些显然是合理的,反映了作者在政治大变动中对历史和生活的重新思索,对自己作品的精益求精。是不是也有今天看来未必全都适当的地方,可以研究。在尊重作者定稿本的前提下,作为历史文献本或者研究本,也把从前的版本印出来,对于研究文学史的这一个侧面,是不无益处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又不相同。最著名是《欧阳海之歌》的修改。过去的版本中有一个情节,写欧阳海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如何受到教益。“文化大革命”批刘少奇的“黑修养”了,作者不得不修改这个情节,改成欧阳海读这本书时如何感到无理、有害而把它扔到一边。这改写的一章当时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加以发表。再一个是《创业史》的修改,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增写了描写刘少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情节。我不知道这些书现在印行时采取怎样的办法处理这些修改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就是恢复原状了。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这些修改,当然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但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修改,确是又一个历史的真实,而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所应当知道的。(节摘自《万象》2000年9月号)
郁之 《万象》2000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