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贾老师
名门世家：迷人的文化传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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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com 2000-06-19
“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化名门世家”不仅有家的含义和文化的底蕴，还折射着文化个体与家族群体，与时代文化关联着的历史。
李乔：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中古史研究中，曾指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从俞平伯而追溯至俞陛云、俞樾，从梁启超说到梁思成，梁思永，在家的背后，是不是往往有一种如陈先生所说的“文化关联”？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文化学术方面的世家名门可谓屡见不鲜。如东汉著名史学世家班氏（班彪、班固、班昭）家族，宋代著名文学世家苏氏（苏洵、苏东坡、苏辙）家族，明清之际的学术世家万氏（万泰、万斯同、万经）家族，清代朴学世家王氏（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家族等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在中国古代辉煌的文化学术史上闪耀着别样的光辉，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
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早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就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家族文化仍然积淀在社会的深层，挥之不去。这里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就家族主义的转化而言，文化家族是较之政治、经济家族最少落后性的遗传。它不以追求权势、财富为目的，而以学术砥砺、精神创获为职志。文化史研究不应摒弃“家族文化”，而应认识它、剖析它，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
李乔：如果用“文化名门世家”来概括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话，也许能为我们透视近代文化发展和学术脉络提供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那么如何从更深层的文化根基来看待这一现象呢？
罗检秋：说起文化传统，不能不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集中述论思想家、学者的事功，而对其成长的家庭因素重视不够。一讲到家族，往往会想到那些显赫的政治、经济家族，或落后的家族主义，而对文化家族的积极内涵缺少认识。“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便是透过家学、家教、家风等因素，凸显家庭的文化传承。拙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只是这种尝试的开端。
黄兴涛：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一直为史家所看重。但相对于政治史上的豪门和商业中外的巨族而言，对于文化学术方面的名门世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文化名门世家有意识地进行整体把握和专题研讨，给以关注，加以凸显，则似乎还很显不足。说它尚属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史领地，大概并不为过。
我们欣赏梁启超家族文化学人的达观进取、博采创新的风范；也为义宁陈家诸大师的忧郁而凝重、精深而固执的气质所吸引。这里的确是一片丰富多彩的世界。具体考察这个世界的各个文化名门世家，无异于为透视和了解近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寻找到一个个有趣的窗口。透过这些窗口，人们可以领略文化名人与学术巨子的人生风采、文化品格、学术追求和治学方法，可以增进有关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知识，可以总结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乃至获取关于家庭教育的有益启示。
李乔：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文化，经历着学术传承模式、学人品格、学术视野以及人生、社会和学术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嬗变，文化名门世家以一种独特的视野揭示了一种多种文化素质交织的文化现象，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继承，创新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
干春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近代以来的文化家族如梁启超家族、俞平伯家族、陈寅恪家族等由于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薪火不绝，因此更是发人深思。
对于个中缘由，当然各家有各家的特殊性，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历史》、《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正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个案。但他们这几个家庭有一个共同作用，即家族的教育功能。因为在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教育体系，所以家庭的教育和以家族教育为核心的私塾教育就特别重要。俗话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一个家族要建立起一种足以影响家风的家学渊源，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它可以形成一种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那样的环境，使得家族的下一代人能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熏陶。
李乔：一百年多年以来，中国由清朝经民国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向世界开放和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变，因此这一时期每一个世家名门家庭关系的演化，家风门风的形成、传递，乃至每个成员文化学术道路的选择等，便自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凝聚着不同于往古的更加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今天的影响和启示还是很深远的。
李乔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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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com 2000-06-19
“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化名门世家”不仅有家的含义和文化的底蕴，还折射着文化个体与家族群体，与时代文化关联着的历史。
李乔：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中古史研究中，曾指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从俞平伯而追溯至俞陛云、俞樾，从梁启超说到梁思成，梁思永，在家的背后，是不是往往有一种如陈先生所说的“文化关联”？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文化学术方面的世家名门可谓屡见不鲜。如东汉著名史学世家班氏（班彪、班固、班昭）家族，宋代著名文学世家苏氏（苏洵、苏东坡、苏辙）家族，明清之际的学术世家万氏（万泰、万斯同、万经）家族，清代朴学世家王氏（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家族等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在中国古代辉煌的文化学术史上闪耀着别样的光辉，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
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早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就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家族文化仍然积淀在社会的深层，挥之不去。这里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就家族主义的转化而言，文化家族是较之政治、经济家族最少落后性的遗传。它不以追求权势、财富为目的，而以学术砥砺、精神创获为职志。文化史研究不应摒弃“家族文化”，而应认识它、剖析它，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
李乔：如果用“文化名门世家”来概括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话，也许能为我们透视近代文化发展和学术脉络提供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那么如何从更深层的文化根基来看待这一现象呢？
罗检秋：说起文化传统，不能不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集中述论思想家、学者的事功，而对其成长的家庭因素重视不够。一讲到家族，往往会想到那些显赫的政治、经济家族，或落后的家族主义，而对文化家族的积极内涵缺少认识。“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便是透过家学、家教、家风等因素，凸显家庭的文化传承。拙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只是这种尝试的开端。
黄兴涛：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一直为史家所看重。但相对于政治史上的豪门和商业中外的巨族而言，对于文化学术方面的名门世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文化名门世家有意识地进行整体把握和专题研讨，给以关注，加以凸显，则似乎还很显不足。说它尚属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史领地，大概并不为过。
我们欣赏梁启超家族文化学人的达观进取、博采创新的风范；也为义宁陈家诸大师的忧郁而凝重、精深而固执的气质所吸引。这里的确是一片丰富多彩的世界。具体考察这个世界的各个文化名门世家，无异于为透视和了解近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寻找到一个个有趣的窗口。透过这些窗口，人们可以领略文化名人与学术巨子的人生风采、文化品格、学术追求和治学方法，可以增进有关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知识，可以总结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乃至获取关于家庭教育的有益启示。
李乔：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文化，经历着学术传承模式、学人品格、学术视野以及人生、社会和学术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嬗变，文化名门世家以一种独特的视野揭示了一种多种文化素质交织的文化现象，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继承，创新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
干春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近代以来的文化家族如梁启超家族、俞平伯家族、陈寅恪家族等由于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薪火不绝，因此更是发人深思。
对于个中缘由，当然各家有各家的特殊性，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历史》、《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正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个案。但他们这几个家庭有一个共同作用，即家族的教育功能。因为在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教育体系，所以家庭的教育和以家族教育为核心的私塾教育就特别重要。俗话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一个家族要建立起一种足以影响家风的家学渊源，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它可以形成一种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那样的环境，使得家族的下一代人能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熏陶。
李乔：一百年多年以来，中国由清朝经民国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向世界开放和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变，因此这一时期每一个世家名门家庭关系的演化，家风门风的形成、传递，乃至每个成员文化学术道路的选择等，便自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凝聚着不同于往古的更加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今天的影响和启示还是很深远的。
李乔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