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智力决定论：把地理驱逐出历史，把自然驱逐出社会，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这是唯意志论的一种表现。

二是地理唯物论：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方向。其极端形态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唯物论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乎是早期先贤的某种共同的模糊的认识。西方且不论，如中国古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荀子·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最著名者为《考工记》所云：
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音渠）鹆（音欲）不逾济（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貉逾汶（即今山东大汶河）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欧洲则以十八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社会学地理学派）为代表。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将地理唯物论正式引入文化研究。赋予“地理唯物论”以完整形态的，则是德国人文地理学家Friedrich Ratzel (1841-1904)发表的《人类地理学》，说明地面人类的分布，完全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一是直接的生理影响；第二是心理的影响；第三是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的影响；第四是支配人类迁徙及其最後分布。
同智力决定论一样，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存在着失误。
如法国Paul de la Blanshe (1845-1913)即主张人类文化固然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怎样利用地理环境，这个主权全在人类，不在地理环境。人类对地理环境的瓜，全视人类天赋的智慧，传统的技能与社会的习惯。所以在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因而也产生各种不同的文化。人类是地理环境的主人，不是地埋环境的奴隶。二十世纪上半期，出现了“区域地理学派”，对笼统的地理环境说，加以补充，他们的态度是：第一从区域地理中认识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第二依据地理环境的特性，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第三区域的界线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因此国家、省区等行政区域历史上的纷更，不能作为天然的界线。这一派理论一方面说明人类是能如何顺应所遭遇地理环境；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如何利用天赋的智慧、传统的技能，去改进所遭遇的地理环境。
教材则提出了一种较辨证的观点：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对其利用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的千差万别（参见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