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境中的思想交流能否真实的发生？语境决定论或者说“文化宿命论”持否定态度，与之相反的文化普遍论则大不以为然。
语境决定论反对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不是人役使语言，而是人受语言役使。人的运思不仅受到语言的牵动，而且衩严格地局限在所用语言的语境之内。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断言，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的主动侵入，中国文化凭自身盘旋不出科学来，这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特质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由于汉语言中没有像印欧语系中的系词系统，因此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都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即认为不同语境中的思想是不可沟通的。交流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彼此不甚了了，不知所云。如果文化的确是人们终极关怀的价值界限，文化之外的价值是不可设想的，如果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各种文化之间在根本上是不同质的，一如亨氏所言，那么，“文明冲突”就似乎不可避免，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愈具触发性。
因此有必要重审人类生存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把语言视为人类单纯的工具，视为意义的约定符号的“人类中心论”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将人类完全排除在外的后现代语言观同样存在问题。“有机性”既然不专属于人的生存，即把人的生存看作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那又有什么理由将它（有机性）完全归属于语言呢？后现代从人的生存到评议的转换本身已经废止了“理由”，它表现为一种情绪化的产物，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多加“辩驳”了。
事实上，现有的每一种伟大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元的。伟大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与异质文化的碰撞、分化、重建这样的过程。在不同的语境间的思想交流中，理解总是可能的，尽管误解难以避免；交流总是可能的，尽管冲突常常发生。那么，一种语言的意义到底是怎样转达到另一种没有这种意义的语言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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