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
珞珈少主
珞珈案：此文主旨虽非独家发明，但此类精神仍值得提倡。不过，根据不足，对传统的理解亦有误读之处。容日后撰文批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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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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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陶世龙先生授权，本文转引自先生网站“中华文化”
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slcn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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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
1898年，夏历戊戌五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宣扬当时流行的政治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下简称“中体西用”)。史家称为这是堵截维新思潮之举，
而“中体西用”也被认定为洋务派的旗帜。
1898年，夏历戊戌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
市口，百日维新匆匆以悲剧结束。
许多史家都在告诉我们，洋务派不如改良派，改良派不如革命派；中体西用既
是攻击改良的思想武器，自应为改良派所反对，为革命派所不取。
然而，研究一下历史，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坚持
保皇的康有为，还是提倡民权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竟都没有走出中体西用这个怪圈。
而这也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多年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探讨。
无所不在的中学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什么中学、西学、体、用，都可
以作出圆滑的解释。
中学，如果概括全部中国古代的学术，即使其中糟粕不少，那也是耀眼辉煌，
令人留恋的，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提倡国学，整理国故，这里不去多说。现在要讨论
的是“中体西用”里面的“中学”，这就不一样了。
这中体西用中的中学，非指具体的学术，而是从文化的总体抽象出来的“形而
上”的圣人之道。当时所谓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被认为不过是“形而
下”的器艺。
中体西用，就是由形而上的道起主导作用。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1809-1874)这话，
一般都认为最能表达中体西用的内涵。伦常名教是这个中学的精髓。
什么是中国的伦常名教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刚开篇，用“臣光曰”的口
气发表的那通议论，可谓抓住了中国伦常名教的要害，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
段话引述于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
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
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
天 子
三 公
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司马光讲这些话，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这个金字塔式的社
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兵连祸结，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
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但他没看到，这兵连祸结却又
由于这皇帝之尊贵实在太诱人了，故会出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局面；还是
孙中山看得透：“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
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1924年他曾对当时追随他的国民党人说：“
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是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
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
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不要皇帝，便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争当皇帝的战
争。
孙中山讲的民权就是要由民作主，但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以为舍此
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
司马光还抬出周文王和孔子：“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引来
圣人之言作证，这礼是天地间的公理，当然人人都必须遵守了。
对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观感受来比附社会人事，作为论辩的
根据，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类，是中学的一大特色，令人叹息的是，如此
的“天人合一”，却长期为许多人所深信。
司马光这样强调礼的重要，是他深深的懂得，要维持这个金字塔式的封建秩序，
单靠刑罚是不行的，严刑竣法也只能管得一时，只有让这个礼深入人心，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均安于其位，才能实现。
作用如此之大的礼，究竟包含有些什么内容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
的著作可谓浩若烟海。其实用今天的认识来看，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
一、等级制(与特权结合)
二、人身依附(以下附上)
三、一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应该给司马光补充一下，他的书卷气太重了，他的这通议论，是因周威烈王承
认了三家分晋的既成事实，有感而发的。他没看到，在中国社会这个大金字塔中，
居于顶尖的皇帝，实际上也是这部统治机器的一个部件，姓李姓赵都无关紧要；皇
帝有名无实，或无皇帝之名但实际上具有皇帝的权力，都是不足为怪的。在中国封
建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可以与形式上的等级不一致，各等级中的成员也可以转换，
所以魏斯、赵籍、韩虔被周王任命为侯，坐在那个等级上的人变了，但是贵以临贱，
贱以承贵的秩序并没有变。在中国，只要前面说的那种等级制、人身依附、一个头
脑这三样东西还存在，大金字塔崩溃了，仍会保有许多小金字塔；早晚小金字塔还
会再构建成一个大金字塔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是会有人想从自己的小金
字塔的顶尖上，进而居于大金字塔的顶尖。魏蜀吴三国争战不已，不论各自打着什
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质均在于此。
维系这样一个大金字塔，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
觉地去维护这个封建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而其效果是显著的，能使人潜移默
化地在精神上成为这伦常名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
分守己，逆来顺受。。
不过，居于底层的芸芸众生，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也会起来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有时果真拉下来了，但马上又会有新皇帝，各个台阶上又是那样
一级控制一级，虽然会换上些新面孔，但这个金字塔的格局没变，能坐在高阶上的
仍只是少数人。因此在轰轰烈烈折腾了一番后，人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或已成使
一将成功的枯骨，或还是只能铺垫在底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这金字塔。
所以我们这个中学，不仅无所不在，还延续得很久很久。
学费交得太多了
在鸦片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物质威力后，中国人对所谓西学已开始注意，但认
为它不过是物质之学或称为“实学”，作为形而下者乱来对待。有少数人编译了一
些介绍西方和世界情况的书籍如《四洲志》之类，还翻译了一点科学著作。1860年，
英法联军陷北京，烧圆明园，更触发中国的有识之士要求发奋图强。此时人们以为
西方之强，无非是船坚炮利而已，于是就有了所谓办洋务，在二、三十年间办起了
一批向西方学来的工业交通事业，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厂(1866)，招商局(
1872)，开平煤矿(1875) ，汉阳铁厂(1890)是其著名的代表。
与此同时，由官方出面组织翻译西方图书，江南制造局在1868年开办的翻译馆，
是译书的主力，1868-1907年间，总共译出各类书籍159种1075卷，其中半数以上是
工程技术、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1986年，梁启超编成的西学书目表，包括各处
译出的西方书籍，也是“形而下”的科学技术及其他实用的书籍为主，极少人文科
学的书，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的书仅得一种《德国议院章程》。中体西用的方针，在
译书的选择上也体现出来了。
中国翻译引进的这些西方著作，，大都能代表当时世界的科技水平，如华蘅芳
译的《地学浅释》，就是莱伊尔根据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改编出来的《地质学
基础》，编成仅几年就被中国译过来了。日本人得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译这些书，
曾派柳原重光前来购买。 中国人见事并不晚，行动也不迟，仅管当时中国对外打
败仗，赔了巨款；内部又有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争战十几年，元气大伤。但终究是地
大人多，兴建的这些近代工矿业，其规模多在东亚名列前茅。
江南制造局是一个以造船制炮为主，兼有钢铁、机械等工厂的大型企业，1868
年，造出了第一艘铁甲轮船惠安号，载重600吨，虽不大，但这是中国、也是东亚
第一次造出的轮船。当时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小
轮船10艘，载重量总计740吨，而1870年江南制造局已造出载重量为1,000吨的威靖
号，随后又造成两艘2800吨级的战舰海安号和驭远号，质量也提高了。福州船厂在
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到1880年，累计造出9艘载重1000吨以上的战舰。日本在
1900年造船的总量是5,000吨。
汉阳铁厂具有年产生铁140,000吨的能力，名号铁厂，实际上还包括炼钢和轧
钢，目的是要轧出修铁路用的钢轨。1890年，汉阳铁厂开始兴建，1894年出铁，是
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厂。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于1897年
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1900年的生铁产量是19,000吨。
为开发开平煤矿而建立的开平矿务局，是中国用机器开矿的头一家，政府先后
投入资金120万两。
在走向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道路上，中国和日本当初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
方面起步还要早一些。中国在1870年有人口约270,000,000人，同年日本的人口是
34,810,000人。1868年即明治天皇即位的第二年，日本全国的税收总额，仅合白银
2,000.000两左右。中国政府1842年的收入是37,140,000两。在内外战争不断加重
对人民的搜括后，1891年达到89,684,800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投入搞物质
建设的资金，仍比日本雄厚得多。
江南制造局，在1867-1904年间，得到政府拨款2000多万两。
汉阳铁厂，在1890-1896年间，官方投资500多万两。
福州船厂，从1866年开始筹建算起，到1907年，政府共投入1900多万两。
开平煤矿，1878年和1882年官方两次投入资金共120万两。
这是几项著名的建设，投入兵工，铁路，船运，邮政，电信，矿山等其他项目
的资金还有不少。
不过这在大清帝国的财政预算中，还并不占重要位置。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维持八旗绿营的经常费用每年就得两千几百万两银子。
打起仗来更难以预计。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内外战争频繁，军费的开支的银两当
数以亿计。财政预算外的开支如咸丰、同治两个皇帝的安葬，同治、光绪两个皇帝
的婚礼，每一项的耗费都达几百万两。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都已向西方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两个东方国家，进行了
一次较量。交战的结果众所周知，这里只想说，单就物质条件讲，中国海军舰艇的
吨位性能，大致和日本相当；中国兵工生产的能力，也应能满足陆军的装备，失败
的原因显然并非物质不如人，海军的覆灭最能说明这中体西用行不通，经过实战的
军官，提出了不能只学西方的技术，海军的章程也应学西方。
但是，此时朝野仍在强调物质救国，而实践已在告诉人们，仅抓物质建设，这
物质建设也搞不好。
江南制造局在1875年造出驭远号后，只再造过几艘小船，而在1885年后，根据
政府的指令，不再造船，改为修船了。福州船厂也在1907年终止了造船的任务。原
因都是造出的船成本太高，造船不如买船。
汉阳铁厂在出铁后，从原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有困难，负债累累，官方办不下
去了，便在1896年将铁厂连同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一起交给盛宣怀招商承办，也不
过是仅能作到用大冶的贴矿砂去还债，日本的八幡制作所用的就是大冶的铁矿砂。
开平煤矿最后走上和英国人办的煤矿合并成为开滦煤矿的道路。
在戊戌前后曾热了一时的官办矿业，十有九亏，到丁文江写“五十年来之中国
矿业(1872-1921)”时，在他列举的十二个矿务局中，没有停办并还能盈利的，只
有湖南和黑龙江两局；湖南靠开采铅锌，黑龙江靠金矿。
我们交了太多的学费。
失败的原因可以列出许多条，但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中体西用。
象这汉阳铁厂，是编过《书目答问》、精通中学的张之洞创办的，它的失败便
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铁厂是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看到许多洋铁进口，土铁销路不
好，因而想到，何不自己也用西法炼铁；便派人到国外买设备，准备在广东建铁厂。
这用意无疑是好的，但还没等设备运到，他已调为湖广总督，于是这铁厂也就跟着
他走，最后选定建在汉阳，但武汉附近不产炼焦煤和铁矿石，厂址定了才又去找。
幸好大冶有铁矿，匆忙开采，而焦炭只好远到开平乃至英国去买，价格比英国自用
的高了三倍：大冶的铁矿石含磷多，本应用硷法来炼钢，但买来的却是酸法炼钢的
设备。1893年工厂大体建成，1894年5月开始出铁，但高炉吃不饱，两个只开了一
个；吃饱了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生产得越多越亏。到1896年，官方办不去了，
只得交盛宣怀招商承办。铁厂出铁后四年才确定在江西省萍乡开发可供炼焦的大煤
矿，但等到这个煤矿建设起来，欠债也更多了。别的决策、管理不当的问题还很多，
看起来是些具体的事情没办好，追起原因来，是没有具有科学头脑会办这些事的人。
在中体西用的方针下，即使有的人学掌握了“西学”，也不能展其所长，因为
他没有得圣人之道， 所以严复在英国学习海军回来，还是去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
1902年，桐城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因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
学校，便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告诉他，日本的兴起是因为重视教育，而他们的教
育已不是以中学为体。他们说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氏之学，童儿八、九岁
读书，先自四书始”但是他们在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后，便“上下一心，学
泰西之学”。他们不把科学当成形而下者，而是认为这是古代东方所从未考究过的，
“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有，决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们不赞成
“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
谁的学。这与中国一些人开头反对学西方，抗不住了，便贬低它为形而下者，只当
作技艺来学；或者说这些东西中国早就有了，西学还是中国传过去的呢。对待西学
的这两种态度一比，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也不难清楚了。
难以走出的怪圈
洋务派被有些史家称为顽固派，反对康有为变法革新，他们主张中体西用，自
不用说。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潮，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
决定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
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但在宣布变法的诏书中，仍然表示要“以圣
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且这不是康有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权宜的措施。
在康有为的思想深处，对中国的伦常名教也是欣赏的，忠于皇帝，他在那里身
体力行。他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1898年，
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要求变法，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
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
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每十万户公举一人到朝廷备皇帝顾问
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为先”对富国之法说的最多也最为详细具体。
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引
述先王或出于托古以求改制，但他确实是认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
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样专制，因此在这方面的变革不是当务之急，当前最主要的是
把物质建设搞上去。 在他于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中，讲的最是明确：
“夫自由二字，生于欧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国压抑之余，施之中国之得自由平
等二千年者，已为不切。”
“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
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
“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
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
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
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则使举国人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而强敌要挟，一语
不遂，铁舰压境，陆军并进，挟其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何以御之？”
他说的物质之学，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康有为是很
重视的，但对民主自由，显然没有兴趣。
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他反对帝制主张共和；认为人的政治地位按帝、王、公、
侯、伯、子、男、民这样分出高低，一级压一级，不平等，提出在革命以后，人人
在政治上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中国过去有过无数次起义和革
命，都没摆脱这金字塔的控制；梁山泊的好汉还未得天下，虽然仍在称兄道弟，实
际上已等级森严，为谁当寨主和排座次大折腾。
但是我们把孙中山的言论全面考察一番，却又能发现，孙中山也认为在中国争
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
下面他这些言论，足以为据。
“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
求了。”“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
欧洲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中国人尚不缺自由，故不知自由”。(《五权宪法》,1921) ”
“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
“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
要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忽有人对
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欧洲一二
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因为中
国现代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一无二
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
不错，在中国是有许多人只想发财，对自由民主没有要求，但是孙中山忽视了
一个更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中国的伦常名教的作用，它渗透在人民生活的
各个方面，使许多人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
孙中山仅把周朝那种分封诸侯的制度当做封建制度，所以他说两千年前封建制
度就已被打破。他的理解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但这也导致他认为，政治地
位上的阶级，经过辛亥革命，已经铲平了。他提出按人的天赋分出的圣、贤、才、
智、平、庸、愚、劣来定人的地位的高下，并称之为真平等。他过分强调了这天赋，
而社会又如何做到公平地按天赋分其高下？孙中山也许寄希望于考试，实际上并无
良策。这就为中国的封建等级制，用改头换面的办法保存下来，大开方便之门。
只要中国伦常名教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尽管没有皇帝了，社会还会按
封建秩序运作，就可以虽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因为仍有许多人觉得不能没有
皇帝。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愚蠢如袁世凯，才想到要皇帝的头衔和恢复封赐爵位。
不容怀疑孙中山对共和的忠诚和对民主(他许多时候叫做民权)的追求，但也可
以看出，他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看到“这两百多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进步
不但是赶到中国，并且超过中国，所谓后来居上。”但随即又说：“中国今日的弊
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
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他的
这些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出于现实的需要所作的考虑。他呼吁民
权，但又感到：“民主国家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象日本和德国
那一样迅速。”因为讲民主了，政府就容易无能，而专制的政府反而效率高，他和
康有为都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贫太弱了，也许是
病急乱投医吧。作为管理国家的方法，孙中山对君主的集权并不是都否定，当然，
他没有忘记民主，所以想出了个让四万万阿斗来当皇帝的办法，但这四万万人如何
来当皇帝呢？一时不容易办到，自然还是先搞物质救国，而中学为体自然也无需触
动。
民主自由和发财，究竟什么是当务之急？或者能不能齐头并进？要裴多菲来回
答，自是很简单，但在东方，真是个很难回答、使人长期困惑的问题，因为维系社
会中那种金字塔结构的机制，高度成熟，深入人心，从短期效果来看，一个头脑比
“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要好；如个这个头脑健全英明，确实能凝聚众人的
力量，创造出辉煌的的业绩，但是要是这个头脑出了点毛病呢，微小的偏差也会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进言者本身有那样大的作用，而是
这统帅全局的头脑听取了这一言。究竟怎样好，看来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也很难
以自己的愿望为转移。本节文字中引述孙中山的话，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三
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
从自己做起，迎接新世纪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我们听到过
许多对过去的惋惜，譬如说，假使不是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园，中国买
下了被日本买去的那条快速战舰，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或者说如果不是袁世
凯告密，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只要中学还在为体，出现
的历史场面或有不同，而中国对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要变革这中国祖传的圣贤之道，确是一种痛苦。昔日的辉煌，天朝上国的
架子，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承认外夷的技艺还有长处，肯去学习是难得了，
现在要承认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并比我们的高明，更是难矣哉。
日本人没有这么重的历史包袱，所以步子走得比我们轻快，跑到我们的前面。
但是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法西斯在日本一度得势，就与他们的历史
文化背景有关：康有为、孙中山都赞赏俾士麦，德国人自然更是推崇，而纳粹在德
国的兴起，也就不是偶然。这也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各家都有各家难念的经，也就是说都有自己的实际，超越现实的理想，在当时
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不能责怪张之洞，为什么要提倡中体西用，他能有这种想法，在那视外
来事物如洪水猛兽的年代，已属不易。他是交了许多学费，但他所建立的汉阳铁厂
等企业，总算给后人留下了点现代化的根基。
也不能责怪康有为，他如不是打起中学的大旗，托古以求改制，他的变法设想，
何以能到庙堂之上。再说他从中学中孕育出来，能跨出这前人未曾走过的一步，已
属非凡，怎能要求他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
更不能埋怨孙中山，为什么在封建势力前表现得软弱。他在漫游历史时把中国
的积弊看的很清，但回到现实，形势比人强，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他的思想在当时
已属超前，再说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即使伟大如孙中山，也难摆脱混
渗透其中的中国伦常名教的影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出现全局性的错误后，仅归咎于上面，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自己在那里呢？这“责”我以为不是去当什么精英，挑什么重担，能把自己从
中学解脱出来，不去计较什么等级台阶，能有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头脑。
就不会出现千夫诺诺，仅一士在谔谔，甚至一个也没有。
所以问题转回到阿Q，值得重提这国民性，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
一课看来还必须得上。有一个提法很好，从我作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铸造成了有
用之器，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个国家何愁不强大，何愁不受人尊重。
近来有加强素质教育的提法非常好，只有人的素质符合现代化需要，国家才能
实现现代化。而教育的成功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韧性。过去的挫折，往往是
因为操之过急。
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路，虽然盘旋曲折，但总是在向
前，中国的大门已向世界敞开，中学西学的高下之争已无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精华，经过科学的审视，必将得到发扬，普及全世界。但也不可忽略其中的封建幽
灵沉渣泛起，或改头换面，或借尸还魂，甚至仍着旧时衣冠招摇过市。
行百里者半九十，何况我们走了还不到九十里。
让我们别了这中体西用吧，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先行者的艰辛的开辟。
1998年1月26日 16: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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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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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
1898年，夏历戊戌五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宣扬当时流行的政治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下简称“中体西用”)。史家称为这是堵截维新思潮之举，
而“中体西用”也被认定为洋务派的旗帜。
1898年，夏历戊戌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
市口，百日维新匆匆以悲剧结束。
许多史家都在告诉我们，洋务派不如改良派，改良派不如革命派；中体西用既
是攻击改良的思想武器，自应为改良派所反对，为革命派所不取。
然而，研究一下历史，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坚持
保皇的康有为，还是提倡民权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竟都没有走出中体西用这个怪圈。
而这也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多年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探讨。
无所不在的中学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什么中学、西学、体、用，都可
以作出圆滑的解释。
中学，如果概括全部中国古代的学术，即使其中糟粕不少，那也是耀眼辉煌，
令人留恋的，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提倡国学，整理国故，这里不去多说。现在要讨论
的是“中体西用”里面的“中学”，这就不一样了。
这中体西用中的中学，非指具体的学术，而是从文化的总体抽象出来的“形而
上”的圣人之道。当时所谓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被认为不过是“形而
下”的器艺。
中体西用，就是由形而上的道起主导作用。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1809-1874)这话，
一般都认为最能表达中体西用的内涵。伦常名教是这个中学的精髓。
什么是中国的伦常名教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刚开篇，用“臣光曰”的口
气发表的那通议论，可谓抓住了中国伦常名教的要害，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
段话引述于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
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
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
天 子
三 公
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司马光讲这些话，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这个金字塔式的社
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兵连祸结，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
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但他没看到，这兵连祸结却又
由于这皇帝之尊贵实在太诱人了，故会出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局面；还是
孙中山看得透：“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
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1924年他曾对当时追随他的国民党人说：“
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是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
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
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不要皇帝，便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争当皇帝的战
争。
孙中山讲的民权就是要由民作主，但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以为舍此
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
司马光还抬出周文王和孔子：“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引来
圣人之言作证，这礼是天地间的公理，当然人人都必须遵守了。
对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观感受来比附社会人事，作为论辩的
根据，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类，是中学的一大特色，令人叹息的是，如此
的“天人合一”，却长期为许多人所深信。
司马光这样强调礼的重要，是他深深的懂得，要维持这个金字塔式的封建秩序，
单靠刑罚是不行的，严刑竣法也只能管得一时，只有让这个礼深入人心，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均安于其位，才能实现。
作用如此之大的礼，究竟包含有些什么内容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
的著作可谓浩若烟海。其实用今天的认识来看，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
一、等级制(与特权结合)
二、人身依附(以下附上)
三、一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应该给司马光补充一下，他的书卷气太重了，他的这通议论，是因周威烈王承
认了三家分晋的既成事实，有感而发的。他没看到，在中国社会这个大金字塔中，
居于顶尖的皇帝，实际上也是这部统治机器的一个部件，姓李姓赵都无关紧要；皇
帝有名无实，或无皇帝之名但实际上具有皇帝的权力，都是不足为怪的。在中国封
建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可以与形式上的等级不一致，各等级中的成员也可以转换，
所以魏斯、赵籍、韩虔被周王任命为侯，坐在那个等级上的人变了，但是贵以临贱，
贱以承贵的秩序并没有变。在中国，只要前面说的那种等级制、人身依附、一个头
脑这三样东西还存在，大金字塔崩溃了，仍会保有许多小金字塔；早晚小金字塔还
会再构建成一个大金字塔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是会有人想从自己的小金
字塔的顶尖上，进而居于大金字塔的顶尖。魏蜀吴三国争战不已，不论各自打着什
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质均在于此。
维系这样一个大金字塔，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
觉地去维护这个封建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而其效果是显著的，能使人潜移默
化地在精神上成为这伦常名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
分守己，逆来顺受。。
不过，居于底层的芸芸众生，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也会起来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有时果真拉下来了，但马上又会有新皇帝，各个台阶上又是那样
一级控制一级，虽然会换上些新面孔，但这个金字塔的格局没变，能坐在高阶上的
仍只是少数人。因此在轰轰烈烈折腾了一番后，人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或已成使
一将成功的枯骨，或还是只能铺垫在底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这金字塔。
所以我们这个中学，不仅无所不在，还延续得很久很久。
学费交得太多了
在鸦片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物质威力后，中国人对所谓西学已开始注意，但认
为它不过是物质之学或称为“实学”，作为形而下者乱来对待。有少数人编译了一
些介绍西方和世界情况的书籍如《四洲志》之类，还翻译了一点科学著作。1860年，
英法联军陷北京，烧圆明园，更触发中国的有识之士要求发奋图强。此时人们以为
西方之强，无非是船坚炮利而已，于是就有了所谓办洋务，在二、三十年间办起了
一批向西方学来的工业交通事业，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厂(1866)，招商局(
1872)，开平煤矿(1875) ，汉阳铁厂(1890)是其著名的代表。
与此同时，由官方出面组织翻译西方图书，江南制造局在1868年开办的翻译馆，
是译书的主力，1868-1907年间，总共译出各类书籍159种1075卷，其中半数以上是
工程技术、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1986年，梁启超编成的西学书目表，包括各处
译出的西方书籍，也是“形而下”的科学技术及其他实用的书籍为主，极少人文科
学的书，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的书仅得一种《德国议院章程》。中体西用的方针，在
译书的选择上也体现出来了。
中国翻译引进的这些西方著作，，大都能代表当时世界的科技水平，如华蘅芳
译的《地学浅释》，就是莱伊尔根据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改编出来的《地质学
基础》，编成仅几年就被中国译过来了。日本人得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译这些书，
曾派柳原重光前来购买。 中国人见事并不晚，行动也不迟，仅管当时中国对外打
败仗，赔了巨款；内部又有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争战十几年，元气大伤。但终究是地
大人多，兴建的这些近代工矿业，其规模多在东亚名列前茅。
江南制造局是一个以造船制炮为主，兼有钢铁、机械等工厂的大型企业，1868
年，造出了第一艘铁甲轮船惠安号，载重600吨，虽不大，但这是中国、也是东亚
第一次造出的轮船。当时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小
轮船10艘，载重量总计740吨，而1870年江南制造局已造出载重量为1,000吨的威靖
号，随后又造成两艘2800吨级的战舰海安号和驭远号，质量也提高了。福州船厂在
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到1880年，累计造出9艘载重1000吨以上的战舰。日本在
1900年造船的总量是5,000吨。
汉阳铁厂具有年产生铁140,000吨的能力，名号铁厂，实际上还包括炼钢和轧
钢，目的是要轧出修铁路用的钢轨。1890年，汉阳铁厂开始兴建，1894年出铁，是
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厂。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于1897年
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1900年的生铁产量是19,000吨。
为开发开平煤矿而建立的开平矿务局，是中国用机器开矿的头一家，政府先后
投入资金120万两。
在走向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道路上，中国和日本当初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
方面起步还要早一些。中国在1870年有人口约270,000,000人，同年日本的人口是
34,810,000人。1868年即明治天皇即位的第二年，日本全国的税收总额，仅合白银
2,000.000两左右。中国政府1842年的收入是37,140,000两。在内外战争不断加重
对人民的搜括后，1891年达到89,684,800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投入搞物质
建设的资金，仍比日本雄厚得多。
江南制造局，在1867-1904年间，得到政府拨款2000多万两。
汉阳铁厂，在1890-1896年间，官方投资500多万两。
福州船厂，从1866年开始筹建算起，到1907年，政府共投入1900多万两。
开平煤矿，1878年和1882年官方两次投入资金共120万两。
这是几项著名的建设，投入兵工，铁路，船运，邮政，电信，矿山等其他项目
的资金还有不少。
不过这在大清帝国的财政预算中，还并不占重要位置。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维持八旗绿营的经常费用每年就得两千几百万两银子。
打起仗来更难以预计。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内外战争频繁，军费的开支的银两当
数以亿计。财政预算外的开支如咸丰、同治两个皇帝的安葬，同治、光绪两个皇帝
的婚礼，每一项的耗费都达几百万两。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都已向西方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两个东方国家，进行了
一次较量。交战的结果众所周知，这里只想说，单就物质条件讲，中国海军舰艇的
吨位性能，大致和日本相当；中国兵工生产的能力，也应能满足陆军的装备，失败
的原因显然并非物质不如人，海军的覆灭最能说明这中体西用行不通，经过实战的
军官，提出了不能只学西方的技术，海军的章程也应学西方。
但是，此时朝野仍在强调物质救国，而实践已在告诉人们，仅抓物质建设，这
物质建设也搞不好。
江南制造局在1875年造出驭远号后，只再造过几艘小船，而在1885年后，根据
政府的指令，不再造船，改为修船了。福州船厂也在1907年终止了造船的任务。原
因都是造出的船成本太高，造船不如买船。
汉阳铁厂在出铁后，从原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有困难，负债累累，官方办不下
去了，便在1896年将铁厂连同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一起交给盛宣怀招商承办，也不
过是仅能作到用大冶的贴矿砂去还债，日本的八幡制作所用的就是大冶的铁矿砂。
开平煤矿最后走上和英国人办的煤矿合并成为开滦煤矿的道路。
在戊戌前后曾热了一时的官办矿业，十有九亏，到丁文江写“五十年来之中国
矿业(1872-1921)”时，在他列举的十二个矿务局中，没有停办并还能盈利的，只
有湖南和黑龙江两局；湖南靠开采铅锌，黑龙江靠金矿。
我们交了太多的学费。
失败的原因可以列出许多条，但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中体西用。
象这汉阳铁厂，是编过《书目答问》、精通中学的张之洞创办的，它的失败便
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铁厂是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看到许多洋铁进口，土铁销路不
好，因而想到，何不自己也用西法炼铁；便派人到国外买设备，准备在广东建铁厂。
这用意无疑是好的，但还没等设备运到，他已调为湖广总督，于是这铁厂也就跟着
他走，最后选定建在汉阳，但武汉附近不产炼焦煤和铁矿石，厂址定了才又去找。
幸好大冶有铁矿，匆忙开采，而焦炭只好远到开平乃至英国去买，价格比英国自用
的高了三倍：大冶的铁矿石含磷多，本应用硷法来炼钢，但买来的却是酸法炼钢的
设备。1893年工厂大体建成，1894年5月开始出铁，但高炉吃不饱，两个只开了一
个；吃饱了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生产得越多越亏。到1896年，官方办不去了，
只得交盛宣怀招商承办。铁厂出铁后四年才确定在江西省萍乡开发可供炼焦的大煤
矿，但等到这个煤矿建设起来，欠债也更多了。别的决策、管理不当的问题还很多，
看起来是些具体的事情没办好，追起原因来，是没有具有科学头脑会办这些事的人。
在中体西用的方针下，即使有的人学掌握了“西学”，也不能展其所长，因为
他没有得圣人之道， 所以严复在英国学习海军回来，还是去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
1902年，桐城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因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
学校，便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告诉他，日本的兴起是因为重视教育，而他们的教
育已不是以中学为体。他们说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氏之学，童儿八、九岁
读书，先自四书始”但是他们在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后，便“上下一心，学
泰西之学”。他们不把科学当成形而下者，而是认为这是古代东方所从未考究过的，
“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有，决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们不赞成
“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
谁的学。这与中国一些人开头反对学西方，抗不住了，便贬低它为形而下者，只当
作技艺来学；或者说这些东西中国早就有了，西学还是中国传过去的呢。对待西学
的这两种态度一比，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也不难清楚了。
难以走出的怪圈
洋务派被有些史家称为顽固派，反对康有为变法革新，他们主张中体西用，自
不用说。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潮，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
决定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
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但在宣布变法的诏书中，仍然表示要“以圣
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且这不是康有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权宜的措施。
在康有为的思想深处，对中国的伦常名教也是欣赏的，忠于皇帝，他在那里身
体力行。他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1898年，
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要求变法，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
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
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每十万户公举一人到朝廷备皇帝顾问
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为先”对富国之法说的最多也最为详细具体。
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引
述先王或出于托古以求改制，但他确实是认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
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样专制，因此在这方面的变革不是当务之急，当前最主要的是
把物质建设搞上去。 在他于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中，讲的最是明确：
“夫自由二字，生于欧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国压抑之余，施之中国之得自由平
等二千年者，已为不切。”
“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
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
“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
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
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
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则使举国人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而强敌要挟，一语
不遂，铁舰压境，陆军并进，挟其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何以御之？”
他说的物质之学，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康有为是很
重视的，但对民主自由，显然没有兴趣。
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他反对帝制主张共和；认为人的政治地位按帝、王、公、
侯、伯、子、男、民这样分出高低，一级压一级，不平等，提出在革命以后，人人
在政治上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中国过去有过无数次起义和革
命，都没摆脱这金字塔的控制；梁山泊的好汉还未得天下，虽然仍在称兄道弟，实
际上已等级森严，为谁当寨主和排座次大折腾。
但是我们把孙中山的言论全面考察一番，却又能发现，孙中山也认为在中国争
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
下面他这些言论，足以为据。
“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
求了。”“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
欧洲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中国人尚不缺自由，故不知自由”。(《五权宪法》,1921) ”
“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
“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
要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忽有人对
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欧洲一二
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因为中
国现代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一无二
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
不错，在中国是有许多人只想发财，对自由民主没有要求，但是孙中山忽视了
一个更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中国的伦常名教的作用，它渗透在人民生活的
各个方面，使许多人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
孙中山仅把周朝那种分封诸侯的制度当做封建制度，所以他说两千年前封建制
度就已被打破。他的理解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但这也导致他认为，政治地
位上的阶级，经过辛亥革命，已经铲平了。他提出按人的天赋分出的圣、贤、才、
智、平、庸、愚、劣来定人的地位的高下，并称之为真平等。他过分强调了这天赋，
而社会又如何做到公平地按天赋分其高下？孙中山也许寄希望于考试，实际上并无
良策。这就为中国的封建等级制，用改头换面的办法保存下来，大开方便之门。
只要中国伦常名教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尽管没有皇帝了，社会还会按
封建秩序运作，就可以虽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因为仍有许多人觉得不能没有
皇帝。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愚蠢如袁世凯，才想到要皇帝的头衔和恢复封赐爵位。
不容怀疑孙中山对共和的忠诚和对民主(他许多时候叫做民权)的追求，但也可
以看出，他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看到“这两百多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进步
不但是赶到中国，并且超过中国，所谓后来居上。”但随即又说：“中国今日的弊
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
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他的
这些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出于现实的需要所作的考虑。他呼吁民
权，但又感到：“民主国家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象日本和德国
那一样迅速。”因为讲民主了，政府就容易无能，而专制的政府反而效率高，他和
康有为都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贫太弱了，也许是
病急乱投医吧。作为管理国家的方法，孙中山对君主的集权并不是都否定，当然，
他没有忘记民主，所以想出了个让四万万阿斗来当皇帝的办法，但这四万万人如何
来当皇帝呢？一时不容易办到，自然还是先搞物质救国，而中学为体自然也无需触
动。
民主自由和发财，究竟什么是当务之急？或者能不能齐头并进？要裴多菲来回
答，自是很简单，但在东方，真是个很难回答、使人长期困惑的问题，因为维系社
会中那种金字塔结构的机制，高度成熟，深入人心，从短期效果来看，一个头脑比
“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要好；如个这个头脑健全英明，确实能凝聚众人的
力量，创造出辉煌的的业绩，但是要是这个头脑出了点毛病呢，微小的偏差也会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进言者本身有那样大的作用，而是
这统帅全局的头脑听取了这一言。究竟怎样好，看来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也很难
以自己的愿望为转移。本节文字中引述孙中山的话，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三
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
从自己做起，迎接新世纪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我们听到过
许多对过去的惋惜，譬如说，假使不是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园，中国买
下了被日本买去的那条快速战舰，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或者说如果不是袁世
凯告密，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只要中学还在为体，出现
的历史场面或有不同，而中国对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要变革这中国祖传的圣贤之道，确是一种痛苦。昔日的辉煌，天朝上国的
架子，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承认外夷的技艺还有长处，肯去学习是难得了，
现在要承认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并比我们的高明，更是难矣哉。
日本人没有这么重的历史包袱，所以步子走得比我们轻快，跑到我们的前面。
但是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法西斯在日本一度得势，就与他们的历史
文化背景有关：康有为、孙中山都赞赏俾士麦，德国人自然更是推崇，而纳粹在德
国的兴起，也就不是偶然。这也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各家都有各家难念的经，也就是说都有自己的实际，超越现实的理想，在当时
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不能责怪张之洞，为什么要提倡中体西用，他能有这种想法，在那视外
来事物如洪水猛兽的年代，已属不易。他是交了许多学费，但他所建立的汉阳铁厂
等企业，总算给后人留下了点现代化的根基。
也不能责怪康有为，他如不是打起中学的大旗，托古以求改制，他的变法设想，
何以能到庙堂之上。再说他从中学中孕育出来，能跨出这前人未曾走过的一步，已
属非凡，怎能要求他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
更不能埋怨孙中山，为什么在封建势力前表现得软弱。他在漫游历史时把中国
的积弊看的很清，但回到现实，形势比人强，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他的思想在当时
已属超前，再说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即使伟大如孙中山，也难摆脱混
渗透其中的中国伦常名教的影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出现全局性的错误后，仅归咎于上面，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自己在那里呢？这“责”我以为不是去当什么精英，挑什么重担，能把自己从
中学解脱出来，不去计较什么等级台阶，能有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头脑。
就不会出现千夫诺诺，仅一士在谔谔，甚至一个也没有。
所以问题转回到阿Q，值得重提这国民性，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
一课看来还必须得上。有一个提法很好，从我作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铸造成了有
用之器，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个国家何愁不强大，何愁不受人尊重。
近来有加强素质教育的提法非常好，只有人的素质符合现代化需要，国家才能
实现现代化。而教育的成功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韧性。过去的挫折，往往是
因为操之过急。
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路，虽然盘旋曲折，但总是在向
前，中国的大门已向世界敞开，中学西学的高下之争已无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精华，经过科学的审视，必将得到发扬，普及全世界。但也不可忽略其中的封建幽
灵沉渣泛起，或改头换面，或借尸还魂，甚至仍着旧时衣冠招摇过市。
行百里者半九十，何况我们走了还不到九十里。
让我们别了这中体西用吧，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先行者的艰辛的开辟。
1998年1月26日 16: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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