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贾老师
叩问华运——从犹太人看中国文化及其变体的前景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陈奎德
○衰微崩裂之运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整体意义的传统中国文化自此寿终正寝，它化成了一缕“游魂”，居无定所，八方飘零。从此之后，那些拥有“中国情怀”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尽其“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悼钱穆语），即为中国文化招魂。
有历史学家曾经提到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悖论，为了“救国”，反而陷入了“亡天下”的险境。“国”未亡而“天下”已亡。而“亡天下”，按顾炎武的定义，即是中国文化的灭亡。
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文化悲剧。
这一悲剧的显著历史后果之一，是自本世纪下半叶起，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国文化崩裂瓦解，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又滋生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变体，如：大陆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文化，香港的中国文化，新加坡的中国文化，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文化，等等。它们虽仍被称为中国文化，其实却各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形态。其间的区别，已绝不容忽视了。
事实上，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当今世界，的确存在着“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海外华人”等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乃至语言形态等文化的各基本的方面都有极明显的差异。人们常津津乐道于大陆人之不拘法规，积极攻取，辩才无碍，台湾人之彬彬有礼，步步为营，精明圆熟，香港人之法治观念，团队精神，求实作派，新加坡人的循规蹈矩，拘谨守法，崇拜权威，诸如此类。而各自语言方式的判然有别、风味迥异，更是铿锵在耳，众所周知。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曰，几十年隔离而独立的演化，甚至影响到了这些不同族群人们的外貌形象、动作举止等生理特征。倘若面对一个陌生华人，只要稍一接触，你就差不多立即可以对他作出族群背景的判断，而这种定位常常是八九不离十的。
套一个常用的意象，中国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在其本土已经枯萎凋零，其种籽花果已无根可依，无土可育，遂无奈而飘泊出海，散布到世界各地，长成几株新的文化树苗，而这些树苗的土壤已经各不相同了。这就形成了同种而异苗，同源而异态的现象。
这当然是文化生态的不同所导致的自然异象。
上述文化裂变，最基本的一个历史原因是，在中国文化的本土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已经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芜野蛮的状况，以所谓“文革”时期为其极点。笔者曾用文化的“内衰而外昌”来形容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至今看来，恐怕仍是适宜的。其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虽然鉴于维系人心等特殊的考虑，中国大陆官方近年来也开始指示学界研究国学，然而，即使在官方批准的重点研究项目如“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中，也是以梁漱溟、张君迈、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为钦定的研究对象。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北京当局心目中，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上述学者，大部分也都是侨居海外的，而即使是其中仍居大陆的学者，其代表性著作也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的。更何况在1958年沸沸扬扬于世，由张君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签署的号称“现代中国文化宣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也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发布的。
这种文化“内衰而外昌”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虽然，有论者也许会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自周秦以降，文化兴盛的中心一直在从西北向东南进行空间的大转移，因此，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移动和裂变是历史的惯性发展，不足为奇。但是，仔细分析，这种说法似乎忽略现代的一些特殊情势，是值得再推敲的。
确实，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历史上历经迁移，由西向东，自北往南，但是，基本上都是囿于中国大陆的疆界之内，并未越出疆域向海外流亡。只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向海外的个人性的移民，有些个人和家庭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出走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但它并非文化重心的迁移，而是个人性或家庭性的，赋有非政治化的特征。
然而，在近几十年，中国文化重心的向海外（特别是向台湾、香港）流亡是大规模突发性的，是由于固有文化在本土受到灭绝式的戕害而发生的，因此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具有极强的政治涵义。这些情势都是史无前例的。
正如余英时先生针对“美籍华人”这一称谓所清楚指出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P.380）
这一论断，甚至可以扩大到所谓“外籍华人”这个更普遍的称谓上。
○华人与犹太人
身为“华人”而拥有各种不同之国籍，这是本世纪下半叶日益彰显的现象。并且，笔者预测，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并组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现象，至下一世纪亦不会中止，它将形成一种历史性潮流。
这样，也就诞生了一系列崭新的历史性课题：这种种不同的中国文化变体及海外华人，将如何自处，如何定位，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迁和互动，产生何种新的历史后果？
它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世界上另一个有名的族群犹太人的历史。
自从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在公元前721年和586年相继灭亡，直至1948年重建以色列国，在这几千年的流亡历史中，犹太人虽散居异乡，但却顽强地保持自己民族和宗教的特性，犹太教和希伯来语成了连接他们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但是，犹太人维护自己特性的努力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虽然加入了所居住的国家，但却不受欢迎，甚至备受迫害。反犹太主义成为犹太人居留地的长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其登峰造极之点，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时期。
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曾所写到：“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在各地曾真心实意地设法加入周围的民族大家庭并且只希望保留我们祖先的信仰。可是，人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忠诚的，而且在一些地方甚至是极端的爱国者，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白白地付出了象其他公民所付出的同样的财力和牺牲。我们曾努力用科学和艺术来提高祖国的声望以及通过贸易增加它的财富。事实说明，这也是徒劳的。在那些世代居住的祖国里，我们一直被称为外国人，甚至当我们的父兄在这里呻吟时，他们的家族还不曾在这个国家落脚的人们也称我们为外国人。”（摘自《犹太国》）
这种不受居住国人民认同乃至受到排挤和迫害的经历是令犹太人刻骨铭心的。
个中原因主要有，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流亡散居的犹太人的历史，就是抗拒同化的历史。他们虽然接受了居住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却抵制该社会的主流宗教。因此，他们生活于一种与生俱来的的持续压力之下，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某种紧张状态：是接受同化，还是维持民族特性？在抗拒和妥协之间，选择多大程度的平衡度？这种与居住国之间的内在紧张是先天性的、不可完全消解的。
其次，引发反犹主义的动因还有世俗利益的冲突。例如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固然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如在法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弱，在德国稍多一些，在奥匈帝国也约占百分之一，然而他们的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却绝对不可忽视。在所居国的人们愤怒且带忌妒地盯着那些有经商天才的犹太银行家的钱袋时，要想人们对他们唱赞美诗当然是不可能的。当时，若要想谴责一种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并声称它不受欢迎，没有比给它贴上“犹太人”的标签更有效了。犹太人越来越被看做是一个特殊的、国际的、受一种宗教、一种语言和一批著作影响的抱成一团的民族，被看做对居住国宣称忠诚，而实际上却向往自己故乡的民族。
这就是流亡数千年的犹太人的基本生存环境。
今天，人们已经开始在说：“凡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和中国餐馆”了。事实上，华人在地球上的分布范围恐怕早已超过了犹太人。虽然，就影响力而言，二者今天尚不可同日而语，但鉴于某些可资比较的基本特征，可以预料，将来，世界各地移居于非中国大陆的华人的生存环境与犹太人是会有某些相似之处的。由此，人们自然要问，犹太人的经历向我们昭示了些什么？
同犹太人一样，中国人亦是世界上少有的难于被同化的族群。拥有辉煌文化和历史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无数浩劫之后，仍然奇迹般坚韧地在历史上存活了下来。直至今日，这种连续性和生命力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极其罕见的。并且，在当下的海外，华人族群仍是保有自身的特殊生命形态最多的族群之一。他们早已被其他人看成拥有特殊的固有传统和文化，“对居住国宣称忠诚，而实际上却向往自己故乡的民族”了。
同犹太人一样，（如果不故作谦恭态，也可以说）中国人亦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优秀的族群，同时也拥有与犹太人很相似的“勤”和“俭”的特征。在应付各类不同的智力挑战的环境时，中国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在各居住国中，尤其是自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在商业、科学、技术、教育等行业的优异成就都是有目共睹，获得公认的。然而，倘若其经济实力继续增长，科技成就愈益辉煌，与其他族群形成引人瞩目的反差，他们是否会陷入一个充满敌意和忌妒的生态环境呢？
事实上，在南洋等华商拥有强大经济力量之地，排华反华已成了周期性的抒解本地困境的泄洪口了。
二者类似的处境是显而易见，昭昭在目的。
当然，我们还不至于盲目到忽视华人与犹太人之间重要差异的地步。最主要的是，华人一直存在一个幅员广阔的母国在自己身后，而犹太人数千年来却是亡国之民，无家可言。第二，华人数量众多，称世界之最。而犹太人则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族群。
本来，上述两项差异均凸显出华人的强势，然而，如果把当今世界上华人和犹太人在各主要寄居国的成就和影响力稍作比较，那么，无庸讳言，存在着的，却是相反方向的差距。犹太人的影响力和在经济领域、政界、学术界、艺术界等都几乎达到了巅峰的成就，极其卓越。且不去说那些大金融家、企业家、国会院外集团、诺贝尔奖得主了，只要注意一下极少数的对本世纪人类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犹太人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赫然居前，我们就清楚了。这种影响力与其人数相比，极不相称。
这种奇怪的反差是令人玩味的。
当然，一些现成的解释总是不难找到的。诸如，犹太人在西方社会已经生存了几千年，他们虽然保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是却实实在在地生活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之中的，与其居住的社会大体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和规范早已内化进了犹太民族，成为他们的基本本能了。例如，他们的法治观念和守法传统、权利意识等等，都是西方式而非东方式的。因此，他们的成就是奠立在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基地上的。
而华人之作为少数族裔进入西方，就群体而言，则不过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从长程历史眼光来看，实质上仍处于文化适应的阶段。
更何况，在渊源上，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特殊的关系。犹太人把《旧约》、把单一神的观念以及先知和救世主的观念带给了基督教，同时带给了西方各民族以一种不同于循环论的新历史观：历史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它的黄金时代在未来救世主的降临。况且，耶稣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而《新约》的《福音书》就是有关一世纪初居住在犹太和加利利的犹太人的生活描绘。因此，客观地说，希伯来人的观念和伦理学确实贯穿在基督教中并以一种超越性的力量统治西方文明达两千年之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希伯来因素，西方历史上屡起屡扑的乌托邦构想和运动与此是相当有关的。
很显然，犹太人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这种历史渊源关系是华人不具有的。
无疑，从上述均可大体理解犹太人在西方的惊人成就与影响力，但倘若不注意其独特性，我们就可能低估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历史告诉我们，犹太教及其文化所以在灭国之后仍能绵延几千年香火不断，并最终重建故国，是大大有赖于它的具有高度超越性的、神秘主义的一神教特性的。该宗教赋有一个极强烈的信念，认定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一个被上帝选中的、负有特殊精神使命的民族。以色列国灭亡之后，流亡散居的犹太人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同时又面临各种巨大的诱惑，目睹外邦豪华殿宇和物欲享受，在在都诱使他们屈从于周围的环境，放弃自己的信念、语言和生活方式。而他们所以能经受住这种极其严峻的考验，是与他们那种对自己精神使命的神圣信念和承诺分不开的。比较其他民族而言，犹太人的精神性重于其物质性。对上帝的信念和犹太人的受难史是他们取之不绝的精神财富和支柱，帮助他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骇人听闻大灾变。
○赋神州以神性
今天，在大陆之外、遍布全球的华人已有数千万之多了。站在未来世界的门口，作为中华文明的传人，我们想叩门而问的是：在传统中国文化已经裂变解构的情势下，大陆之外的文化变体及海外华人仍能历久而不衰，保存自身的独特性吗？作为一个公认的世俗化的重实际的文化，它靠什么在外域长期维系自己的认同？它的可能前景如何？
坦率的说，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仍是晦暗不明的。
鉴于中国文化不具有强烈的宗教感，其超越性的色彩是内敛的，并不明显，没有与一个超验而神圣的上帝订立契约，更没有一套形式化的仪式来强化认同，因此，当我们耳闻历史上的流亡的犹太人以非凡的毅力忍受和抗拒屡屡袭来的惨绝人寰的反犹主义而仍报持着对上帝的坚定而神秘的信念时，当我们亲见现实中的犹太人在战后几十年如一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索那些杀害犹太人的漏网纳粹屠夫，不一日稍停时，作为中国人，反躬自省，多少是会汗颜的。因为它映照出了我们这种世俗性文化生命力的某种萎顿。
因此，笔者以为，影响华人在未来能否坚持自己独有的文化特性，影响中国文化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在异邦免于消亡，并提升自己的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我们的文化能否对环境作出极有创造性的回应。
其实，人们注意到，已经有不少华人知识分子在深入挖掘并弘扬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性层面了。这正是为中国文化“招魂”乃至“立魂”的大事，不可不大书特书。它可恰当地被称为挖掘乃至输入中国文化的“神圣性”的课题，其重要性是根本的。
实质上，它就是在此中国文化危急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诠释。可以想象，正象儒学在宋明两代进入有佛学竞争的新时代后，当时的中国的儒者对它重新诠释，从而呈现出崭新的宋明理学形态一样，今天，倘有赢得广泛认同的诠释出现，势将转化为一种文化力量，并成为强化认同并赋有神圣性的精神纽带。
这是文化精神的重生方面。
然而，这种诠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短期之功。在现实层面，我们不能不看到，作为一种在根本上仍是入世性的文化及其变种，在举世滔滔的异文化环境中，如果不能靠某种宗教性的非凡信念及传统仪式来传承，则可以预期，它们被同化的幅度将比犹太人来得大。事实上，它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基本的考验：身分的认同，文化的失传，几代之后母语的退化乃至完全丧失，等等。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所谓"中国性"的流失问题。
容易理解，当一种传统深厚的文化从它的本土家园向外流亡，花果飘零时，倘若该文化之根原是深植于那块现实的土地之中，而不是高悬于“六合之外”的神圣天国，那么，文化流亡的过程，就自然是其“本土性”随之淡化的过程，在这里，也就是“中国性”的淡化过程。它实质上是某种较纯种文化的“稀释化”，即该文化传统的特征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单一，浓厚和纯粹了。显然，这是该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因而，中国性的某种稀释化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足为怪。
另外，中国文化的各个变种由于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其“中国性”稀释化的历史后果也不尽相同，变异的结晶是丰富多彩的。
但在另一方面，事实上，上述进程同时又是该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面日益扩展的过程，即它已不再局限与本土家园，而变成了世界共享的多元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并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欣赏乃至认同。
因此，"中国性"的稀释化和扩张化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同步的。
我们的问题是，上述“中国性”的稀释到何种限度之内仍可有意义地被称为中国文化？很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度”的问题，即，人们不得不在坚持“中国性”和接受同化这两极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况且，这一平衡点还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历史时期的不同而移动的。这就加诸了华人随时随地作出选择的精神压力，于是在一个充满同化压力的环境中，背上了某一特殊文化认同的永恒十字架。
应当平实地说，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要落地生根在异域之中，如果缺乏源源不绝的资源，要长期抗拒同化、维持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极其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幸的是，我们并非缺乏自身独特的资源。
就资源而言，移民聚居人口的规模虽然并非最重要的一点，但仍不可低估。试想想那些中国文化变体罢，由于其足够大的人口数量规模，无人怀疑他们能把中国文化、语言等基本特征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在异文化之中，倘若你的数量和地域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在该区域内，同种文化的移民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相互强化，并足以产生本区域的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那么，人们被迫同化的可能性就小的多了。世有“规模经济学”，研究经济组织的规模大小与其效益的关系。我想，何妨研究一下“规模文化生态学”？定量考察一下，在其他文化的包围下，某种文化的自我繁殖，代代传递和长期生存，究竟需要多大的人口规模，“临界数值”如何？在人口方面，无疑，华人是有足够资源的。在若干年后的地球上，若有人说，除了“中国城”外，在某地又出现了“中国省”、“中国州”，笔者是不会惊诧的。
但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片深染华夏文化色彩的广袤神州。这是我们至关紧要的文明源泉。
诚然，目前，那里的文化色彩衰败暗淡，蛮荒蜕化；文化整体分崩离析，各自为生；文化重心流亡迁徙，飘泊无所。正是所谓“神州无神”。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故园荒芜”，只是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桩历史事件，同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它只是短暂的异数。
况且，这一异数是随一种全球性的魔咒狂潮的兴起而诞生的，随着历史性的全球解咒，它的退潮和消解将是自然的历史归宿，任何机关算尽的小聪明都无济于事。
事实上，目前它已经开始进入退潮的历史流程了。随着以淡化意识形态为契机的大陆经济的崛起，这片故土已静静地纳入世界的经济甚至政治结构之中。这本质上就是解除魔咒的关键环节。因此，人们是有理由期待，在经过一段混沌迷离的痛苦历史阶段之后，蛮荒的故国会出现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的。
只有到那时，恐怕才有可能解决全球华人和各中国文化变体的长期认同问题。
这里绝非意味着说，届时将在全球形成一个华人回归大陆的滚滚浪潮。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回归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还取决于基本的生态条件，如，人口的压力、经济水准、环境污染等等。
笔者想说的是，到那时，人们所以不必戚戚怀忧于中国文化的消亡和自我的身分认同的问题，是因为华人在现实和精神两方面都有了较好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现实层面，鉴于大陆中国人获得了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大陆恢复了中国文化家园的地位，海外华人在身分认同、文化寻根和母语传承方面都消除了心理障碍，甚至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化基地，可以常常前往自己的文化母国“朝圣”了。这就强化了他们长期认同的可能性。而存在于各地的中国文化变体，由于消除了与大陆的政治屏障，交流频繁，互动的结果给中国文化带进了新的成分，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并且其相互间特殊的纽带使它们可能发展出类似原英联邦内各国间的关系。这并不是毫无可能的。
而在精神层面，由于中国文化的“游魂”重返故土，恢复了神州作为中华文明渊源的圣地地位。犹如在那片东方大地上罩了一轮神圣的光环，这就有可能被那些已在海外生根的华人把故国幻化为超越性的圣土，象犹太人的圣殿一样，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凝聚中心。
这种象征性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考虑到连如此衷情于其超越性的上帝的流亡犹太人，最终尚且以在尘世间恢复以色列国来落实自己的认同对象，以避厄运；那么，身怀入世文化情结的海外华人，对于那块皇天后土，常常念兹在兹，魂系梦绕，关注它在当代的演变转型，渴望其重返文明之邦，从而凝聚飘泊在外的中国文化之魂，那就更加自然了。可以说，那是他们实实在在的中国式“上帝”。
说到底，对于自身的基本利益乃至精神肉体和身家性命的重心之所系，人们虽未精细分析，但直觉还是准确的。（写于1996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陈奎德
○衰微崩裂之运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整体意义的传统中国文化自此寿终正寝，它化成了一缕“游魂”，居无定所，八方飘零。从此之后，那些拥有“中国情怀”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尽其“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悼钱穆语），即为中国文化招魂。
有历史学家曾经提到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悖论，为了“救国”，反而陷入了“亡天下”的险境。“国”未亡而“天下”已亡。而“亡天下”，按顾炎武的定义，即是中国文化的灭亡。
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文化悲剧。
这一悲剧的显著历史后果之一，是自本世纪下半叶起，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国文化崩裂瓦解，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又滋生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变体，如：大陆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文化，香港的中国文化，新加坡的中国文化，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文化，等等。它们虽仍被称为中国文化，其实却各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形态。其间的区别，已绝不容忽视了。
事实上，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当今世界，的确存在着“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海外华人”等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乃至语言形态等文化的各基本的方面都有极明显的差异。人们常津津乐道于大陆人之不拘法规，积极攻取，辩才无碍，台湾人之彬彬有礼，步步为营，精明圆熟，香港人之法治观念，团队精神，求实作派，新加坡人的循规蹈矩，拘谨守法，崇拜权威，诸如此类。而各自语言方式的判然有别、风味迥异，更是铿锵在耳，众所周知。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曰，几十年隔离而独立的演化，甚至影响到了这些不同族群人们的外貌形象、动作举止等生理特征。倘若面对一个陌生华人，只要稍一接触，你就差不多立即可以对他作出族群背景的判断，而这种定位常常是八九不离十的。
套一个常用的意象，中国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在其本土已经枯萎凋零，其种籽花果已无根可依，无土可育，遂无奈而飘泊出海，散布到世界各地，长成几株新的文化树苗，而这些树苗的土壤已经各不相同了。这就形成了同种而异苗，同源而异态的现象。
这当然是文化生态的不同所导致的自然异象。
上述文化裂变，最基本的一个历史原因是，在中国文化的本土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已经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芜野蛮的状况，以所谓“文革”时期为其极点。笔者曾用文化的“内衰而外昌”来形容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至今看来，恐怕仍是适宜的。其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虽然鉴于维系人心等特殊的考虑，中国大陆官方近年来也开始指示学界研究国学，然而，即使在官方批准的重点研究项目如“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中，也是以梁漱溟、张君迈、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为钦定的研究对象。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北京当局心目中，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上述学者，大部分也都是侨居海外的，而即使是其中仍居大陆的学者，其代表性著作也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的。更何况在1958年沸沸扬扬于世，由张君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签署的号称“现代中国文化宣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也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发布的。
这种文化“内衰而外昌”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虽然，有论者也许会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自周秦以降，文化兴盛的中心一直在从西北向东南进行空间的大转移，因此，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移动和裂变是历史的惯性发展，不足为奇。但是，仔细分析，这种说法似乎忽略现代的一些特殊情势，是值得再推敲的。
确实，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历史上历经迁移，由西向东，自北往南，但是，基本上都是囿于中国大陆的疆界之内，并未越出疆域向海外流亡。只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向海外的个人性的移民，有些个人和家庭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出走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但它并非文化重心的迁移，而是个人性或家庭性的，赋有非政治化的特征。
然而，在近几十年，中国文化重心的向海外（特别是向台湾、香港）流亡是大规模突发性的，是由于固有文化在本土受到灭绝式的戕害而发生的，因此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具有极强的政治涵义。这些情势都是史无前例的。
正如余英时先生针对“美籍华人”这一称谓所清楚指出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P.380）
这一论断，甚至可以扩大到所谓“外籍华人”这个更普遍的称谓上。
○华人与犹太人
身为“华人”而拥有各种不同之国籍，这是本世纪下半叶日益彰显的现象。并且，笔者预测，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并组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现象，至下一世纪亦不会中止，它将形成一种历史性潮流。
这样，也就诞生了一系列崭新的历史性课题：这种种不同的中国文化变体及海外华人，将如何自处，如何定位，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迁和互动，产生何种新的历史后果？
它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世界上另一个有名的族群犹太人的历史。
自从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在公元前721年和586年相继灭亡，直至1948年重建以色列国，在这几千年的流亡历史中，犹太人虽散居异乡，但却顽强地保持自己民族和宗教的特性，犹太教和希伯来语成了连接他们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但是，犹太人维护自己特性的努力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虽然加入了所居住的国家，但却不受欢迎，甚至备受迫害。反犹太主义成为犹太人居留地的长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其登峰造极之点，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时期。
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曾所写到：“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在各地曾真心实意地设法加入周围的民族大家庭并且只希望保留我们祖先的信仰。可是，人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忠诚的，而且在一些地方甚至是极端的爱国者，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白白地付出了象其他公民所付出的同样的财力和牺牲。我们曾努力用科学和艺术来提高祖国的声望以及通过贸易增加它的财富。事实说明，这也是徒劳的。在那些世代居住的祖国里，我们一直被称为外国人，甚至当我们的父兄在这里呻吟时，他们的家族还不曾在这个国家落脚的人们也称我们为外国人。”（摘自《犹太国》）
这种不受居住国人民认同乃至受到排挤和迫害的经历是令犹太人刻骨铭心的。
个中原因主要有，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流亡散居的犹太人的历史，就是抗拒同化的历史。他们虽然接受了居住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却抵制该社会的主流宗教。因此，他们生活于一种与生俱来的的持续压力之下，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某种紧张状态：是接受同化，还是维持民族特性？在抗拒和妥协之间，选择多大程度的平衡度？这种与居住国之间的内在紧张是先天性的、不可完全消解的。
其次，引发反犹主义的动因还有世俗利益的冲突。例如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固然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如在法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弱，在德国稍多一些，在奥匈帝国也约占百分之一，然而他们的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却绝对不可忽视。在所居国的人们愤怒且带忌妒地盯着那些有经商天才的犹太银行家的钱袋时，要想人们对他们唱赞美诗当然是不可能的。当时，若要想谴责一种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并声称它不受欢迎，没有比给它贴上“犹太人”的标签更有效了。犹太人越来越被看做是一个特殊的、国际的、受一种宗教、一种语言和一批著作影响的抱成一团的民族，被看做对居住国宣称忠诚，而实际上却向往自己故乡的民族。
这就是流亡数千年的犹太人的基本生存环境。
今天，人们已经开始在说：“凡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和中国餐馆”了。事实上，华人在地球上的分布范围恐怕早已超过了犹太人。虽然，就影响力而言，二者今天尚不可同日而语，但鉴于某些可资比较的基本特征，可以预料，将来，世界各地移居于非中国大陆的华人的生存环境与犹太人是会有某些相似之处的。由此，人们自然要问，犹太人的经历向我们昭示了些什么？
同犹太人一样，中国人亦是世界上少有的难于被同化的族群。拥有辉煌文化和历史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无数浩劫之后，仍然奇迹般坚韧地在历史上存活了下来。直至今日，这种连续性和生命力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极其罕见的。并且，在当下的海外，华人族群仍是保有自身的特殊生命形态最多的族群之一。他们早已被其他人看成拥有特殊的固有传统和文化，“对居住国宣称忠诚，而实际上却向往自己故乡的民族”了。
同犹太人一样，（如果不故作谦恭态，也可以说）中国人亦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优秀的族群，同时也拥有与犹太人很相似的“勤”和“俭”的特征。在应付各类不同的智力挑战的环境时，中国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在各居住国中，尤其是自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在商业、科学、技术、教育等行业的优异成就都是有目共睹，获得公认的。然而，倘若其经济实力继续增长，科技成就愈益辉煌，与其他族群形成引人瞩目的反差，他们是否会陷入一个充满敌意和忌妒的生态环境呢？
事实上，在南洋等华商拥有强大经济力量之地，排华反华已成了周期性的抒解本地困境的泄洪口了。
二者类似的处境是显而易见，昭昭在目的。
当然，我们还不至于盲目到忽视华人与犹太人之间重要差异的地步。最主要的是，华人一直存在一个幅员广阔的母国在自己身后，而犹太人数千年来却是亡国之民，无家可言。第二，华人数量众多，称世界之最。而犹太人则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族群。
本来，上述两项差异均凸显出华人的强势，然而，如果把当今世界上华人和犹太人在各主要寄居国的成就和影响力稍作比较，那么，无庸讳言，存在着的，却是相反方向的差距。犹太人的影响力和在经济领域、政界、学术界、艺术界等都几乎达到了巅峰的成就，极其卓越。且不去说那些大金融家、企业家、国会院外集团、诺贝尔奖得主了，只要注意一下极少数的对本世纪人类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犹太人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赫然居前，我们就清楚了。这种影响力与其人数相比，极不相称。
这种奇怪的反差是令人玩味的。
当然，一些现成的解释总是不难找到的。诸如，犹太人在西方社会已经生存了几千年，他们虽然保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是却实实在在地生活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之中的，与其居住的社会大体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和规范早已内化进了犹太民族，成为他们的基本本能了。例如，他们的法治观念和守法传统、权利意识等等，都是西方式而非东方式的。因此，他们的成就是奠立在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基地上的。
而华人之作为少数族裔进入西方，就群体而言，则不过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从长程历史眼光来看，实质上仍处于文化适应的阶段。
更何况，在渊源上，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特殊的关系。犹太人把《旧约》、把单一神的观念以及先知和救世主的观念带给了基督教，同时带给了西方各民族以一种不同于循环论的新历史观：历史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它的黄金时代在未来救世主的降临。况且，耶稣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而《新约》的《福音书》就是有关一世纪初居住在犹太和加利利的犹太人的生活描绘。因此，客观地说，希伯来人的观念和伦理学确实贯穿在基督教中并以一种超越性的力量统治西方文明达两千年之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希伯来因素，西方历史上屡起屡扑的乌托邦构想和运动与此是相当有关的。
很显然，犹太人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这种历史渊源关系是华人不具有的。
无疑，从上述均可大体理解犹太人在西方的惊人成就与影响力，但倘若不注意其独特性，我们就可能低估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历史告诉我们，犹太教及其文化所以在灭国之后仍能绵延几千年香火不断，并最终重建故国，是大大有赖于它的具有高度超越性的、神秘主义的一神教特性的。该宗教赋有一个极强烈的信念，认定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一个被上帝选中的、负有特殊精神使命的民族。以色列国灭亡之后，流亡散居的犹太人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同时又面临各种巨大的诱惑，目睹外邦豪华殿宇和物欲享受，在在都诱使他们屈从于周围的环境，放弃自己的信念、语言和生活方式。而他们所以能经受住这种极其严峻的考验，是与他们那种对自己精神使命的神圣信念和承诺分不开的。比较其他民族而言，犹太人的精神性重于其物质性。对上帝的信念和犹太人的受难史是他们取之不绝的精神财富和支柱，帮助他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骇人听闻大灾变。
○赋神州以神性
今天，在大陆之外、遍布全球的华人已有数千万之多了。站在未来世界的门口，作为中华文明的传人，我们想叩门而问的是：在传统中国文化已经裂变解构的情势下，大陆之外的文化变体及海外华人仍能历久而不衰，保存自身的独特性吗？作为一个公认的世俗化的重实际的文化，它靠什么在外域长期维系自己的认同？它的可能前景如何？
坦率的说，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仍是晦暗不明的。
鉴于中国文化不具有强烈的宗教感，其超越性的色彩是内敛的，并不明显，没有与一个超验而神圣的上帝订立契约，更没有一套形式化的仪式来强化认同，因此，当我们耳闻历史上的流亡的犹太人以非凡的毅力忍受和抗拒屡屡袭来的惨绝人寰的反犹主义而仍报持着对上帝的坚定而神秘的信念时，当我们亲见现实中的犹太人在战后几十年如一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索那些杀害犹太人的漏网纳粹屠夫，不一日稍停时，作为中国人，反躬自省，多少是会汗颜的。因为它映照出了我们这种世俗性文化生命力的某种萎顿。
因此，笔者以为，影响华人在未来能否坚持自己独有的文化特性，影响中国文化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在异邦免于消亡，并提升自己的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我们的文化能否对环境作出极有创造性的回应。
其实，人们注意到，已经有不少华人知识分子在深入挖掘并弘扬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性层面了。这正是为中国文化“招魂”乃至“立魂”的大事，不可不大书特书。它可恰当地被称为挖掘乃至输入中国文化的“神圣性”的课题，其重要性是根本的。
实质上，它就是在此中国文化危急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诠释。可以想象，正象儒学在宋明两代进入有佛学竞争的新时代后，当时的中国的儒者对它重新诠释，从而呈现出崭新的宋明理学形态一样，今天，倘有赢得广泛认同的诠释出现，势将转化为一种文化力量，并成为强化认同并赋有神圣性的精神纽带。
这是文化精神的重生方面。
然而，这种诠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短期之功。在现实层面，我们不能不看到，作为一种在根本上仍是入世性的文化及其变种，在举世滔滔的异文化环境中，如果不能靠某种宗教性的非凡信念及传统仪式来传承，则可以预期，它们被同化的幅度将比犹太人来得大。事实上，它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基本的考验：身分的认同，文化的失传，几代之后母语的退化乃至完全丧失，等等。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所谓"中国性"的流失问题。
容易理解，当一种传统深厚的文化从它的本土家园向外流亡，花果飘零时，倘若该文化之根原是深植于那块现实的土地之中，而不是高悬于“六合之外”的神圣天国，那么，文化流亡的过程，就自然是其“本土性”随之淡化的过程，在这里，也就是“中国性”的淡化过程。它实质上是某种较纯种文化的“稀释化”，即该文化传统的特征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单一，浓厚和纯粹了。显然，这是该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因而，中国性的某种稀释化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足为怪。
另外，中国文化的各个变种由于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其“中国性”稀释化的历史后果也不尽相同，变异的结晶是丰富多彩的。
但在另一方面，事实上，上述进程同时又是该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面日益扩展的过程，即它已不再局限与本土家园，而变成了世界共享的多元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并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欣赏乃至认同。
因此，"中国性"的稀释化和扩张化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同步的。
我们的问题是，上述“中国性”的稀释到何种限度之内仍可有意义地被称为中国文化？很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度”的问题，即，人们不得不在坚持“中国性”和接受同化这两极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况且，这一平衡点还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历史时期的不同而移动的。这就加诸了华人随时随地作出选择的精神压力，于是在一个充满同化压力的环境中，背上了某一特殊文化认同的永恒十字架。
应当平实地说，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要落地生根在异域之中，如果缺乏源源不绝的资源，要长期抗拒同化、维持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极其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幸的是，我们并非缺乏自身独特的资源。
就资源而言，移民聚居人口的规模虽然并非最重要的一点，但仍不可低估。试想想那些中国文化变体罢，由于其足够大的人口数量规模，无人怀疑他们能把中国文化、语言等基本特征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在异文化之中，倘若你的数量和地域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在该区域内，同种文化的移民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相互强化，并足以产生本区域的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那么，人们被迫同化的可能性就小的多了。世有“规模经济学”，研究经济组织的规模大小与其效益的关系。我想，何妨研究一下“规模文化生态学”？定量考察一下，在其他文化的包围下，某种文化的自我繁殖，代代传递和长期生存，究竟需要多大的人口规模，“临界数值”如何？在人口方面，无疑，华人是有足够资源的。在若干年后的地球上，若有人说，除了“中国城”外，在某地又出现了“中国省”、“中国州”，笔者是不会惊诧的。
但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片深染华夏文化色彩的广袤神州。这是我们至关紧要的文明源泉。
诚然，目前，那里的文化色彩衰败暗淡，蛮荒蜕化；文化整体分崩离析，各自为生；文化重心流亡迁徙，飘泊无所。正是所谓“神州无神”。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故园荒芜”，只是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桩历史事件，同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它只是短暂的异数。
况且，这一异数是随一种全球性的魔咒狂潮的兴起而诞生的，随着历史性的全球解咒，它的退潮和消解将是自然的历史归宿，任何机关算尽的小聪明都无济于事。
事实上，目前它已经开始进入退潮的历史流程了。随着以淡化意识形态为契机的大陆经济的崛起，这片故土已静静地纳入世界的经济甚至政治结构之中。这本质上就是解除魔咒的关键环节。因此，人们是有理由期待，在经过一段混沌迷离的痛苦历史阶段之后，蛮荒的故国会出现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的。
只有到那时，恐怕才有可能解决全球华人和各中国文化变体的长期认同问题。
这里绝非意味着说，届时将在全球形成一个华人回归大陆的滚滚浪潮。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回归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还取决于基本的生态条件，如，人口的压力、经济水准、环境污染等等。
笔者想说的是，到那时，人们所以不必戚戚怀忧于中国文化的消亡和自我的身分认同的问题，是因为华人在现实和精神两方面都有了较好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现实层面，鉴于大陆中国人获得了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大陆恢复了中国文化家园的地位，海外华人在身分认同、文化寻根和母语传承方面都消除了心理障碍，甚至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化基地，可以常常前往自己的文化母国“朝圣”了。这就强化了他们长期认同的可能性。而存在于各地的中国文化变体，由于消除了与大陆的政治屏障，交流频繁，互动的结果给中国文化带进了新的成分，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并且其相互间特殊的纽带使它们可能发展出类似原英联邦内各国间的关系。这并不是毫无可能的。
而在精神层面，由于中国文化的“游魂”重返故土，恢复了神州作为中华文明渊源的圣地地位。犹如在那片东方大地上罩了一轮神圣的光环，这就有可能被那些已在海外生根的华人把故国幻化为超越性的圣土，象犹太人的圣殿一样，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凝聚中心。
这种象征性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考虑到连如此衷情于其超越性的上帝的流亡犹太人，最终尚且以在尘世间恢复以色列国来落实自己的认同对象，以避厄运；那么，身怀入世文化情结的海外华人，对于那块皇天后土，常常念兹在兹，魂系梦绕，关注它在当代的演变转型，渴望其重返文明之邦，从而凝聚飘泊在外的中国文化之魂，那就更加自然了。可以说，那是他们实实在在的中国式“上帝”。
说到底，对于自身的基本利益乃至精神肉体和身家性命的重心之所系，人们虽未精细分析，但直觉还是准确的。（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