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总是轻盈不起来，战后的德国作家更是出手沉重。他们挥不去历史的负荷，也总无法制止地与政治对话。《铁皮鼓》的作者格拉斯（Gunter Grass）刚出版的《我的世纪》（Mein Jahrhundert）亦作如是观。

　　成为２０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前多年，格拉斯早就是该奖大热门，每每动见观瞻。《我的世纪》甫一出版即烧遍媒体，德国《时代周报》特辟数页全版专栏访问摘录。广播、电视报导也不遑多让。一如以往，他的死忠支持者对新书赞誉有加，从八○年代起批判他的同侪却依然既酸又刺。

　　据《开卷》周刊报导，严格说来，《我的世纪》是一本回顾历史的书，不同于惯见的小说文体，却延续格拉斯一向对政治与历史的偏好。他从１９００年写到１９９９年，一年一个主题，融合新闻报导和自传的写作手法，或讽刺或描写，篇篇皆为独立故事。书里，格拉斯写遍南北德语区，老中青男男女女，不断变化叙述角度，没有固定叙事主体，却皆以第一人称叙事观点铺陈开展，穿越不同时空，呈现出多重回应历史命运的视野。大部分的角色随著惯性跟著历史运作的轨迹载浮载沉，或为极权政治的帮凶，或为牺牲者，少有正面挑战命运的英雄气质。各个叙事主题像拼图般拼出“格拉斯的百年”。

　书里，不尽然是政治事件，也不尽是战争，有科技的面向，如世纪初年留声机、双面唱盘的发明，格拉斯在１９０７年的故事中，就选择了一个唱片商的角色，写一位伟大歌手害怕录音失真的故事；也有运动的切面，像透过１９６０年德国奥运百米冠军亨利的角色，点出运动场上的商业竞争行为。他对每年主题的挑选并非任意而为，或许可以说，格拉斯在找寻历史上“决定的瞬间”，这些关键点挑明了后续历史发展的链结方式。在其中，他并不作分析，只是呈现情境以及人物在情境里的反应。就如１９０３年他写德国足球队与布拉格队对阵，简约的叙述平淡如常。事实上，这一年足球队的成立，标示出德国史上对运动的概念从为一己强身、群体游戏的传统态度进入现代以国家为单位、团队专业竞争的世界。相较于英国，德国足球队足足晚了三十年才成立，又对照于纳粹时期，希特勒蓄意掀起运动场上竞技的狂热，以及足球在战后欧洲替代了部分国家认同的功能，前后左右审视之下，格拉斯在这年写下足球的故事，的确有其决定性的意义。

　　此外，格拉斯为了本书还特别聘请一位历史学者做助理，讨论主题、查档案过滤资料。人物或有虚拟，百个故事却皆有所本。

　　格拉斯对本书用力之深，并不在追求客观。一个“格拉斯”的本尊毫不掩饰地处处跃出纸面，不但表现在简洁的叙述中时常突然插入一段类似政论性文字，也表现在１９２７年，以自传笔法直写自己的出生。《时代周报》的访问稿里，格拉斯表示，他曾企图以一老妇特定角色书写，因观点受限太多不易挥洒而作罢。虽然化身多重角色，但他并不避讳地承认这是“他的”世纪。的确，７２岁格拉斯丰富而多面貌的人生，不可能蛰伏于一僵固视野之下。他出生于当年隶属德境的现今波兰城市Danziger，进过希特勒青年团，打过大战，当过美军战俘，五○年代活跃于四七文学团体，以《铁皮鼓》得来盛名；在六○年代力挺社民党，站遍当年总理选战的场子，陪著前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访波兰，捉刀写讲稿，也见证了第一个德国总理在集中营前下跪的历史性一刻。十几年后，因难民政策而与社民党分道扬镳，尽管立场偏左，仍然大声质疑两德的统一。虽然格拉斯称自己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政治上始终对波兰有份情。政治是他生命热情倾泻的出口，也反映在他所有的文学创作里，这些过往点滴也都凝缩在《我的世纪》里。除了政治与文字，他也善画。书里每年皆有一幅他自画的水彩点出主题，这些画并非装饰性插图，因为，画意与叙事结构紧密相扣，甚至，他自承本书前三十几年的故事是依画意而来。

　《我的世纪》像是散文体的史诗，百年行来充满战争、暴力而显得沈重！对格拉斯来说，二十世纪后半叶德国人的命运是在承担前五十年种下的恶果，少有幸福的片刻。对于人生，他是个“生趣盎然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