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
珞珈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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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评乱弹”有进入冷场的可能。本人不揣谫陋，牺牲午休时间，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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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辩论会：被强奸的丑女
本人非常关注大专辩论赛，其程度可能还要超过某些大学生自己。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善言辞，很希望从中获得一些论战的韬略；二是复旦大学获得新加坡举办的第二届辩论赛冠军时，我正好大学毕业不久，有幸在电视中看到了决赛的全过程。那时，王沪宁、俞吾金的学说很吃香，我也同样欣赏他们的著作，于是爱屋及乌，觉得由他们指导的复旦那一届辩论队确实不错。此后本人又回到校园，恰逢南大在第三届中铩羽而归，印象极其强烈。南大再获由中央台举办的辩论赛冠军，本人也是从头到尾看完，但从那时起，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欣赏开始转向批判。不过，关注的热情依然故我。
前两天又在CCTV看到了关于所谓2000年大专辩论赛“北京赛区”的一档节目，观后强烈感觉到，从来也没有哪一个时候比现在更需要对“辩论赛”作一严厉的批判。既然有话要说，即如骨骾在喉，不吐不快。
CCTV是政治商业化的典型，它具有双重的话语霸权，因此，任何观念、任何事物被它强奸，均属正常。就像那许多“实话实说”者被老崔强奸后，还不得不向他摇头乞怜、大叫一个“好”一样。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大专辩论会的丑陋，并非仅仅是因为它成为TV SHOW的玩偶。这一事实值得悲哀，但不可批判。值得批判的主要是它本身的低劣和无行，以及它的无知、错误和自以为是。像这样的东西，即使没有被色情狂强奸，其恶劣品质和伪假作风，也注定会为有识者所抛弃。原因无它，设计者水平太过差劲——或许都可以说这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而简直就是不入流的问题。
从纯粹技术上说，辩题的选择毫无“辩论”的意义。比如“婚前公证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环保是靠科学还是靠立法”、“网络使人疏远还是使人亲近”等等，根本都是现象描述，毫无悖论、两难的色彩，也就是本质上皆非a problem poses bilateral difficulty。简单地说，婚前公证自然有利有弊，环保既靠科学也靠立法，而网络既可以使人亲近也可以使人疏远，这些问题既然可以调和，所以本质上就不是“问题”。“问题”的意义皆失，辩难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又何在呢？魏晋风流，在于清谈，可是清谈若无玄思，那就不是清谈而是浊谈了。“清谈”误国，那是偏激之语，实际上只有魏晋的哲学，才使中国关于人的意识，迈出了一大步。朱子也说：博学审问、明辨笃行，而我们所谓大专辩论会的这些辩题，也许非常“实用”，但丝毫也不复杂，更不具备哪怕是一点点的终极两难意义，试问审问明辨，从何而来？！又何以能拿来磨砺我们的精神和学识？！本人非常奇怪评判团里的衮衮诸公中还有不少是大学哲学教授（不过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教授），这令我不得不相信有人说过的话：“……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找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遥，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摘自《钱理群访谈录》）
从内容上说，也许具体的政治、社会问题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关心的问题，TALK SHOW热衷于选择这样一些热点来吸引观众，以示言论自由的环境正在“改善”，也无可厚非。但辩论的设计者如此迎合强奸者的需要，却令人十分惊讶。有的题目甚至到了使人莫名其妙的程度，比如上一届的“足球比赛是否应该引入电视”，这简直就是拿别人用过的手纸去擦拭亚里士多德高贵的面孔。辩难的精髓在于提高我们的认识与判断能力，磨砺人类探索真知的勇气和力量，教会每一个人破除迷执的方法。所以具体的内容都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面对终极的两难，要从认识与实践的高度去体会它、探索它。实际上，探讨那些“热点”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当了一次强权政治的代言人而已。真知者有时并不怕“务虚”，因他知道只有当我们的精神水平和信心力量提高到新的层次，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而转向“务实”。否则就是王小二卖瓜，他说好，你说坏，打开来一瞧，瓤红肉淡，他也没错，你也不对。在这个意义上，本人要再次向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表示敬意，这位新儒家的代表和真正的哲学家所拟定的决赛辩题“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终于使上一次辩论会成为名符其实的辩论而不至流于一场作秀。（顺便说一句，本次考试第三题，很多同志未能正确审题，从而把“感冒治疗”一段误认为是杜维明的话。杜氏又不是医生，怎么可能开药方？而题目中明说：“……结合下面一段传统医学对感冒的辨证施治，……”——但这一失误并不扣分。）
从评判标准上，更可看出主事者的无知与低劣。竟然有一位教授总结比赛认为，辩手掌握事实不够，太过于从书本到书本。他甚至建议讨论“婚前公证”的双方，在准备时必须要深入社会调查，作大量统计，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一言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尽管也许是因为这个辩题的“伪假”性才使该教授产生错觉，但这位堂堂的哲学教授的水平也实在是太差了！辩论固然需要事实，但这一事实必须是“共同事实”。如果双方都有各自的“结论事实”，那还需要辩论干吗？比如你去统计婚前公证导致感情破裂者有多少例，他去统计婚前不公正导致婚后危机有多少例，这对于辩论的意义何在？还不如大家都去进行社会学研究。姑且不论事实是无穷的而且是可以异化的，就是事实确实存在，首先必须进行的也是验证或实践，没有辩论的余地。所谓“辩难”，就是在同一既成事实上去考验双方的认识能力，而不是考察调查能力，用数字代替思想的锻炼。举一个例子，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中国学者说有三十万，日本学者说没有这个数，欧美学者说还须进一步的资料，……。事实也许消解了，但理念不容抹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抛开事实，正如很多有识者指出的那样：日本军队有没有杀人？是否杀了一个人以后又杀了第二个人？杀了第二个人以后又继续杀了第三个人？只要如此，讨论就可以深入了——因为真理在于这样一种辩难中得到了体现：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杀人？
在这些所谓大学教授的指导下，语言的魅力早已丧失，辩手们个个正襟危坐，道貌岸然，都把自己当作是事实的雕像，或者是真理的化身。最可悲哀的是成为观念的奴隶，动辄引经据典，以示自己的正确。如果经典可以成为论据的话，那我们也许只须排比大师们的座次和政治、话语地位，而无须再费口舌强辩了。马克思说什么就是什么，爱因斯坦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人？
说实话，有时我宁愿相信他们是无意的，因为教授们毕竟还要每天在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挑战，“无知者无畏”对他们不适用。但有太多的事实让人不得不对以上这个美好的愿望产生怀疑。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诡辩”的色彩在国内高校代表队中荡然无存——有一位专家竟然说这是中西文化和学校风格不同造成的——这是哲学教授说的话吗？辩论需要诡辩的参与，我们不怕诡辩，甚至还欢迎辩，因为真理越辩越明，击破每一个诡辩的过程就是接近上帝的过程。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愿尝试的话，那就难怪王朔要削发出家了——举世滔滔，无一敌手。没有对手的悲哀是最大的悲哀。
我不敢说诸如“言意之辩”、“人性善恶之辩”或“音乐哀乐之辩”就一定是好题目，因为人类面临的两难问题实在太多，多到无法一一细说的程度。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两难处境，也有用它来进行思辨的愿望和能力。但我们似乎没有参与话语建设的动机，“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如果一个绝色美女被一个凶残的色魔强奸，我们都会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激动；但如果一位奇丑无比却又自作多情、卖弄风骚的丑女人被一位同样丑陋的捡破烂的花痴压在身下的时候，也许我们只会感到恶心而已。这也许是一个不好的比喻——为此我向所有的女性致歉——但除此之外本人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语来形容我的感受。
“胡评乱弹”有进入冷场的可能。本人不揣谫陋，牺牲午休时间，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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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辩论会：被强奸的丑女
本人非常关注大专辩论赛，其程度可能还要超过某些大学生自己。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善言辞，很希望从中获得一些论战的韬略；二是复旦大学获得新加坡举办的第二届辩论赛冠军时，我正好大学毕业不久，有幸在电视中看到了决赛的全过程。那时，王沪宁、俞吾金的学说很吃香，我也同样欣赏他们的著作，于是爱屋及乌，觉得由他们指导的复旦那一届辩论队确实不错。此后本人又回到校园，恰逢南大在第三届中铩羽而归，印象极其强烈。南大再获由中央台举办的辩论赛冠军，本人也是从头到尾看完，但从那时起，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欣赏开始转向批判。不过，关注的热情依然故我。
前两天又在CCTV看到了关于所谓2000年大专辩论赛“北京赛区”的一档节目，观后强烈感觉到，从来也没有哪一个时候比现在更需要对“辩论赛”作一严厉的批判。既然有话要说，即如骨骾在喉，不吐不快。
CCTV是政治商业化的典型，它具有双重的话语霸权，因此，任何观念、任何事物被它强奸，均属正常。就像那许多“实话实说”者被老崔强奸后，还不得不向他摇头乞怜、大叫一个“好”一样。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大专辩论会的丑陋，并非仅仅是因为它成为TV SHOW的玩偶。这一事实值得悲哀，但不可批判。值得批判的主要是它本身的低劣和无行，以及它的无知、错误和自以为是。像这样的东西，即使没有被色情狂强奸，其恶劣品质和伪假作风，也注定会为有识者所抛弃。原因无它，设计者水平太过差劲——或许都可以说这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而简直就是不入流的问题。
从纯粹技术上说，辩题的选择毫无“辩论”的意义。比如“婚前公证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环保是靠科学还是靠立法”、“网络使人疏远还是使人亲近”等等，根本都是现象描述，毫无悖论、两难的色彩，也就是本质上皆非a problem poses bilateral difficulty。简单地说，婚前公证自然有利有弊，环保既靠科学也靠立法，而网络既可以使人亲近也可以使人疏远，这些问题既然可以调和，所以本质上就不是“问题”。“问题”的意义皆失，辩难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又何在呢？魏晋风流，在于清谈，可是清谈若无玄思，那就不是清谈而是浊谈了。“清谈”误国，那是偏激之语，实际上只有魏晋的哲学，才使中国关于人的意识，迈出了一大步。朱子也说：博学审问、明辨笃行，而我们所谓大专辩论会的这些辩题，也许非常“实用”，但丝毫也不复杂，更不具备哪怕是一点点的终极两难意义，试问审问明辨，从何而来？！又何以能拿来磨砺我们的精神和学识？！本人非常奇怪评判团里的衮衮诸公中还有不少是大学哲学教授（不过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教授），这令我不得不相信有人说过的话：“……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找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遥，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摘自《钱理群访谈录》）
从内容上说，也许具体的政治、社会问题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关心的问题，TALK SHOW热衷于选择这样一些热点来吸引观众，以示言论自由的环境正在“改善”，也无可厚非。但辩论的设计者如此迎合强奸者的需要，却令人十分惊讶。有的题目甚至到了使人莫名其妙的程度，比如上一届的“足球比赛是否应该引入电视”，这简直就是拿别人用过的手纸去擦拭亚里士多德高贵的面孔。辩难的精髓在于提高我们的认识与判断能力，磨砺人类探索真知的勇气和力量，教会每一个人破除迷执的方法。所以具体的内容都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面对终极的两难，要从认识与实践的高度去体会它、探索它。实际上，探讨那些“热点”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当了一次强权政治的代言人而已。真知者有时并不怕“务虚”，因他知道只有当我们的精神水平和信心力量提高到新的层次，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而转向“务实”。否则就是王小二卖瓜，他说好，你说坏，打开来一瞧，瓤红肉淡，他也没错，你也不对。在这个意义上，本人要再次向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表示敬意，这位新儒家的代表和真正的哲学家所拟定的决赛辩题“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终于使上一次辩论会成为名符其实的辩论而不至流于一场作秀。（顺便说一句，本次考试第三题，很多同志未能正确审题，从而把“感冒治疗”一段误认为是杜维明的话。杜氏又不是医生，怎么可能开药方？而题目中明说：“……结合下面一段传统医学对感冒的辨证施治，……”——但这一失误并不扣分。）
从评判标准上，更可看出主事者的无知与低劣。竟然有一位教授总结比赛认为，辩手掌握事实不够，太过于从书本到书本。他甚至建议讨论“婚前公证”的双方，在准备时必须要深入社会调查，作大量统计，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一言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尽管也许是因为这个辩题的“伪假”性才使该教授产生错觉，但这位堂堂的哲学教授的水平也实在是太差了！辩论固然需要事实，但这一事实必须是“共同事实”。如果双方都有各自的“结论事实”，那还需要辩论干吗？比如你去统计婚前公证导致感情破裂者有多少例，他去统计婚前不公正导致婚后危机有多少例，这对于辩论的意义何在？还不如大家都去进行社会学研究。姑且不论事实是无穷的而且是可以异化的，就是事实确实存在，首先必须进行的也是验证或实践，没有辩论的余地。所谓“辩难”，就是在同一既成事实上去考验双方的认识能力，而不是考察调查能力，用数字代替思想的锻炼。举一个例子，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中国学者说有三十万，日本学者说没有这个数，欧美学者说还须进一步的资料，……。事实也许消解了，但理念不容抹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抛开事实，正如很多有识者指出的那样：日本军队有没有杀人？是否杀了一个人以后又杀了第二个人？杀了第二个人以后又继续杀了第三个人？只要如此，讨论就可以深入了——因为真理在于这样一种辩难中得到了体现：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杀人？
在这些所谓大学教授的指导下，语言的魅力早已丧失，辩手们个个正襟危坐，道貌岸然，都把自己当作是事实的雕像，或者是真理的化身。最可悲哀的是成为观念的奴隶，动辄引经据典，以示自己的正确。如果经典可以成为论据的话，那我们也许只须排比大师们的座次和政治、话语地位，而无须再费口舌强辩了。马克思说什么就是什么，爱因斯坦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人？
说实话，有时我宁愿相信他们是无意的，因为教授们毕竟还要每天在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挑战，“无知者无畏”对他们不适用。但有太多的事实让人不得不对以上这个美好的愿望产生怀疑。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诡辩”的色彩在国内高校代表队中荡然无存——有一位专家竟然说这是中西文化和学校风格不同造成的——这是哲学教授说的话吗？辩论需要诡辩的参与，我们不怕诡辩，甚至还欢迎辩，因为真理越辩越明，击破每一个诡辩的过程就是接近上帝的过程。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愿尝试的话，那就难怪王朔要削发出家了——举世滔滔，无一敌手。没有对手的悲哀是最大的悲哀。
我不敢说诸如“言意之辩”、“人性善恶之辩”或“音乐哀乐之辩”就一定是好题目，因为人类面临的两难问题实在太多，多到无法一一细说的程度。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两难处境，也有用它来进行思辨的愿望和能力。但我们似乎没有参与话语建设的动机，“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如果一个绝色美女被一个凶残的色魔强奸，我们都会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激动；但如果一位奇丑无比却又自作多情、卖弄风骚的丑女人被一位同样丑陋的捡破烂的花痴压在身下的时候，也许我们只会感到恶心而已。这也许是一个不好的比喻——为此我向所有的女性致歉——但除此之外本人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语来形容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