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贾老师
专稿：文化中国刍议/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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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似乎有点“另类”，它不是我们听得耳顺的“中国文化”，仿佛是“中国文化”一词通过文字游戏——拆分和拼合——组合而成的新词语。然而，与中国文化有亲缘关系的“文化中国”却不是文字游戏抑或思想游戏的产物，它的意义容我略说。
自然，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追问：“文化中国”指什么？或者，以规范的学术语言说，如何定义“文化中国”概念？不过，我不想刻意去为“文化中国”下一个抽象定义，却更愿意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描述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原因不外是：定义，是用有限的语词描摹对象，而我以为“文化中国”有无限延展的可能性，它的丰富形态和无尽妙味，难以言传（有限语词来描摹）。但是，日常生活里的思想表达毕竟不能像“佛陀拈花，迦叶微笑”那样，能够“以心传心”，相反我们只能通过谴词造句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不得不界定我们所“谴”的“词”，所造的“句”，以此为沟通人我提供基础。如此，我姑且描摹一下“文化中国”的轮廓，也就是说，用若干有限的语词来标记之，不过，我们切莫忘记，不落言筌的“文化中国”之真谛也难免会“死在句下”，所以我要警醒自己并警醒大家，下面所谓“文化中国”的定义只不过是我借以传达自己看法的中介或工具，犹如我们过河时不得不通过的桥，而过河拆桥也是理所当然。
这里，我拈出“文化中国”概念来标记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文化的种种形态：思想的，艺术的，生活的；或感性的，理性的，灵性的。在我看来，“文化中国”之经纬是这样编织起来的：从横向说，文化自中国疆域的中心腹地随各种机缘传播，扩散到海外，突破了国家疆界；从纵向说，来自五千年历史深处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人类各色人等的共同财富，不分彼此，挣脱了民族分野。也就是说，“文化中国”是一个超脱于国家民族（社会实在）之上的“无国家，无民族”的意义世界——关于心理诉求，精神生活和文化价值的世界，而文化史上所有的精神形式及其衍生物无不寄寓在“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里。
谈到“文化中国”不能不提才高八斗的杜维明先生。他提出“文化中国”的初衷是从宏观的文化视域上开辟现代社会的精神资源之源头活水，这当然和他曾经关注的“工业东亚”问题不无瓜葛。也许是受了美国汉学泰斗列文森“儒教中国”（Confucian China）概念的无形影响（请注意这几个用语之间的共同点，如词序），杜维明及其同道（比如说被称为“社会学先生”的著名学者Peter Berger）在阐明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韦伯命题之余，更上层楼，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关注中国文化的问题，提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用以刻画在生活方式、人文价值和精神信仰方面渗透着中国意味的大陆、港澳台，散布世界各处落地生根的华人社会，以及关切中华民族福祉的国际社群，也就是说，由于文化种子的远播，那些同情，欣赏，认同甚至皈依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都属于“文化中国”的范畴。杜氏此说既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他的“文化中国”甚至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调，我并不认为“文化中国”构想是什么“文化帝国主义”，那不是平心之论，但是，杜维明关于儒家第三期发展、工业东亚和文化中国的许多论点值得商榷，他本人一再声明他的许多想法并不成熟。我这里所阐述的“文化中国”构想，攀援在杜维明概念之上，与他的论断有分有合（请各位看官明察），推陈出新。由于杜氏的前车之鉴，我想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杜维明先生从文化上着眼，“文化中国”因而超越了国界和民族，可谓独具只眼。然而，他还是把社会或社群这样的社会实在看作“文化中国”的落脚点，未免太过执著。我更倾向于把“文化中国”设想为虚灵的意义世界，与国家、民族、社会和制度水米无干。换言之，“文化中国”抽离了国家和民族的属性，成为没有版图和疆界，没有种族和血缘的文化世界——包括思想观念、精神信仰和艺术创造等文化形态，属于人文价值和精神信仰的意义范畴。在我看来，“文化中国”是独立自在的“软件”（精神或意义），不必依附于“硬件”（国家或民族），正是由于“文化中国”的虚拟（非实体化）性，我们不妨依据网络思维的逻辑，把“文化中国”当成“虚拟现实”，而不是“真的现实”，因此它能够超然于实体性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之上。实际上，以血缘纽带、心理归属和文化命脉等因子建构起来的“文化中国”俨然，隐然，是关于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的虚拟世界，这一点，它和网络世界异曲同工，也许，虚拟的“文化中国”更适宜于——盗用一个时髦的词儿——网络化的生存。
第二，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包括本土与域外，颇为浮泛。我想，即使是从文化上看，海内（大陆）和海外的分野也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海内外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如把“文化中国”界定为海外（包括港澳台）文化的各种形态，当然这些文化形态是根源于中国，根源于历史的。我认为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换言之，我这里所阐述的“文化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以外，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而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各种文化形态，即以文化价值和意义之纽带相联系的虚拟化的世界。还有一点不能不辨，那就是“文化中国”的历史向度。杜先生的“文化中国”构想多少有点平面化，缺乏历史深度的阐释，而我以为“文化中国”的内涵包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各种文化样式，实际上，历史也活在现实里，所谓“文化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变形和复活。这样，我在“文化中国”范畴里剔除了当代中国大陆的因素，而把海外社会和中国历史都纳入其中。中国文化在域外的辐射和延长，在世界各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文化中国”各种样式。超越国家界限、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文化中国”不仅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的文化样式，也是钟情于中国文化的全世界的各色人等的文化样式。于是，“文化中国”就这样轻灵地展开了自己的宏图：空间上，全球扩张，无所不在；时间上，“五千年一气呵成”，从未断绝。
我要重新建树的“文化中国”，旨在从文化视域，超越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分歧，超越种族血缘和地域意识，超越实在性和浅表历史，阐明历史与现实、海内和海外的文化联系及其前景。文化脉络和精神联系不会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割裂，日前“台独”势力企图从历史和文化上断绝与大陆的精神性的亲缘关系，自绝于“文化中国”之外，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将会见证，这种把政治意图凌驾于“文化中国”之上的愚蠢错误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无国家，无民族”
前面，我强调了“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没有国界（“无国家”），也没有民族性（“无民族”）。这一点，我和杜维明先生的旨趣不同。对于“无国家”，我们不在话下，因为不难理解：文化没有什么疆界，也没有什么力量（如地理隔绝或政治壁垒）能够阻滞文化的传播；对于“无民族”，我们不能不做深入的阐发，因为这里面有不少错综复杂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亟待澄清。
炎黄子孙自诩“龙的传人”，因为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全民族得以自我确认与相互辨认的文化符号。来自台湾的音乐人侯德建在他的杰作《龙的传人》里，歌咏了盘缠着长江黄河的辽阔国度和生于斯长于斯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炎黄子孙，折射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首歌曲《我的中国心》，在诉说“河山只在我梦萦”深情眷恋的时候，也披露了同样的民族意识，将“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当作自我根深蒂固的本质。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就会知道，龙是远古先民的图腾，是血缘维系和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今天，“龙”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记，它是旗帜性的，在这个旗帜下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就是“龙的传人”。“血浓于水”这个词儿，我觉得意味深长，因为它反映出血缘联系和民族性把炎黄子孙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不以政治分裂、军事对垒、社会分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消蚀磨灭，这一点，海峡两岸都有同感和痛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源远流长，已经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但我认为，民族性只是“文化中国”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当然更不是充要条件。反思民族意识，尤其是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主义是建立“文化中国”意义世界的基石。对此，我仍就“龙”的话题再说几句。当年，严家其针对甚嚣尘上的狭隘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提出中国人不再是“龙”，现在看起来，他的论调很可笑。实际上，“龙”的意象中积淀着太多的意味，只要我们把凝固在其中的民族意识，尤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剔除出去，从纯粹的文化意味上观照之，作为文化符号的“龙”就能够成为“无民族，无国家”的“文化中国”的表象。这里，我不拟讨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是非功过，只是想强调“文化中国”概念的非民族性。正如科学无国界，文化也应该无国界，而且文化应该无民族。我们知道，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是由于亡国灭种的被压迫感的产物，因此往往有特定的对立面或敌人。一个民族或国家，往往有政治上的冤家对头，有军事上你死我活的敌人，有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但是，没有文化上的对立面，只有不的文化，而没有文化的敌人。因此，在“文化中国”概念剔除民族性，旨在保障文化视域的纯粹性，所谓“眼睛里揉不进沙子”。我一向对大名鼎鼎的亨廷顿所叫嚣的“文明的冲突”论调不以为然，我以为，在文化上树敌，不是真糊涂（昏聩无能），就是假糊涂（居心叵测）。
历史视野里的“文化中国”
虽然“文化中国”是新近提出的概念，也许还有点“五十弦番塞外声”的嫌疑，但我认为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的根源。不过，我在追溯“文化中国”的历史意识的时候，发现历史上朦胧的“文化中国”意识总是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影随形，这一现象迫使我们“三省吾身”，深思其中的因缘。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历史记述最完整的国度，史学发达，堪称世界之最。然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夷夏论却是传统史学里最根深蒂固的情结，主宰着千百年来的历史纂述和历史意识。当然，我们不能怪罪良史董狐们司马迁们班固们，但我们不能不反思传统历史意识里的夷夏论，从而凿破传统史学的混沌，使得“文化中国”观念彻底挣脱“夷夏论”的束缚和纠缠，脱颖而出。
《春秋》是中国历史著作中开天辟地“第一书”，开山之作；《春秋》笔法被确立为史学的典范和正统。《春秋左传》以浓情的笔墨记述了春秋年间晋、楚争强的史事，晋、楚争锋，逐鹿中原，固然是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但左氏最关切的，似乎是晋、楚两国所代表的民族和文化的命运，在他看来，楚代表夷，晋代表夏，因此，晋、楚争霸就不是“兄弟阋于墙”的内战，而是夷夏之争：不仅关系到民族危亡，也关系到文化命脉。可见，就是在《春秋》里，浸透着夷夏之防的种族意识，还有初现端倪的“文化中国”朦胧意识，换言之，渗透在《春秋》历史意识深处的交织着“文化中国”萌芽观念的夷夏论。这些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塑造了传统历史意识，传统史学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记述并评判历史上纷争不已的种族冲突和文化矛盾。
所谓夷夏论，简单地说，就是“我是天下之中”的自我中心意识。古代所谓“中国”（注意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指华夏民族聚居的地域，即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和发展空间，相当于现在的中原地区；“中国”往往相对于“四夷”而言，而处在千古之下的现代人很难体会出“中国”（夏）和“四夷”词语里面浓郁的褒贬意味。“夷夏”中的“夏”是居于“中国”的华夏民族，而“夷”则是边远荒服的周边少数民族，他们被称为东夷、西羌、南蛮和北狄，当然这种称呼带有强烈的文化歧视意味的贬称。可见，“夷夏论”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及由此滋生的文化霸权主义；不幸的是，“夷夏论”不仅源远，而且流长，直到晚近仍有不绝如缕的劣迹，比如说，斯文扫地的近代中国居然傲慢地称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为夷狄，抖一抖天朝大国最后的也是最可怜的威风，这不是阿Q式的自我陶醉又是什么，不是退避墙角（cornered）的变态的夷夏论又能是什么？就是现在，当北方人讥骂南方人“南蛮子”的时候，内心交织着复杂的感情：瞧不上眼他们俗气，看不顺眼他们有钱，不也是夷夏论在撑这种无聊骂辞的腰么？
“文化中国”的萌发的很早。中国早期典籍《诗经》和《左传》中不乏“文化中国”观念的雏形，比如《诗经》里的《韩奕》。实际上，文化认同不仅能使民族凝聚，还能维系和保障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长治久安。但我们一定要切记，最初的文化问题和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因而，“夷夏论”的正统意识也掺夹着“文化中国”的朦胧雏形，对此我们不能不辨。能写一手漂亮好文章的唐代文学家韩愈可以算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命，看重夷夏之防，不遗余力地“排佛”（当时的佛教属泊来品）。韩愈说过这样一句话：“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思是说，夷夏之别不在民族，而在社会文化制度——礼，值得玩味。韩愈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传统的“夷夏论”渗入了 “文化中国”的观念因素——即以文化价值为判据的认同标准。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服”触犯了文化禁忌，不容于“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
文化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重要主题，可惜这样重要的问题往往被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忽略了。幸好，我们倾心服膺的史学钜子陈寅恪先生给我们示范性地点出了关键问题之所在，他在著述和讲学中反复申说中古历史研究中文化和民族的重要性，以民族和文化两问题提挈历史过程中的种种的重大问题，概括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方法论。在他的经典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若隐若现的史学意识，到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成了贯彻始终的思想，他独具慧眼地指出“种族及文化”问题乃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不可轻忽。1947—1948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课堂上，反复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胡汉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也就是说，以地域、血统分民族“将让位于以文化区分民族”，斯不刊之至论。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和汉族的融合，必须等到胡族接受并服膺汉文化方能实现；相反，如果汉人接受外来文化（如信佛并以释为姓），则被目为“胡人”（外国人）。由此，陈寅恪特别重视精神信仰和文化熏习在民族融合方面的作用，所谓“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据此，我有理由认为，从文化视野而不是从地域视野或民族视野反思我们的历史意识，就可以了断“夷夏论”和“文化中国”之间的未尽官司，使“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从地域和民族中，从而从“夷夏论”的纠缠中解放出来，廓清狭隘民族主义。不过，陈寅恪先生于抛弃了着眼于种族血缘的“夷夏论”之后，提出了文化上的“夷夏论”，他说：“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成大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文化意义上的“夷夏论”当然不同于地域和种族意义上的“夷夏论”，而陈先生之所以“坚持夷夏之论”，其苦心孤诣在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与先生当年所处的文化和民族危亡的政局息息相关。实际上，文化领域的夷夏之防也是一桩继旧老的公案。佛教东渐，曾招致儒家和道家不遗余力的共同诋毁，而儒家和道家本来是恩恩怨怨的冤家对头，他们之所以同仇敌忾地对付佛教，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上的“夷夏论”。无论是浅薄的《老子化胡经》，无论是振振有辞的《夷夏论》（道士顾欢著），无论是煞有介事的韩愈之《原道》，不外乎反映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者“其心之异，非我族类”的传统意识。其实，在现代意识里，民族文化甚至历史早已具有了某种普世性，换言之，它们已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而且，文化传播和移植往往“种瓜得豆”，不同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所以，上述远播海外的“文化中国”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本源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它的变种。
全球化和多元化
今天，我们在阐述“文化中国”理念的时候，可以借助他的宏论剥离“文化”和“民族”，进一步将文化因素从民族血缘、地域历史和政治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把远播海外的“文化中国”视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图景之侧面，因此，延续和弘扬“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就不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祈望保存和丰富世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就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
生活在西方的华裔杜维明提出“文化中国”的一个初衷是挖掘、发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反思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致力于在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过程之外，提出建设性的、来源于“文化中国”的精神动力。当然，他的提法颇具挑战性，也引起不少争议。问题在于，强烈的文化认同与强烈的民族主义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和杜维明不同，我怀疑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实际上，在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适性要求——发展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相反的倾向，即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我以为，“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不应容纳带有地方性色彩或民族色彩的原教旨主义，如上所述，“文化中国”概念“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文化认同固然是建构它的基本要素，却不必是民族认同。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在此基础上，“文化中国”意义世界旨在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追随当代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进程的脚步，如此而已。
正因为“文化中国”剥离了民族和地域因素，所以它能使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受惠，同时却没有谋取文化霸权，“文化中国”是“无敌（没有敌人）”的意义世界。总之，随着“文化中国”意义世界的全球扩张，它的普世性要求切断民族性，并抛弃狭隘的“夷夏论”。这样，“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在能够真正奠基在“无国家，无民族，无地域”的精神世界。爱因斯坦在谈到他心爱的、没有民族和国家色彩的物理学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我是否能鹦鹉学舌，说：“政治是暂时的而文化是永恒的？”
阿龙 中华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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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似乎有点“另类”，它不是我们听得耳顺的“中国文化”，仿佛是“中国文化”一词通过文字游戏——拆分和拼合——组合而成的新词语。然而，与中国文化有亲缘关系的“文化中国”却不是文字游戏抑或思想游戏的产物，它的意义容我略说。
自然，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追问：“文化中国”指什么？或者，以规范的学术语言说，如何定义“文化中国”概念？不过，我不想刻意去为“文化中国”下一个抽象定义，却更愿意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描述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原因不外是：定义，是用有限的语词描摹对象，而我以为“文化中国”有无限延展的可能性，它的丰富形态和无尽妙味，难以言传（有限语词来描摹）。但是，日常生活里的思想表达毕竟不能像“佛陀拈花，迦叶微笑”那样，能够“以心传心”，相反我们只能通过谴词造句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不得不界定我们所“谴”的“词”，所造的“句”，以此为沟通人我提供基础。如此，我姑且描摹一下“文化中国”的轮廓，也就是说，用若干有限的语词来标记之，不过，我们切莫忘记，不落言筌的“文化中国”之真谛也难免会“死在句下”，所以我要警醒自己并警醒大家，下面所谓“文化中国”的定义只不过是我借以传达自己看法的中介或工具，犹如我们过河时不得不通过的桥，而过河拆桥也是理所当然。
这里，我拈出“文化中国”概念来标记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以外（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文化的种种形态：思想的，艺术的，生活的；或感性的，理性的，灵性的。在我看来，“文化中国”之经纬是这样编织起来的：从横向说，文化自中国疆域的中心腹地随各种机缘传播，扩散到海外，突破了国家疆界；从纵向说，来自五千年历史深处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人类各色人等的共同财富，不分彼此，挣脱了民族分野。也就是说，“文化中国”是一个超脱于国家民族（社会实在）之上的“无国家，无民族”的意义世界——关于心理诉求，精神生活和文化价值的世界，而文化史上所有的精神形式及其衍生物无不寄寓在“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里。
谈到“文化中国”不能不提才高八斗的杜维明先生。他提出“文化中国”的初衷是从宏观的文化视域上开辟现代社会的精神资源之源头活水，这当然和他曾经关注的“工业东亚”问题不无瓜葛。也许是受了美国汉学泰斗列文森“儒教中国”（Confucian China）概念的无形影响（请注意这几个用语之间的共同点，如词序），杜维明及其同道（比如说被称为“社会学先生”的著名学者Peter Berger）在阐明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韦伯命题之余，更上层楼，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关注中国文化的问题，提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用以刻画在生活方式、人文价值和精神信仰方面渗透着中国意味的大陆、港澳台，散布世界各处落地生根的华人社会，以及关切中华民族福祉的国际社群，也就是说，由于文化种子的远播，那些同情，欣赏，认同甚至皈依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都属于“文化中国”的范畴。杜氏此说既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他的“文化中国”甚至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调，我并不认为“文化中国”构想是什么“文化帝国主义”，那不是平心之论，但是，杜维明关于儒家第三期发展、工业东亚和文化中国的许多论点值得商榷，他本人一再声明他的许多想法并不成熟。我这里所阐述的“文化中国”构想，攀援在杜维明概念之上，与他的论断有分有合（请各位看官明察），推陈出新。由于杜氏的前车之鉴，我想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杜维明先生从文化上着眼，“文化中国”因而超越了国界和民族，可谓独具只眼。然而，他还是把社会或社群这样的社会实在看作“文化中国”的落脚点，未免太过执著。我更倾向于把“文化中国”设想为虚灵的意义世界，与国家、民族、社会和制度水米无干。换言之，“文化中国”抽离了国家和民族的属性，成为没有版图和疆界，没有种族和血缘的文化世界——包括思想观念、精神信仰和艺术创造等文化形态，属于人文价值和精神信仰的意义范畴。在我看来，“文化中国”是独立自在的“软件”（精神或意义），不必依附于“硬件”（国家或民族），正是由于“文化中国”的虚拟（非实体化）性，我们不妨依据网络思维的逻辑，把“文化中国”当成“虚拟现实”，而不是“真的现实”，因此它能够超然于实体性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之上。实际上，以血缘纽带、心理归属和文化命脉等因子建构起来的“文化中国”俨然，隐然，是关于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的虚拟世界，这一点，它和网络世界异曲同工，也许，虚拟的“文化中国”更适宜于——盗用一个时髦的词儿——网络化的生存。
第二，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包括本土与域外，颇为浮泛。我想，即使是从文化上看，海内（大陆）和海外的分野也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海内外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如把“文化中国”界定为海外（包括港澳台）文化的各种形态，当然这些文化形态是根源于中国，根源于历史的。我认为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换言之，我这里所阐述的“文化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以外，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而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各种文化形态，即以文化价值和意义之纽带相联系的虚拟化的世界。还有一点不能不辨，那就是“文化中国”的历史向度。杜先生的“文化中国”构想多少有点平面化，缺乏历史深度的阐释，而我以为“文化中国”的内涵包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各种文化样式，实际上，历史也活在现实里，所谓“文化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变形和复活。这样，我在“文化中国”范畴里剔除了当代中国大陆的因素，而把海外社会和中国历史都纳入其中。中国文化在域外的辐射和延长，在世界各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文化中国”各种样式。超越国家界限、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文化中国”不仅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的文化样式，也是钟情于中国文化的全世界的各色人等的文化样式。于是，“文化中国”就这样轻灵地展开了自己的宏图：空间上，全球扩张，无所不在；时间上，“五千年一气呵成”，从未断绝。
我要重新建树的“文化中国”，旨在从文化视域，超越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分歧，超越种族血缘和地域意识，超越实在性和浅表历史，阐明历史与现实、海内和海外的文化联系及其前景。文化脉络和精神联系不会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割裂，日前“台独”势力企图从历史和文化上断绝与大陆的精神性的亲缘关系，自绝于“文化中国”之外，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将会见证，这种把政治意图凌驾于“文化中国”之上的愚蠢错误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无国家，无民族”
前面，我强调了“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没有国界（“无国家”），也没有民族性（“无民族”）。这一点，我和杜维明先生的旨趣不同。对于“无国家”，我们不在话下，因为不难理解：文化没有什么疆界，也没有什么力量（如地理隔绝或政治壁垒）能够阻滞文化的传播；对于“无民族”，我们不能不做深入的阐发，因为这里面有不少错综复杂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亟待澄清。
炎黄子孙自诩“龙的传人”，因为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全民族得以自我确认与相互辨认的文化符号。来自台湾的音乐人侯德建在他的杰作《龙的传人》里，歌咏了盘缠着长江黄河的辽阔国度和生于斯长于斯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炎黄子孙，折射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首歌曲《我的中国心》，在诉说“河山只在我梦萦”深情眷恋的时候，也披露了同样的民族意识，将“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当作自我根深蒂固的本质。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就会知道，龙是远古先民的图腾，是血缘维系和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今天，“龙”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记，它是旗帜性的，在这个旗帜下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就是“龙的传人”。“血浓于水”这个词儿，我觉得意味深长，因为它反映出血缘联系和民族性把炎黄子孙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不以政治分裂、军事对垒、社会分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消蚀磨灭，这一点，海峡两岸都有同感和痛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源远流长，已经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但我认为，民族性只是“文化中国”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当然更不是充要条件。反思民族意识，尤其是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主义是建立“文化中国”意义世界的基石。对此，我仍就“龙”的话题再说几句。当年，严家其针对甚嚣尘上的狭隘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提出中国人不再是“龙”，现在看起来，他的论调很可笑。实际上，“龙”的意象中积淀着太多的意味，只要我们把凝固在其中的民族意识，尤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剔除出去，从纯粹的文化意味上观照之，作为文化符号的“龙”就能够成为“无民族，无国家”的“文化中国”的表象。这里，我不拟讨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是非功过，只是想强调“文化中国”概念的非民族性。正如科学无国界，文化也应该无国界，而且文化应该无民族。我们知道，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是由于亡国灭种的被压迫感的产物，因此往往有特定的对立面或敌人。一个民族或国家，往往有政治上的冤家对头，有军事上你死我活的敌人，有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但是，没有文化上的对立面，只有不的文化，而没有文化的敌人。因此，在“文化中国”概念剔除民族性，旨在保障文化视域的纯粹性，所谓“眼睛里揉不进沙子”。我一向对大名鼎鼎的亨廷顿所叫嚣的“文明的冲突”论调不以为然，我以为，在文化上树敌，不是真糊涂（昏聩无能），就是假糊涂（居心叵测）。
历史视野里的“文化中国”
虽然“文化中国”是新近提出的概念，也许还有点“五十弦番塞外声”的嫌疑，但我认为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的根源。不过，我在追溯“文化中国”的历史意识的时候，发现历史上朦胧的“文化中国”意识总是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影随形，这一现象迫使我们“三省吾身”，深思其中的因缘。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历史记述最完整的国度，史学发达，堪称世界之最。然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夷夏论却是传统史学里最根深蒂固的情结，主宰着千百年来的历史纂述和历史意识。当然，我们不能怪罪良史董狐们司马迁们班固们，但我们不能不反思传统历史意识里的夷夏论，从而凿破传统史学的混沌，使得“文化中国”观念彻底挣脱“夷夏论”的束缚和纠缠，脱颖而出。
《春秋》是中国历史著作中开天辟地“第一书”，开山之作；《春秋》笔法被确立为史学的典范和正统。《春秋左传》以浓情的笔墨记述了春秋年间晋、楚争强的史事，晋、楚争锋，逐鹿中原，固然是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但左氏最关切的，似乎是晋、楚两国所代表的民族和文化的命运，在他看来，楚代表夷，晋代表夏，因此，晋、楚争霸就不是“兄弟阋于墙”的内战，而是夷夏之争：不仅关系到民族危亡，也关系到文化命脉。可见，就是在《春秋》里，浸透着夷夏之防的种族意识，还有初现端倪的“文化中国”朦胧意识，换言之，渗透在《春秋》历史意识深处的交织着“文化中国”萌芽观念的夷夏论。这些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塑造了传统历史意识，传统史学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记述并评判历史上纷争不已的种族冲突和文化矛盾。
所谓夷夏论，简单地说，就是“我是天下之中”的自我中心意识。古代所谓“中国”（注意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指华夏民族聚居的地域，即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和发展空间，相当于现在的中原地区；“中国”往往相对于“四夷”而言，而处在千古之下的现代人很难体会出“中国”（夏）和“四夷”词语里面浓郁的褒贬意味。“夷夏”中的“夏”是居于“中国”的华夏民族，而“夷”则是边远荒服的周边少数民族，他们被称为东夷、西羌、南蛮和北狄，当然这种称呼带有强烈的文化歧视意味的贬称。可见，“夷夏论”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及由此滋生的文化霸权主义；不幸的是，“夷夏论”不仅源远，而且流长，直到晚近仍有不绝如缕的劣迹，比如说，斯文扫地的近代中国居然傲慢地称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为夷狄，抖一抖天朝大国最后的也是最可怜的威风，这不是阿Q式的自我陶醉又是什么，不是退避墙角（cornered）的变态的夷夏论又能是什么？就是现在，当北方人讥骂南方人“南蛮子”的时候，内心交织着复杂的感情：瞧不上眼他们俗气，看不顺眼他们有钱，不也是夷夏论在撑这种无聊骂辞的腰么？
“文化中国”的萌发的很早。中国早期典籍《诗经》和《左传》中不乏“文化中国”观念的雏形，比如《诗经》里的《韩奕》。实际上，文化认同不仅能使民族凝聚，还能维系和保障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长治久安。但我们一定要切记，最初的文化问题和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因而，“夷夏论”的正统意识也掺夹着“文化中国”的朦胧雏形，对此我们不能不辨。能写一手漂亮好文章的唐代文学家韩愈可以算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命，看重夷夏之防，不遗余力地“排佛”（当时的佛教属泊来品）。韩愈说过这样一句话：“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思是说，夷夏之别不在民族，而在社会文化制度——礼，值得玩味。韩愈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传统的“夷夏论”渗入了 “文化中国”的观念因素——即以文化价值为判据的认同标准。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服”触犯了文化禁忌，不容于“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
文化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重要主题，可惜这样重要的问题往往被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忽略了。幸好，我们倾心服膺的史学钜子陈寅恪先生给我们示范性地点出了关键问题之所在，他在著述和讲学中反复申说中古历史研究中文化和民族的重要性，以民族和文化两问题提挈历史过程中的种种的重大问题，概括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方法论。在他的经典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若隐若现的史学意识，到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成了贯彻始终的思想，他独具慧眼地指出“种族及文化”问题乃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不可轻忽。1947—1948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课堂上，反复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胡汉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也就是说，以地域、血统分民族“将让位于以文化区分民族”，斯不刊之至论。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和汉族的融合，必须等到胡族接受并服膺汉文化方能实现；相反，如果汉人接受外来文化（如信佛并以释为姓），则被目为“胡人”（外国人）。由此，陈寅恪特别重视精神信仰和文化熏习在民族融合方面的作用，所谓“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据此，我有理由认为，从文化视野而不是从地域视野或民族视野反思我们的历史意识，就可以了断“夷夏论”和“文化中国”之间的未尽官司，使“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从地域和民族中，从而从“夷夏论”的纠缠中解放出来，廓清狭隘民族主义。不过，陈寅恪先生于抛弃了着眼于种族血缘的“夷夏论”之后，提出了文化上的“夷夏论”，他说：“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成大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文化意义上的“夷夏论”当然不同于地域和种族意义上的“夷夏论”，而陈先生之所以“坚持夷夏之论”，其苦心孤诣在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与先生当年所处的文化和民族危亡的政局息息相关。实际上，文化领域的夷夏之防也是一桩继旧老的公案。佛教东渐，曾招致儒家和道家不遗余力的共同诋毁，而儒家和道家本来是恩恩怨怨的冤家对头，他们之所以同仇敌忾地对付佛教，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上的“夷夏论”。无论是浅薄的《老子化胡经》，无论是振振有辞的《夷夏论》（道士顾欢著），无论是煞有介事的韩愈之《原道》，不外乎反映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者“其心之异，非我族类”的传统意识。其实，在现代意识里，民族文化甚至历史早已具有了某种普世性，换言之，它们已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而且，文化传播和移植往往“种瓜得豆”，不同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所以，上述远播海外的“文化中国”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本源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它的变种。
全球化和多元化
今天，我们在阐述“文化中国”理念的时候，可以借助他的宏论剥离“文化”和“民族”，进一步将文化因素从民族血缘、地域历史和政治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把远播海外的“文化中国”视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图景之侧面，因此，延续和弘扬“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就不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祈望保存和丰富世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就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
生活在西方的华裔杜维明提出“文化中国”的一个初衷是挖掘、发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反思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致力于在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过程之外，提出建设性的、来源于“文化中国”的精神动力。当然，他的提法颇具挑战性，也引起不少争议。问题在于，强烈的文化认同与强烈的民族主义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和杜维明不同，我怀疑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实际上，在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适性要求——发展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相反的倾向，即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我以为，“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不应容纳带有地方性色彩或民族色彩的原教旨主义，如上所述，“文化中国”概念“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文化认同固然是建构它的基本要素，却不必是民族认同。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在此基础上，“文化中国”意义世界旨在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追随当代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进程的脚步，如此而已。
正因为“文化中国”剥离了民族和地域因素，所以它能使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受惠，同时却没有谋取文化霸权，“文化中国”是“无敌（没有敌人）”的意义世界。总之，随着“文化中国”意义世界的全球扩张，它的普世性要求切断民族性，并抛弃狭隘的“夷夏论”。这样，“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在能够真正奠基在“无国家，无民族，无地域”的精神世界。爱因斯坦在谈到他心爱的、没有民族和国家色彩的物理学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我是否能鹦鹉学舌，说：“政治是暂时的而文化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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