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贾老师
“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访《中国文化》主编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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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创刊五周年之际，记者在他的书房──“ 无梦斋”里采访了这位１０年前由文学研究转入学术文化史研究的知名学者。
记者：读了您在《中国文化》第八期上发表的专访文章《“文化中国”与儒学传统──杜维明教授访谈录》，很受启发，您能具体谈谈“文化中国”这个概念的内涵吗？
刘：“文化中国”这个语词，早就有人用过，它是和地域、族群、语言等联系在一起的。杜维明先生把“文化中国”区分为三个世界，即中国内地、台港澳为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世界各地的华人，是第二意义世界；第三意义世界，杜先生认为应包括各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
记者：问题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刘：杜维明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懦家思想的阐释，“文化中国”概念的提出，并赋予这个概念以新的内涵，我想与他的发展三期儒学的构想有关。他认为儒学传统与现代化是相得益彰的；另外他知道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超越性，可以为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找到障碍较少的话题。
记者：您对这个问题怎样评价？
刘：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有担当感、有关怀的学人提出的一种睿智的文化策略，其初衷令人感佩，因为问题的着眼点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企盼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华人世界、儒学文化圈的文化整合有所裨益。不过这两年海外开始有人对“文化中国”的概念提出质疑，具体理解各人有所不同。
记者：您主编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版了１０期，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本高品位的刊物，能否请您谈谈办刊宗旨，以及与“文化中国”的内涵是否有契合之处？
刘：《中国文化》是１９８８年筹办、１９８９年创刊的。当时所谓“文化热 ”已开始冷却。我们想寻找传统中具有稳定意义的东西。我在创刊词中提出：“ 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这些话写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现在我还是这样的看法。我不很赞成涉及学术问题时，用这个“热”、那个“热”来形容。
办刊宗旨，我们开始提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后来概括为四句话：“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 ”希望对中国文化研究得深入一点，不人云亦云，因此稿件的选择比较严格。《中国文化》的宗旨与杜维明诠释的“文化中国”的内涵，可能有初意上的契合，至少 “文化中国”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现实背景来看待。
记者：《中国文化》刊载的文章，分量较重，选题比较专门，您不担心这样会使读者面变得狭窄吗？
刘：看来您看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我是认同“临文以敬”、“修辞立其诚”这些古训的。因此衡文选题，偏向于学风严谨、言之有物的文章。主张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同时也想解决几个学术上的难题。这样，读者面必会窄一些。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先生的话，对我个人，对《中国文化》都有影响，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记者：您在一些文章中多次谈到中国现代学术传统问题，《中国文化》也有 “ 现代文化现象”专栏，能否就这个问题作些说明？
刘：中国传统学术的分期是明确的。晚清以来的学术，过去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了近代、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开始了现代，学术上也如是分期。我认为这样局限性比较大。
１９８８年筹办《中目文化》的时候，我正在做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研究的专题，这三位学术巨子把我带人了晚清以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这是不同于传统学术各个阶段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其中的第一流人物许多都产生了学术独立的意识，并自觉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较为现代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王国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观念解释中国古典名著的《红楼梦评说》发表于１９０４年，比“五四”早１５年；而严复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发表于１８９８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于１９０２年。这些论著无疑已进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了。以此我觉得学术史的分期，应依据学术嬗变的内在理路。
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于晚清，累积大成于后五四时期，渐次形成了学术独立的传统、尊重学者思想自由的传统、重视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积极与世界对话的传统。此一时期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学术成就，为我们搭起了一座通向古代、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文化》特别着意发掘、弘扬这一时期的学术，理由在此。我个人正在主持的一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认识。
记者：您讲得使我很受鼓舞。看来人们讲文化传统时，容易注意古代的传统，对现代学术、现代传统反而忽略了，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刘：贵远贱近、重耳轻目，是许多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也许是这个习惯铸成了对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某种程度的轻忽。
记者：《中国文化》第１０期上您和余英时先生的访谈对话，很重视学术规范、学术纪律问题；梁治平先生也向我介绍，在西方，学人遵守学术规则，已成为职业习惯。请您介绍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好吗？
刘：主要是我们的学术有断层，二十世纪渐次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未能很好承继下来，学术失范现象严重。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有提升文化、转移风气的作用。前辈学者如陈寅恪，是把学术作为生命的，我们如果以学术为职业，遵守学术规范是起码的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用轻慢的态度对待学问。据说有人提出 “玩学术”、“炒学术”，我感到不好理解。
呼延华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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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创刊五周年之际，记者在他的书房──“ 无梦斋”里采访了这位１０年前由文学研究转入学术文化史研究的知名学者。
记者：读了您在《中国文化》第八期上发表的专访文章《“文化中国”与儒学传统──杜维明教授访谈录》，很受启发，您能具体谈谈“文化中国”这个概念的内涵吗？
刘：“文化中国”这个语词，早就有人用过，它是和地域、族群、语言等联系在一起的。杜维明先生把“文化中国”区分为三个世界，即中国内地、台港澳为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世界各地的华人，是第二意义世界；第三意义世界，杜先生认为应包括各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
记者：问题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刘：杜维明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懦家思想的阐释，“文化中国”概念的提出，并赋予这个概念以新的内涵，我想与他的发展三期儒学的构想有关。他认为儒学传统与现代化是相得益彰的；另外他知道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超越性，可以为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找到障碍较少的话题。
记者：您对这个问题怎样评价？
刘：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有担当感、有关怀的学人提出的一种睿智的文化策略，其初衷令人感佩，因为问题的着眼点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企盼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华人世界、儒学文化圈的文化整合有所裨益。不过这两年海外开始有人对“文化中国”的概念提出质疑，具体理解各人有所不同。
记者：您主编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版了１０期，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本高品位的刊物，能否请您谈谈办刊宗旨，以及与“文化中国”的内涵是否有契合之处？
刘：《中国文化》是１９８８年筹办、１９８９年创刊的。当时所谓“文化热 ”已开始冷却。我们想寻找传统中具有稳定意义的东西。我在创刊词中提出：“ 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这些话写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现在我还是这样的看法。我不很赞成涉及学术问题时，用这个“热”、那个“热”来形容。
办刊宗旨，我们开始提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后来概括为四句话：“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 ”希望对中国文化研究得深入一点，不人云亦云，因此稿件的选择比较严格。《中国文化》的宗旨与杜维明诠释的“文化中国”的内涵，可能有初意上的契合，至少 “文化中国”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现实背景来看待。
记者：《中国文化》刊载的文章，分量较重，选题比较专门，您不担心这样会使读者面变得狭窄吗？
刘：看来您看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我是认同“临文以敬”、“修辞立其诚”这些古训的。因此衡文选题，偏向于学风严谨、言之有物的文章。主张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同时也想解决几个学术上的难题。这样，读者面必会窄一些。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先生的话，对我个人，对《中国文化》都有影响，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记者：您在一些文章中多次谈到中国现代学术传统问题，《中国文化》也有 “ 现代文化现象”专栏，能否就这个问题作些说明？
刘：中国传统学术的分期是明确的。晚清以来的学术，过去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了近代、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开始了现代，学术上也如是分期。我认为这样局限性比较大。
１９８８年筹办《中目文化》的时候，我正在做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研究的专题，这三位学术巨子把我带人了晚清以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这是不同于传统学术各个阶段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其中的第一流人物许多都产生了学术独立的意识，并自觉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较为现代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王国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观念解释中国古典名著的《红楼梦评说》发表于１９０４年，比“五四”早１５年；而严复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发表于１８９８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于１９０２年。这些论著无疑已进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了。以此我觉得学术史的分期，应依据学术嬗变的内在理路。
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于晚清，累积大成于后五四时期，渐次形成了学术独立的传统、尊重学者思想自由的传统、重视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积极与世界对话的传统。此一时期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学术成就，为我们搭起了一座通向古代、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文化》特别着意发掘、弘扬这一时期的学术，理由在此。我个人正在主持的一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认识。
记者：您讲得使我很受鼓舞。看来人们讲文化传统时，容易注意古代的传统，对现代学术、现代传统反而忽略了，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刘：贵远贱近、重耳轻目，是许多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也许是这个习惯铸成了对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某种程度的轻忽。
记者：《中国文化》第１０期上您和余英时先生的访谈对话，很重视学术规范、学术纪律问题；梁治平先生也向我介绍，在西方，学人遵守学术规则，已成为职业习惯。请您介绍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好吗？
刘：主要是我们的学术有断层，二十世纪渐次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未能很好承继下来，学术失范现象严重。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有提升文化、转移风气的作用。前辈学者如陈寅恪，是把学术作为生命的，我们如果以学术为职业，遵守学术规范是起码的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用轻慢的态度对待学问。据说有人提出 “玩学术”、“炒学术”，我感到不好理解。
呼延华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