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贾老师
张中行的怀旧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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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老先生现在是大名人，著作等身，寿高笔健，应该算是中国文人史上的一个奇事。
他是什么呢？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个旧学根底很深、很博学、带有怀旧情结、也许是无意于功名的文人。我有时曾想：如果在封建时代，假设张老考取了功名，大概也不是那种正统的士大夫。
在张老还未大红大紫之前，我已读过他的作品《负暄琐话》，在首都图书馆的索引目录上，我还以为是一部最晚也是清末民初时人写的野史笔记。待借回去灯下披阅，不禁暗暗吃惊：这是一位居然在世的老文人的随笔札记。在他笔下，对中国学术史、思想史长河中的大师巨匠予以白描勾勒毕现，鲁迅、胡适、蔡元培、刘半农、马叙伦、钱玄同……巨人、大师迤逦而行，神采卓然，令人仰止。尤其字里行间悲天悯人、怆然怀旧的情调，更令人引起共鸣而无限向往。
在张老的笔下，有一位不为现在人所知、但却在鉴赏收藏界极有名气的人物，更使我感到亲切。他就是园老人张效彬先生，是我父亲学鉴赏的老师。按旧时代的说法，我是应称其为太老师的。在少年时代，这位学问渊博、行止怪异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掩卷之后不禁遐思：也许在“二十砚斋”里，曾见过来造访张效彬老人的张中行先生？
怀旧应该是人类一种有共性的情愫，而在张老身上体现得更为深沉、更为强烈，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张老最深刻影响的体现之一。我总觉得，儒家传统在张老身上广积而未发，受到浸染而未受其束缚。怀旧情结缘于何源呢？
一个布衣布履、淡泊无求的人，何以如此怀念着逝去的人、物以及山川胜迹呢？这也许可以写成一本书，也许值得哲学家、社会学家们深入探秘罢！
他怀念故人，独独不怀念“所谓伊人”。
早在未拜识张老以前，因为出版一部人物传记，我听一位老编辑赫然指出：张中行即《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这当然有后来张老自己所写文字为证，自然传言不虚。
关于余永泽那类典型人物，在“五四”之后以“整理国故”或“教育救国”为己任，后来予以非议，以《青春之歌》在文学上的描述最有代表性。是耶非耶，自有后论。后来据此书拍成的电影更具丑化作用，使余永泽类成为被洪流所唾弃的人。其实历史、现实远非如此漫画或简单公式化。
据说，几十万字的张老自叙中，谈及杨沫的仅有数千字，文笔平和，毫不箭拔弩张，也完全不见那种动人心弦的怀旧韵味。对往事，“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如果换了他人，恐怕要大书特书。单出一本书也会卖出大价钱。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言：写自传会产生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大意）。
无意义宣扬、表白或认为形诸文字正如《楞严经》所云是“妄想自缠，如蚕作茧”，那真是“得念失念”（《圆觉经》）了。张老不是无智慧的人，而真正是一个纯粹的、无低级趣味的人。君不见某影人夫妇互相出书，互相揭丑，何异于佛经所云是“伏尸万里”耶？
且看张老在“文革”中，面对有关单位揭发杨沫的要求，他只谈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云云；不否定、不丑化、不报复，何等襟怀、何等智慧，简直胸无挂碍、天心月圆。这与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宁肯挨打，绝不打人；宁肯挨骂，绝不骂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杨沫逝世，问以何不参加追悼之类，所答更是大有机锋：因为对死者或是情牵或是敬重才会去，对杨女士两者皆无。
对这样的人和事恐怕没有心情去怀旧罢？不过张老也对所谓的共朝夕之人予以反思：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者基本不可求，大部分可过小部分可忍就足以白头偕老，到了不可忍的程度就应以分道扬为好。
北大培养出来的精神，其中便有张老所长的“自由与容忍”。更闪烁着中国文人数千年高贵气质的灿烂光芒。张老的怀旧更折射出中国文人人文主义精神的悲悯情怀和温情。这种情怀和温情不仅体现在对那些巨人、大师的怀旧，更体现在对寻常人物的怀旧。在张老的《三话》中，各式人等均出于笔下，闪烁着小人物最光辉的高尚，诚如张老所言“读书明理”的读书人往往不如那些平民阶层更明理（大意）。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张老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甚至是引车卖浆者流露的怀旧，在某种程度上比对那些巨匠、名人的怀旧更具有人文主义的震撼力。“小人怀土”在士大夫眼里是天经地义；而在张老的眼底笔下则激荡着高尚、正直、坦诚、幽默、温情的交响乐章。我以为这是张老那些怀旧式随笔中最光彩的、最富有人情味、最极具哲理智慧的篇什。
悲天悯人不是一句空话。士大夫旧文人情调也许在所不免。对张老来说，“刑天舞干戚”是不必苛求了。仅有那些怀旧式的随笔就已经令说大话、说空话者汗颜了罢？
“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于张老来说，闲来负暄，再出一本《负暄四话》，“添衣问老妻”足矣。恕晚辈直言，再不要让人把文章插来插去编各种集子了，乞张老不以鄙言为忤，容忍则个，何如（本来不敢和不愿说，但实在忍不住，不是“有所疑”，而是常所见）？
朱小平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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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老先生现在是大名人，著作等身，寿高笔健，应该算是中国文人史上的一个奇事。
他是什么呢？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个旧学根底很深、很博学、带有怀旧情结、也许是无意于功名的文人。我有时曾想：如果在封建时代，假设张老考取了功名，大概也不是那种正统的士大夫。
在张老还未大红大紫之前，我已读过他的作品《负暄琐话》，在首都图书馆的索引目录上，我还以为是一部最晚也是清末民初时人写的野史笔记。待借回去灯下披阅，不禁暗暗吃惊：这是一位居然在世的老文人的随笔札记。在他笔下，对中国学术史、思想史长河中的大师巨匠予以白描勾勒毕现，鲁迅、胡适、蔡元培、刘半农、马叙伦、钱玄同……巨人、大师迤逦而行，神采卓然，令人仰止。尤其字里行间悲天悯人、怆然怀旧的情调，更令人引起共鸣而无限向往。
在张老的笔下，有一位不为现在人所知、但却在鉴赏收藏界极有名气的人物，更使我感到亲切。他就是园老人张效彬先生，是我父亲学鉴赏的老师。按旧时代的说法，我是应称其为太老师的。在少年时代，这位学问渊博、行止怪异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掩卷之后不禁遐思：也许在“二十砚斋”里，曾见过来造访张效彬老人的张中行先生？
怀旧应该是人类一种有共性的情愫，而在张老身上体现得更为深沉、更为强烈，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张老最深刻影响的体现之一。我总觉得，儒家传统在张老身上广积而未发，受到浸染而未受其束缚。怀旧情结缘于何源呢？
一个布衣布履、淡泊无求的人，何以如此怀念着逝去的人、物以及山川胜迹呢？这也许可以写成一本书，也许值得哲学家、社会学家们深入探秘罢！
他怀念故人，独独不怀念“所谓伊人”。
早在未拜识张老以前，因为出版一部人物传记，我听一位老编辑赫然指出：张中行即《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这当然有后来张老自己所写文字为证，自然传言不虚。
关于余永泽那类典型人物，在“五四”之后以“整理国故”或“教育救国”为己任，后来予以非议，以《青春之歌》在文学上的描述最有代表性。是耶非耶，自有后论。后来据此书拍成的电影更具丑化作用，使余永泽类成为被洪流所唾弃的人。其实历史、现实远非如此漫画或简单公式化。
据说，几十万字的张老自叙中，谈及杨沫的仅有数千字，文笔平和，毫不箭拔弩张，也完全不见那种动人心弦的怀旧韵味。对往事，“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如果换了他人，恐怕要大书特书。单出一本书也会卖出大价钱。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言：写自传会产生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大意）。
无意义宣扬、表白或认为形诸文字正如《楞严经》所云是“妄想自缠，如蚕作茧”，那真是“得念失念”（《圆觉经》）了。张老不是无智慧的人，而真正是一个纯粹的、无低级趣味的人。君不见某影人夫妇互相出书，互相揭丑，何异于佛经所云是“伏尸万里”耶？
且看张老在“文革”中，面对有关单位揭发杨沫的要求，他只谈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云云；不否定、不丑化、不报复，何等襟怀、何等智慧，简直胸无挂碍、天心月圆。这与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宁肯挨打，绝不打人；宁肯挨骂，绝不骂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杨沫逝世，问以何不参加追悼之类，所答更是大有机锋：因为对死者或是情牵或是敬重才会去，对杨女士两者皆无。
对这样的人和事恐怕没有心情去怀旧罢？不过张老也对所谓的共朝夕之人予以反思：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者基本不可求，大部分可过小部分可忍就足以白头偕老，到了不可忍的程度就应以分道扬为好。
北大培养出来的精神，其中便有张老所长的“自由与容忍”。更闪烁着中国文人数千年高贵气质的灿烂光芒。张老的怀旧更折射出中国文人人文主义精神的悲悯情怀和温情。这种情怀和温情不仅体现在对那些巨人、大师的怀旧，更体现在对寻常人物的怀旧。在张老的《三话》中，各式人等均出于笔下，闪烁着小人物最光辉的高尚，诚如张老所言“读书明理”的读书人往往不如那些平民阶层更明理（大意）。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张老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甚至是引车卖浆者流露的怀旧，在某种程度上比对那些巨匠、名人的怀旧更具有人文主义的震撼力。“小人怀土”在士大夫眼里是天经地义；而在张老的眼底笔下则激荡着高尚、正直、坦诚、幽默、温情的交响乐章。我以为这是张老那些怀旧式随笔中最光彩的、最富有人情味、最极具哲理智慧的篇什。
悲天悯人不是一句空话。士大夫旧文人情调也许在所不免。对张老来说，“刑天舞干戚”是不必苛求了。仅有那些怀旧式的随笔就已经令说大话、说空话者汗颜了罢？
“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于张老来说，闲来负暄，再出一本《负暄四话》，“添衣问老妻”足矣。恕晚辈直言，再不要让人把文章插来插去编各种集子了，乞张老不以鄙言为忤，容忍则个，何如（本来不敢和不愿说，但实在忍不住，不是“有所疑”，而是常所见）？
朱小平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