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家园
这样的悲哀起于去年的“五八”，本应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演变为一场群丑跳梁的闹剧。传说美国人轰炸大使馆的目的之一是利用学生对政府的不满造成中国政局的动荡，但当他们从卫星上看到中国学生嘻嘻哈哈庆幸逃了几次课，义愤填膺的砸了肯德基转手接过一杯可口可乐解渴，没头苍蝇一样撞了几撞又懒洋洋走回宿舍睡觉，不知是要哭还是要笑。
尽管面对八十年前的“五四”我总禁不住有这样的想法：当年冲出燕园的队伍中是否也有一手拿小旗，一手插裤兜，一面喊口号，一面与女生调情的人掺杂其中，甚至可以有这样的推测：浩浩荡荡的长龙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和八十年后的大学生一个模样。但我不怀疑精英的存在，不怀疑为中华而哭，为中华而愤，为中华而死的精神的存在。
这样的信心不是理想主义的结果，是国民性与现实相接的必然结果。
棉里藏针，当一百斤重物压上时，没有反抗；两百斤重物压上时，也没有反抗；一千斤重物压上时还是没有反抗，但当一千零一克压上时，棉里针爆发的能量足以掀翻上千吨的重物。
这便是“五四”精神的根源。顺着这样的思路，“五八”的愚蠢和丑陋就情有可原了。
这本身是莫大的悲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不过从显性变为隐性。就足以麻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醉生梦死了。
然而我要说的“家园”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身处这个时代，我同样受时代的麻醉，我无力也无心思考这个沉重而可怕的问题。我说的“家园”只是如米粒一般大小的个人修为中的一小部分，价值观的问题。
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二十岁时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不会在三十岁时豁然开朗。思考的开始越早越好。
价值观，通俗的说，是判断是非、强弱、尊卑、高下的能力。在人生中价值观不断变化，但在早期基本定型，价值观没有对错，但有优劣之分，高尚和庸俗往往由其决定。庸俗的价值观——并不包含贬义——是可爱而浅薄的判断，也是世俗和简单的判断。是非在于是否和自己一致，强弱在于绝对力量的大小，尊卑在于财富的多少，高下在于行政级别的高低。由于价值判断无法严正或在短期内无法验证其最终结果，大多数人相似的判断便作为真理而存在。
然而大多数永远是蠢的，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大多数的愚蠢以起迟缓而坚定的力量蚕食精英的阵地，精英可能会战胜短时间内的大多数，但战胜长时间的大多数的可能性极小——如果有人做到，那是不世的奇才，我所知的有弘一法师。
价值观庸俗化的结果是精英阵地的萎缩和丧失，在物质化的时代，精神的流失不容易被察觉，但一旦精神的流失开始对物质的生产产生负作用时，其排山倒海的力量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没有柏拉图的希腊将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失去孔孟，中华文明早以在魏晋断流，尼采痛不欲生的高喊：上帝死了！在中国，泰山崩、哲人萎，有谁为之痛哭流涕？
这样的悲哀起于去年的“五八”，从“五八”的大学生身上看不到一丝高尚和聪慧——大学生的精神已死去，谁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