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抱一次大儒的大腿 〗

v 发表人：散宜生v

文化大革命时，冯友兰已是七十古来稀。毛主席的红卫兵是越老越要当历史复杂的反革命打，把他也“隔离审查”（即私刑监禁）。老毛怕打坏了国宝级的“反面教员”，赶紧发下话来：“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于是冯先生拍拍衣襟，施施然出狱回家，顺手给毛泽东扔了一封感谢信。受了关怀当然要有行动，几年后，冯先生不顾高龄、顶着烈日，在万人大会上对工农兵们作“批林（彪）批孔（子）”的启发报告。靠着这手邓小平式的“永不翻案”的绝技，冯先生安然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暴虐时代。“四人帮”一倒，立即翻案：照旧尊孔、照旧讲道学。

前一阵子鄙人抱了一把冯先生的粗腿，为了公平起见，似乎也应该介绍一下对冯老的批判。不过，想来没人会对大陆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们的裹脚布感兴趣；而台湾的殷海光这样的中西文化关系专家，对“陷共文人”又不方便谈；想得起来的，就只有号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了。这本书初版于４９年，８６年出了重订本，当时冯先生９１岁，不知是否还有精力和兴趣读它？有兴趣的网友，不妨看看附录，那是从《中国文化要义》（重订本）的第二章“从中国人的家说起”、第二节“反证冯说未尽是”里摘录的。

辛辛苦苦打完摘录，就没劲了。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植根于“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这导致人们眼界狭隘，“除家之外，不知有社会，或虽知其有，而不知其必需有。”在这里，中国人“特重家庭伦理”的表现是“不知有社会”。梁先生对这一点并没有异议，但他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是由“生产家庭化”所限定的。他举了三个反例。梳过梁老意大利面条式的文字，兄弟帮他总结如下（括号内是俺的问题）：

冯友兰：　中国　生产家庭化－＞重视家庭（表现在“不知有社会”）

梁漱溟：　瑞士　生产社会化－＞重视家庭（也是“不知有社会”？）

苏联　生产社会化－＞重视家庭（也是“不知有社会”？）

秦朝　生产家庭化－＞重视社会（Are you kidding ？）

西方近代文化是“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即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文化。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家庭，而是以社会为单位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政治上，这导致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但是“生产社会化”并不意味着传统家庭的迅速瓦解，它只是迫使人们在家庭之外认识到社会的重要性。瑞士和苏联怎么会是冯说的反例呢？除非梁先生证明，在这两个国家，产业革命后的人们也是“除家之外，不知有社会”。至于本国的例子，不如说是在帮冯先生论证。这个不容家族制度横梗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秦朝，不是不容于中国以至二世而亡了吗？而且《商君书》说的只是作者的想法，除非另有旁证，不能直接当做变法后实行的政策。《汉书。贾谊传》的一段，出自他老先生的那篇“天下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著名奏文，说的是再不施仁义就要天下大乱了。
人家是在做文章，梁大儒居然不加考证地当史实用！

梁先生是中西文化关系论战中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代表，海内外声望甚高。为什么这个问题辩论甚久而成果似乎甚少？读读梁先生的大作，可以有所理解，至少是对于技术性的原因。

「附录」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重订本）第二章第二节摘录：

中国人特重家庭伦理，蔚成家族制度，虽相沿自古，但各时各地亦有变化不同。例如战国时代就有相当变动，特别是商鞅变法的秦国。据史书记载：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父借□□〔优的繁体换成耒旁；耒且〕，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报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汉书。贾谊传》）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史记。商君列传》）

当时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国家立场，实行军国主义，奖励耕战，用以对外。

所以必要打破家族，而使个人直接国家。关于这一点，证据甚多。例如他实行一种户籍法：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商君书。境内》）

还有其他类乎后世保甲法者，类乎后世兵役法者，种种组织民众的办法，此不具引。看所谓商君作法自毙的“舍人无验者坐之”一句，似乎还有国民身份证之一物。……总之，无非是国家要直接掌握其人民。其势便不容家庭家族在中间横梗、牵制而弛散其组织关系。

……

再举第二个例。欧洲的瑞士于一九○七年新颁民法，颇重家庭制度。在其第三三一条以下，特置家权一节，其最重要为家产共有，且于亲权之外并立家长权。但我们却不晓得瑞士到这二十世纪来了，是不是还未曾经过产业革命呢？

……

试问苏联这种转变——初时家庭几于可废，入后家庭制度又被看重而巩固起来——如冯先生之说，将又是随着其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有什么更不同的变动而来呢？不待言，而知其不然了。

从以上三个事例（秦、瑞士、苏联）来看，冯说之未尽是既甚明白。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所以特重，亦就非“生产家庭化”单这一点所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