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安替
爱之和解——燃起第11根蜡烛
作者：江绪林
一个大家都不愿提说又都无法回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也该迅速的
演绎到这里，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天父啊，求你见证，此刻我没有惧
怕，只是仍然疑虑这是不是被给予我的使命，而不是我自身的僭越的选择
——尽管一般而论诚实就意味着不回避真实。我意识得到周围的恐惧与怨
恨，为了抚慰那民族的伤痕，为了重新获得信任，我们必须在爱和责任感
中去面对它，分析它，真正的认识其所具有的内涵，从而为普遍的和解指
明出路。
悲剧的诞生我同意黑格尔的说法，悲剧就是两种普遍的力量或理想的
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碰撞，造成了高贵的殒灭，人们遭受苦难或毁灭，然而
人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仍然被维系下来。
十一年前，这个民族经历了一场悲剧：在伦理与法权之间，在理念诉
求与传统规约之间，在愈来愈弥漫着抵触与敌视的氛围中，普遍的、深层
的共同责任暂被弃置，真理与价值的部分内容和特定方式被突出的强调，
面临的就是无可避免的冲突与殒灭；在强力冲突之中，民族的悲剧形成了
，除了被殒灭者的苦难，幸存者的怨恨之外，还有普遍的罪责，弱化了的
社会伦理规约，削弱了伦理合法性而不得不愈来愈依赖自我本位的法权体
制。这就是“六、四”，我们民族的苦难，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负责
的个体可以暂时规避，至终却不得不面对的悲剧：对一个普通人，它深深
的影响着其生活的伦理环境；知识阶层在构筑自己对社会的伦理责任时无
法不被其困绕着；政治家则应当深刻的意识其与自己的事业的关系。今天
，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相互指摘，而是为了走出相互间深藏的恐惧和
怨恨；不是为了显露矛盾，而是为了和解，当知道，我们回避的时间愈长
，再去面对时便愈脆弱。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寻求和承担我们自
己的过失和责任，是尽自己的本分，是为了抚慰民族的创伤，重新构筑相
互的信任，以良知和深深的责任感为民族注入更多的希望。
悲剧是如何产生的？让我们转向那在悲剧冲突中一方中作为理想得到
强调的理念伦理：民主与自由。因为我们必须从我们自身中寻求和承担责
任。与民主体制相比，亚里士多德更欣赏精英体制。然而，从启蒙运动以
来，不仅仅是贵族，而且普通民众的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民主体制在西
方便成了一切社会结构的深层基础。这里还有另外的原因，被承认后的民
众权利更多的依赖于自我实践，这使社会体制中规避消极后果的效能升为
首位，与此同时，社会体制的复杂化使对体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成为最重
要的问题，因此民主成为现代普遍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体制因素。然而我
们必须区别民主作为理念和民主作为体制化因素：作为体制，在现代社会
中，民主总是最基础的；作为一种理念，民主却仅仅意味着一种规避，规
避权力的滥用，它只是确保更高追求的条件，一旦在体制中得到某种实现
，人们便会寻求其它目标。在这里，自由作为对民主的限制，对更高的、
私人价值的尊重出现了：民主若被极度推崇，就会威胁更高的价值领域，
事实上，民主的暴政是对个体自由的剥夺，而历史上每一种体制性邪恶的
出现，除了暴力，也常常经过了民主的程序。自由意味着限制法权在社会
中的行使范围和限度，以确保个人的选择权和兴趣的不容忽视。然而自由
也当被区分为体制自由和个体的自由，前者是与后者相关连的一种中庸的
宽容的体制，而后者则涉及觉醒的个体的内在的选择，从价值层次上是最
精微、最敏锐的领域，是良知的领域。似乎一切的历史最终是为了所有个
体的内在自由。而某哲人说“自由啊，你为何如此的沉重”，既见证了这
种价值秩序，也肯定了这一切是一种个体和群体的抉择，一种创造，一种
理念诉求和行为实践的相互牵缠的领域。
上面我们分析了民主与自由两种被诉求的理念伦理，肯定了其价值。
现在我们分析它所面对的是什么，它是以怎样的方式去面对的，寻求和分
析它为什么以悲剧告终。理念持有者指斥其对立面是法权本位，是专制，
是体制化的恶，是需要得到消解的势力。在这种思想根基的支持下的形成
的对理念持有者来说是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这种判断和选择的责任部分
应由理念持有者承担，他们自己将自己放置在这种模式中，更应该由社会
的思想阶层来承担，他们似乎仅仅为理念运动（民主运动）提供了这样一
种脆弱而虚假的精神平台）。于是一场悲剧（两种同样高贵的理想的冲突
）被界定为恶对善的扼杀和损毁，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愈来愈狭窄
的社会伦理和精神空间。其实不应是这样，理念持有者所面临的决不如此
简单，决不仅仅是体制的恶，被他们指斥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整个的带着苦
难的民族的传统和价值，因此真正的冲突是在传统的与新的理念之间，是
在恢复旧日的伟大与将来新的展望之间的冲突。可惜这没有被意识到，于
是机会错过了，悲剧诞生了。我不是在讨好体制以求退路，事实就是这样
：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使得每一个民众得到相应的照料
与帮助，是使古来的公平理想得到实现，而现在的法权体制仍然与延续千
年的体制在结构上是何其相似：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判断的问题，这应
该是表明：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如何的在现实中顽强的坚持下来，生存下来
，尽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我们可以去分析这种传统的弱点并加以改善，
加以扬弃，但我们绝对不能也无法简单的否定它，消解它，因为我们自己
是从中而出的，我们身上心灵中带着太多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爱和
同情中，在宽容和深刻中调和整合传统与新的价值或理念。恰恰是在这种
传统中具有文人情调的知识分子在诉求理念的实现中仍带上了自身不可避
免的传统的弱点：缺乏现实的体制建构精神和能力，陷入情调化的表白。
相反被作为对立面的法权体制中可能还做得更好一些：当那位说过“我是
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老人邓小平在同样经
历“六、四”的精神困惑时仍坚持向外来价值打开大门，当以江泽民为领
袖的法权当局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方式艰难的推动民族的现代化转型
时，我们可以看见自古以来中国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所惯常的做法：在缺乏
理论建构的条件下，采取坚韧的现实的理智行为。
在上一段中分析了悲剧诞生的第一个原因：真正的冲突没有被意识到
，而是被简单地误读为善与恶的对立。现在分析悲剧诞生的第二个至关重
要的条件：在民主理念与传统法权的对峙中缺乏有效的体制接触，而这种
责任更多的应是由理念持有者来承担的。因为新的理念必须在同情与充分
的认识中去与传统法权接触——这意味着节制和有效的自我建设，而且首
先应注重自身的体制化建构和体制化表述。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民主被
当成了无限的理念，被错读为唯一目标，并将面对的其它价值尤其是传统
视为邪恶，这种狂妄是悲剧的伏笔。而且理念持有者采取了错误的诉求方
式：民主理念与法权冲突在当时是一种伦理冲突（它包含着民主理念对法
权体制的指摘和不满），也就是说，民主仅仅是一种理念，停留在人们的
伦理认同之中，尚缺乏现实的体制实力，因此它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一场道
德运动——取得人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包括执掌法权体制阶层的认同和容
许），并在道义的压力和良知的感动下促进社会渐进改良。但事实却由激
情的引导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民主理念错把自己的使命从伦理运动
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化斗争，它试图以伦理压力来瓦解现存的体制结构。这
是悲剧造成的最重要原因（在激情和冲动中冷静的声音没有也不可能被听
见）。这样，纵使民主运动从伦理上得到了法权体制当局的同情，也会遭
到体制自我维护的强大的反击。于是，可怖的悲剧发生了：那是一个被构
造的被鼓吹的无限的看起来充满正义的理念（民主）就颤抖着，横空直撞
冰冷的尚待解冻的地面——它妄图以此来自我实现——结果是伴随着巨大
的撕裂声，良知的震颤，理念破灭了，留给人们幻灭和伤痕，带来普遍的
罪责和显露的潜存的苦难。悲剧诞生了，民族的心灵破碎了。这正如亚里
士多德的话：伴随悲剧的是无尽的哀矜和恐惧。
和解
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悲剧的阴影中。在悲剧的诞生中，意识到对方力
量的，本想和解的理念伦理与法权体制无可挽回的碰撞了，罪责和恐惧也
就产生了。理念伦理（民主）从实体上被消解了，然而其作为理想却被保
留下来，只是退守到良知之中，表现为无尽的怨恨、惧怕；而法权体制在
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时就只能躲避它，通过莫不相干的意识形态来替代来逃
避，停留在防备，恐惧之中。更关键的是在悲剧诞生时，双方在恐惧的震
撼中都认同了那种善与恶的浅层地位，没有意识到这是两种同样普遍的同
样高贵的力量的碰撞的悲剧，是一个背负着数千年的文化重负的民族在艰
难的生存与衍变中付出的又一次代价，是传统价值与新的理念的冲突。于
是悲剧被认同为惨剧，这样没有正确的被认识的罪责就没有办法被承担，
于是我们就在走向堕落：虽然良知仍在哀怨，但公众领域中的伦理却因为
良知的惧怕而丧失了强有力的承担者，于是虚伪的意识形态体系盘踞着公
众伦理，导致普遍的麻木，沦丧和虚伪。在这样的公众伦理中生长起来的
人，完全可能是沦丧的毫无道德感的势利主义者甚至无恶不作的野兽。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分析这种过失的普遍构成和其在与良知的纠
缠中造成的良知的不安以及拯救的可能性的存在领域，而直接分析拯救的
方向。拯救的源泉何在？上帝，良知自觉，道德不安借助理论获得的升华
？然而，首先得认识到“六、四”不是一场惨剧，即善与恶的抗争及杀戮
，而是一场悲剧，是两种同样普遍、同样高贵的力量的抗争中普遍的殒灭
：一方丧失了实体，一方则似乎失落了道义上的正义。我们只有认识到双
方都是从高贵的力量中陨落的，都代表着正义的不同方面，我们才能够恢
复高贵的、有尊严的负责任的心态，也才能去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才会
主动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伸出诚意和谅解的手，为普遍的和解准备条件，
以实现完全的正义。道路就是这样的：恢复和承认自己的高贵，从卑劣感
中摆脱出来承担自己的罪责，主动伸出善意的手实现和解，彼此承认对方
的价值和地位，在民族复兴和完善的名义下，共同建构和完善社会的伦理
状态、法权体制，以为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完善提供更好的条件。
我们期待着和解，为了从惧怕和怨恨中走出来，为了恢复普遍的信任
，为了赋予社会伦理以坚实基础，我们伸出诚意的手来承担责任，来抚慰
民族的创伤，来表白自己的过失，并从阴影中走出来，面向着艰难的未来
，以宽容和爱构筑和完善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迈出第一步。我承诺：除非
遭遇绝对不可抗力，在六月3日的晚上八点来到三角地，在夜晚来临的时候
，燃起第十一根蜡烛！来吧，我们一起来，我没有蛊惑你们，我一人走在
你们的前面，承担我的责任。没有吵闹，没有狂热，没有激愤，只有冷静
，只有理智，只有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同情。让我们燃起温暖的烛光，驱
散怨恨和惧怕，显示爱和信任，表达善意和谅解，为民族，为将来投一票
信任！
***************************************
特写：六月三号晚上的三角地 （作者：网友）
三号晚上我去了北大，也目睹了江绪林同学被抓走的整个过程。
那天我是晚上八点到的，当时天已经微微的黑了，三角地周围，大概
一直都有一百六七十人，大多数都是过路时顺便看看大字报的，也有一些
一直守在哪里的，其中有二十多个学生，其余的多是便衣，他们的车很醒
目的停在旁边。有几个人，不知是不是记者，一直在打手机，在报告着周
围的每一个细节，他提到了去年看见了一个撒纸的事件。然后好像这样的
人越来越多了。我旁边十米的地方，有八九个三十多岁的人，在紧张的讨
论着什么。
大概八点二十左右，从下午五点就不知去向的江绪林和另外一位同学
出现了。他们点燃了第一根蜡烛。然而就在将要点燃第二支时，不知是便
衣还是校方的人冲了过来。有一些学生围在周围想保护江，但是人数太少
了。等广场上的人发现了，围拢过来，江同学已经被带走了。大多数的人
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走上去，微笑着问一个刚
才还在抓人的便衣：刚才出什么事了？他抬起头来，一脸的恐慌。然后的
一瞬间，他努力的作了一个似乎是想带一丝威吓的表情。然而，这个难以
掩饰心虚而显得有些滑稽的表情，我很久都不会忘记。于是他扭头匆匆的
走开了。
接下来，广场又恢复了平静。那些想保护江的同学无奈的找地方坐下
来。从他们口中我得知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大家三三五五的聚在一起
交谈着，直到晚上十点种左右。
后来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北大的校方保护了江，他被抓走后，先被带
到了北大的保卫处，而没有“失踪”。现在，据说他和原来一样，住在寝
室。可能是官方不想引起更大的反应。毕竟，他的行为不违反任何一项现
行法律。
***********************************
江绪林的第二篇文章
和解之蜡烛被点燃又被扑灭了。蜡烛之被扑灭，是为防止引发熊熊火
焰；而蜡烛之被允许点燃，实则显示着对宽容与和解的某种急切的需要以
及可能性，并且，在那微弱的烛光被允许点燃的一刹那，已照射出一条小
心翼翼的现实主义的出路。毕竟，我们要求和解的声音已不得不被充分地
听到，我们的善意和谅解已得到完全的表露，现在，我们可以从阴影和惧
怕中走出来，恢复信心重新担负起我们对民族对未来的恰当的责任。
然而，前面的路漫长而艰巨，又充满种种的不可预测性，而我们的最
大的缺点就是狂妄自大、缺乏清醒而现实的认识，没有付出持续的、坚韧
的、目标切实的努力的耐心。因此有必要对我们所面临的状况、我们所应
努力的方向以及所应遵循的原则进行分析，以期消除潜在的隐患，赢得切
实的进步。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对《爱之和解》一文的回应中，有位博士指
向法权体制的改革。但我还没考虑那么远，而仅仅是为类似的改良提供一
种较为宽松的精神或公众伦理背景。这是目前较现实的做法，也是我们可
能的责任范围：使知识阶层逐步承担起公众伦理建构的任务，为某种渐进
的、坚韧的社会改良争取和赢得较普遍的共识。这样做的另一个目标则直
接是社会伦理状态的好转，使大家都倾向于善意的、负责任的公众生活。
我们的努力必须局限在知识阶层和准知识阶层。一种宽松的、容忍的
、允许逐步自由表达的精神生活无疑是觉醒的知识阶层所盼望的，也常常
是知识阶层对社会的伦理责任的方式之一。然而当前民族正处于现代化的
转型之中（这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显得更剧烈），因此社会伦理法权状
况虽遽需完善，一种稳定的和平的公众生活和政治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确保这一前提，知识阶层在实施其理念诉求时应尽量规避诉之于普
通民众。当前许多弱势群体（下岗群体、流动人口…）缺乏的首先是基本
的经济生活条件、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不是空洞的理念。
对他们的责任，知识阶层应当是培植良好的关注普通民众生活的伦理
环境，使当局着力改善普通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时身体力行，作为
个体去关怀周围的弱势群体。最可怕是使民众卷入理念行为，那会错误的
激发他们因生存条件的艰难而对社会的怨恨，导致可怕的毁灭性的后果。
我们以何种方式承担我们对民族完善的责任呢？不是借助于事端发泄
自己的不满和情绪,而应是付诸切实的、目标明确而慎微的、坚韧而长期的
努力。这是至关重要的：不是借助外部事端的戏剧化表演以及对个体行为
的旁观，而是善意的、坚韧的、负责任的参与。一切从北大开始：
每个人切实付起责来恢复三角地作为思想论坛以及与学校管理阶层的
沟通的有效渠道（在这里，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诸如某生投稿《光明日报
》之类的丑闻，清洁校园的精神生活，保护教授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防止
不学无术者在外招摇骗撞，恢复学院式的尊严）；改革学生会，使学生会
真正成为学生利益的代表，使其在公选中诞生，对学生负责，否则一旦学
生群情激昂时，学生会就会瘫痪，管理阶层不得不直接面对激怒而又失控
的学生。在参与学生会的诞生中，我们将会学会如何有效地实现自己的自
由而不是空洞的嚎叫自由。此后我们可以逐步参与《北大青年》、《北大
校报》等刊物，使之体现我们的意愿。这一系列的行为促使整个知识阶层
的反省和反响之后，为改良提供的精神背景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我们的行为必须是坚韧而持续的，建构于理性而不是激情和冲动的基
础上。我们暂时永远别指望学校管理阶层明文答应我们恢复三角地作为思
想论坛和沟通渠道，体制方面永远不会承诺这种责任。我们需要的只是容
忍和默许，同时我们付诸坚韧的善意的持续的努力（动手清除广告，坚持
不停贴帖子直到不再被撕去），一旦形成了传统，我们就取得了有力进步
。
作为一个示范，让我们聚集起来，礼拜五下午（6月9日）四点半在三
角地出发，到办公楼向学校管理阶层寻求对下述要求的答复（此要求将通
过校长信箱转交校方）：
1、投资修复三角地，恢复其作为思想论坛和沟通渠道；不然募捐修复
；再不然，容忍我们这么做。
2、据悉，笔者所在哲学系正在审批中的“外国哲学研究基地”项目可
能遇到阻力我们将向校方表示我们的关注，要求校方在责任范围之内确保
其顺利进行。
江绪林 2000，6，5
附：我该做的作完了，我的责任也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剩下的
事情是大家的了。希望大家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此文可索
于jiangxulin@263.net或jxuling@263.net.
作者：江绪林
一个大家都不愿提说又都无法回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也该迅速的
演绎到这里，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天父啊，求你见证，此刻我没有惧
怕，只是仍然疑虑这是不是被给予我的使命，而不是我自身的僭越的选择
——尽管一般而论诚实就意味着不回避真实。我意识得到周围的恐惧与怨
恨，为了抚慰那民族的伤痕，为了重新获得信任，我们必须在爱和责任感
中去面对它，分析它，真正的认识其所具有的内涵，从而为普遍的和解指
明出路。
悲剧的诞生我同意黑格尔的说法，悲剧就是两种普遍的力量或理想的
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碰撞，造成了高贵的殒灭，人们遭受苦难或毁灭，然而
人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仍然被维系下来。
十一年前，这个民族经历了一场悲剧：在伦理与法权之间，在理念诉
求与传统规约之间，在愈来愈弥漫着抵触与敌视的氛围中，普遍的、深层
的共同责任暂被弃置，真理与价值的部分内容和特定方式被突出的强调，
面临的就是无可避免的冲突与殒灭；在强力冲突之中，民族的悲剧形成了
，除了被殒灭者的苦难，幸存者的怨恨之外，还有普遍的罪责，弱化了的
社会伦理规约，削弱了伦理合法性而不得不愈来愈依赖自我本位的法权体
制。这就是“六、四”，我们民族的苦难，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负责
的个体可以暂时规避，至终却不得不面对的悲剧：对一个普通人，它深深
的影响着其生活的伦理环境；知识阶层在构筑自己对社会的伦理责任时无
法不被其困绕着；政治家则应当深刻的意识其与自己的事业的关系。今天
，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相互指摘，而是为了走出相互间深藏的恐惧和
怨恨；不是为了显露矛盾，而是为了和解，当知道，我们回避的时间愈长
，再去面对时便愈脆弱。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寻求和承担我们自
己的过失和责任，是尽自己的本分，是为了抚慰民族的创伤，重新构筑相
互的信任，以良知和深深的责任感为民族注入更多的希望。
悲剧是如何产生的？让我们转向那在悲剧冲突中一方中作为理想得到
强调的理念伦理：民主与自由。因为我们必须从我们自身中寻求和承担责
任。与民主体制相比，亚里士多德更欣赏精英体制。然而，从启蒙运动以
来，不仅仅是贵族，而且普通民众的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民主体制在西
方便成了一切社会结构的深层基础。这里还有另外的原因，被承认后的民
众权利更多的依赖于自我实践，这使社会体制中规避消极后果的效能升为
首位，与此同时，社会体制的复杂化使对体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成为最重
要的问题，因此民主成为现代普遍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体制因素。然而我
们必须区别民主作为理念和民主作为体制化因素：作为体制，在现代社会
中，民主总是最基础的；作为一种理念，民主却仅仅意味着一种规避，规
避权力的滥用，它只是确保更高追求的条件，一旦在体制中得到某种实现
，人们便会寻求其它目标。在这里，自由作为对民主的限制，对更高的、
私人价值的尊重出现了：民主若被极度推崇，就会威胁更高的价值领域，
事实上，民主的暴政是对个体自由的剥夺，而历史上每一种体制性邪恶的
出现，除了暴力，也常常经过了民主的程序。自由意味着限制法权在社会
中的行使范围和限度，以确保个人的选择权和兴趣的不容忽视。然而自由
也当被区分为体制自由和个体的自由，前者是与后者相关连的一种中庸的
宽容的体制，而后者则涉及觉醒的个体的内在的选择，从价值层次上是最
精微、最敏锐的领域，是良知的领域。似乎一切的历史最终是为了所有个
体的内在自由。而某哲人说“自由啊，你为何如此的沉重”，既见证了这
种价值秩序，也肯定了这一切是一种个体和群体的抉择，一种创造，一种
理念诉求和行为实践的相互牵缠的领域。
上面我们分析了民主与自由两种被诉求的理念伦理，肯定了其价值。
现在我们分析它所面对的是什么，它是以怎样的方式去面对的，寻求和分
析它为什么以悲剧告终。理念持有者指斥其对立面是法权本位，是专制，
是体制化的恶，是需要得到消解的势力。在这种思想根基的支持下的形成
的对理念持有者来说是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这种判断和选择的责任部分
应由理念持有者承担，他们自己将自己放置在这种模式中，更应该由社会
的思想阶层来承担，他们似乎仅仅为理念运动（民主运动）提供了这样一
种脆弱而虚假的精神平台）。于是一场悲剧（两种同样高贵的理想的冲突
）被界定为恶对善的扼杀和损毁，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愈来愈狭窄
的社会伦理和精神空间。其实不应是这样，理念持有者所面临的决不如此
简单，决不仅仅是体制的恶，被他们指斥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整个的带着苦
难的民族的传统和价值，因此真正的冲突是在传统的与新的理念之间，是
在恢复旧日的伟大与将来新的展望之间的冲突。可惜这没有被意识到，于
是机会错过了，悲剧诞生了。我不是在讨好体制以求退路，事实就是这样
：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使得每一个民众得到相应的照料
与帮助，是使古来的公平理想得到实现，而现在的法权体制仍然与延续千
年的体制在结构上是何其相似：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判断的问题，这应
该是表明：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如何的在现实中顽强的坚持下来，生存下来
，尽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我们可以去分析这种传统的弱点并加以改善，
加以扬弃，但我们绝对不能也无法简单的否定它，消解它，因为我们自己
是从中而出的，我们身上心灵中带着太多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爱和
同情中，在宽容和深刻中调和整合传统与新的价值或理念。恰恰是在这种
传统中具有文人情调的知识分子在诉求理念的实现中仍带上了自身不可避
免的传统的弱点：缺乏现实的体制建构精神和能力，陷入情调化的表白。
相反被作为对立面的法权体制中可能还做得更好一些：当那位说过“我是
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老人邓小平在同样经
历“六、四”的精神困惑时仍坚持向外来价值打开大门，当以江泽民为领
袖的法权当局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方式艰难的推动民族的现代化转型
时，我们可以看见自古以来中国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所惯常的做法：在缺乏
理论建构的条件下，采取坚韧的现实的理智行为。
在上一段中分析了悲剧诞生的第一个原因：真正的冲突没有被意识到
，而是被简单地误读为善与恶的对立。现在分析悲剧诞生的第二个至关重
要的条件：在民主理念与传统法权的对峙中缺乏有效的体制接触，而这种
责任更多的应是由理念持有者来承担的。因为新的理念必须在同情与充分
的认识中去与传统法权接触——这意味着节制和有效的自我建设，而且首
先应注重自身的体制化建构和体制化表述。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民主被
当成了无限的理念，被错读为唯一目标，并将面对的其它价值尤其是传统
视为邪恶，这种狂妄是悲剧的伏笔。而且理念持有者采取了错误的诉求方
式：民主理念与法权冲突在当时是一种伦理冲突（它包含着民主理念对法
权体制的指摘和不满），也就是说，民主仅仅是一种理念，停留在人们的
伦理认同之中，尚缺乏现实的体制实力，因此它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一场道
德运动——取得人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包括执掌法权体制阶层的认同和容
许），并在道义的压力和良知的感动下促进社会渐进改良。但事实却由激
情的引导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民主理念错把自己的使命从伦理运动
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化斗争，它试图以伦理压力来瓦解现存的体制结构。这
是悲剧造成的最重要原因（在激情和冲动中冷静的声音没有也不可能被听
见）。这样，纵使民主运动从伦理上得到了法权体制当局的同情，也会遭
到体制自我维护的强大的反击。于是，可怖的悲剧发生了：那是一个被构
造的被鼓吹的无限的看起来充满正义的理念（民主）就颤抖着，横空直撞
冰冷的尚待解冻的地面——它妄图以此来自我实现——结果是伴随着巨大
的撕裂声，良知的震颤，理念破灭了，留给人们幻灭和伤痕，带来普遍的
罪责和显露的潜存的苦难。悲剧诞生了，民族的心灵破碎了。这正如亚里
士多德的话：伴随悲剧的是无尽的哀矜和恐惧。
和解
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悲剧的阴影中。在悲剧的诞生中，意识到对方力
量的，本想和解的理念伦理与法权体制无可挽回的碰撞了，罪责和恐惧也
就产生了。理念伦理（民主）从实体上被消解了，然而其作为理想却被保
留下来，只是退守到良知之中，表现为无尽的怨恨、惧怕；而法权体制在
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时就只能躲避它，通过莫不相干的意识形态来替代来逃
避，停留在防备，恐惧之中。更关键的是在悲剧诞生时，双方在恐惧的震
撼中都认同了那种善与恶的浅层地位，没有意识到这是两种同样普遍的同
样高贵的力量的碰撞的悲剧，是一个背负着数千年的文化重负的民族在艰
难的生存与衍变中付出的又一次代价，是传统价值与新的理念的冲突。于
是悲剧被认同为惨剧，这样没有正确的被认识的罪责就没有办法被承担，
于是我们就在走向堕落：虽然良知仍在哀怨，但公众领域中的伦理却因为
良知的惧怕而丧失了强有力的承担者，于是虚伪的意识形态体系盘踞着公
众伦理，导致普遍的麻木，沦丧和虚伪。在这样的公众伦理中生长起来的
人，完全可能是沦丧的毫无道德感的势利主义者甚至无恶不作的野兽。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分析这种过失的普遍构成和其在与良知的纠
缠中造成的良知的不安以及拯救的可能性的存在领域，而直接分析拯救的
方向。拯救的源泉何在？上帝，良知自觉，道德不安借助理论获得的升华
？然而，首先得认识到“六、四”不是一场惨剧，即善与恶的抗争及杀戮
，而是一场悲剧，是两种同样普遍、同样高贵的力量的抗争中普遍的殒灭
：一方丧失了实体，一方则似乎失落了道义上的正义。我们只有认识到双
方都是从高贵的力量中陨落的，都代表着正义的不同方面，我们才能够恢
复高贵的、有尊严的负责任的心态，也才能去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才会
主动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伸出诚意和谅解的手，为普遍的和解准备条件，
以实现完全的正义。道路就是这样的：恢复和承认自己的高贵，从卑劣感
中摆脱出来承担自己的罪责，主动伸出善意的手实现和解，彼此承认对方
的价值和地位，在民族复兴和完善的名义下，共同建构和完善社会的伦理
状态、法权体制，以为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完善提供更好的条件。
我们期待着和解，为了从惧怕和怨恨中走出来，为了恢复普遍的信任
，为了赋予社会伦理以坚实基础，我们伸出诚意的手来承担责任，来抚慰
民族的创伤，来表白自己的过失，并从阴影中走出来，面向着艰难的未来
，以宽容和爱构筑和完善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迈出第一步。我承诺：除非
遭遇绝对不可抗力，在六月3日的晚上八点来到三角地，在夜晚来临的时候
，燃起第十一根蜡烛！来吧，我们一起来，我没有蛊惑你们，我一人走在
你们的前面，承担我的责任。没有吵闹，没有狂热，没有激愤，只有冷静
，只有理智，只有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同情。让我们燃起温暖的烛光，驱
散怨恨和惧怕，显示爱和信任，表达善意和谅解，为民族，为将来投一票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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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六月三号晚上的三角地 （作者：网友）
三号晚上我去了北大，也目睹了江绪林同学被抓走的整个过程。
那天我是晚上八点到的，当时天已经微微的黑了，三角地周围，大概
一直都有一百六七十人，大多数都是过路时顺便看看大字报的，也有一些
一直守在哪里的，其中有二十多个学生，其余的多是便衣，他们的车很醒
目的停在旁边。有几个人，不知是不是记者，一直在打手机，在报告着周
围的每一个细节，他提到了去年看见了一个撒纸的事件。然后好像这样的
人越来越多了。我旁边十米的地方，有八九个三十多岁的人，在紧张的讨
论着什么。
大概八点二十左右，从下午五点就不知去向的江绪林和另外一位同学
出现了。他们点燃了第一根蜡烛。然而就在将要点燃第二支时，不知是便
衣还是校方的人冲了过来。有一些学生围在周围想保护江，但是人数太少
了。等广场上的人发现了，围拢过来，江同学已经被带走了。大多数的人
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走上去，微笑着问一个刚
才还在抓人的便衣：刚才出什么事了？他抬起头来，一脸的恐慌。然后的
一瞬间，他努力的作了一个似乎是想带一丝威吓的表情。然而，这个难以
掩饰心虚而显得有些滑稽的表情，我很久都不会忘记。于是他扭头匆匆的
走开了。
接下来，广场又恢复了平静。那些想保护江的同学无奈的找地方坐下
来。从他们口中我得知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大家三三五五的聚在一起
交谈着，直到晚上十点种左右。
后来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北大的校方保护了江，他被抓走后，先被带
到了北大的保卫处，而没有“失踪”。现在，据说他和原来一样，住在寝
室。可能是官方不想引起更大的反应。毕竟，他的行为不违反任何一项现
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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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绪林的第二篇文章
和解之蜡烛被点燃又被扑灭了。蜡烛之被扑灭，是为防止引发熊熊火
焰；而蜡烛之被允许点燃，实则显示着对宽容与和解的某种急切的需要以
及可能性，并且，在那微弱的烛光被允许点燃的一刹那，已照射出一条小
心翼翼的现实主义的出路。毕竟，我们要求和解的声音已不得不被充分地
听到，我们的善意和谅解已得到完全的表露，现在，我们可以从阴影和惧
怕中走出来，恢复信心重新担负起我们对民族对未来的恰当的责任。
然而，前面的路漫长而艰巨，又充满种种的不可预测性，而我们的最
大的缺点就是狂妄自大、缺乏清醒而现实的认识，没有付出持续的、坚韧
的、目标切实的努力的耐心。因此有必要对我们所面临的状况、我们所应
努力的方向以及所应遵循的原则进行分析，以期消除潜在的隐患，赢得切
实的进步。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对《爱之和解》一文的回应中，有位博士指
向法权体制的改革。但我还没考虑那么远，而仅仅是为类似的改良提供一
种较为宽松的精神或公众伦理背景。这是目前较现实的做法，也是我们可
能的责任范围：使知识阶层逐步承担起公众伦理建构的任务，为某种渐进
的、坚韧的社会改良争取和赢得较普遍的共识。这样做的另一个目标则直
接是社会伦理状态的好转，使大家都倾向于善意的、负责任的公众生活。
我们的努力必须局限在知识阶层和准知识阶层。一种宽松的、容忍的
、允许逐步自由表达的精神生活无疑是觉醒的知识阶层所盼望的，也常常
是知识阶层对社会的伦理责任的方式之一。然而当前民族正处于现代化的
转型之中（这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显得更剧烈），因此社会伦理法权状
况虽遽需完善，一种稳定的和平的公众生活和政治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确保这一前提，知识阶层在实施其理念诉求时应尽量规避诉之于普
通民众。当前许多弱势群体（下岗群体、流动人口…）缺乏的首先是基本
的经济生活条件、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不是空洞的理念。
对他们的责任，知识阶层应当是培植良好的关注普通民众生活的伦理
环境，使当局着力改善普通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时身体力行，作为
个体去关怀周围的弱势群体。最可怕是使民众卷入理念行为，那会错误的
激发他们因生存条件的艰难而对社会的怨恨，导致可怕的毁灭性的后果。
我们以何种方式承担我们对民族完善的责任呢？不是借助于事端发泄
自己的不满和情绪,而应是付诸切实的、目标明确而慎微的、坚韧而长期的
努力。这是至关重要的：不是借助外部事端的戏剧化表演以及对个体行为
的旁观，而是善意的、坚韧的、负责任的参与。一切从北大开始：
每个人切实付起责来恢复三角地作为思想论坛以及与学校管理阶层的
沟通的有效渠道（在这里，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诸如某生投稿《光明日报
》之类的丑闻，清洁校园的精神生活，保护教授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防止
不学无术者在外招摇骗撞，恢复学院式的尊严）；改革学生会，使学生会
真正成为学生利益的代表，使其在公选中诞生，对学生负责，否则一旦学
生群情激昂时，学生会就会瘫痪，管理阶层不得不直接面对激怒而又失控
的学生。在参与学生会的诞生中，我们将会学会如何有效地实现自己的自
由而不是空洞的嚎叫自由。此后我们可以逐步参与《北大青年》、《北大
校报》等刊物，使之体现我们的意愿。这一系列的行为促使整个知识阶层
的反省和反响之后，为改良提供的精神背景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我们的行为必须是坚韧而持续的，建构于理性而不是激情和冲动的基
础上。我们暂时永远别指望学校管理阶层明文答应我们恢复三角地作为思
想论坛和沟通渠道，体制方面永远不会承诺这种责任。我们需要的只是容
忍和默许，同时我们付诸坚韧的善意的持续的努力（动手清除广告，坚持
不停贴帖子直到不再被撕去），一旦形成了传统，我们就取得了有力进步
。
作为一个示范，让我们聚集起来，礼拜五下午（6月9日）四点半在三
角地出发，到办公楼向学校管理阶层寻求对下述要求的答复（此要求将通
过校长信箱转交校方）：
1、投资修复三角地，恢复其作为思想论坛和沟通渠道；不然募捐修复
；再不然，容忍我们这么做。
2、据悉，笔者所在哲学系正在审批中的“外国哲学研究基地”项目可
能遇到阻力我们将向校方表示我们的关注，要求校方在责任范围之内确保
其顺利进行。
江绪林 2000，6，5
附：我该做的作完了，我的责任也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剩下的
事情是大家的了。希望大家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此文可索
于jiangxulin@263.net或jxuling@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