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就人类一般历史而言，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总要破坏旧的社会制度。但在各个不同民族和不同时期，破坏的程度并不一致。中国古代社会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候，对氏族社会的破坏是逐渐地、缓慢的。西周的封建宗族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和氏族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对氏族制度进行激烈破坏是在东周时期才发生的。
一、社会状况及文化状况
“礼崩乐坏”，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时期。
天子号令不行；
诸侯相互之间的兼并：大国吞大国，大国吞小国，小国吞最小国。原来有一百四五十个诸侯国，到了东周末，只剩下晋、楚、齐、秦、越五大国及鲁、宋、郑、卫等几个待亡的小国。
诸侯国内卿大夫地位的变化；
宗法制从制度上不复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而在文化上却进入一个辉煌时期。
1.兼并、争霸使文化得以在大范围内传播：
2.大一统观念未建立，使学术有可能产生分化、裂变。
3.士阶层的崛起。从此一大批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和精神活动的阶层形成，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春秋士阶层的来源有三：
一是原来的士人。《左传》昭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士为统治阶级的底层，在宗法制社会里，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又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平时任卿大夫的家臣，战时任下级军官。地位稳定，生活有保障。进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宗法制逐渐被破坏，士的安定平稳的生活被破坏。一方面，士的生活不再有保障，他们除了“六艺”以外，一无所有；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受卿大夫的控制，有了人身自由。为后来形成的“士”阶级奠定了基础。
二是原来的王公贵族中的一些衰落子弟。原来的王公贵族子弟随着宗法制的被破坏，地位也已丧失，需要以自己的才智和口舌谋求生活来源。这样他们也就沦落成为“士”。
三是来自于原来被统治阶层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原来的庶人阶层中，有一大批佼佼者，被称为“秀民”，被选拔出来担任一定职务。
作为一个群体，士拥有专门的文化知识，以脑力劳动为特征，并且形成了一种群体品格。这些品格有：
①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由于他们不需依赖于某一特定的阶层，所以能有较为开阔的胸襟。他们往往能超越个人经济地位和阶级背景的狭隘限定，从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民众富足的宏观规模和长远目标上思考政治人生。
②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希望学而有所用，“学而优则仕”希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这是当时各家各派的共同倾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形成了后世的所谓”忧国忧民“思想。
③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孟子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最好的说明：“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年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这一点在儒家身上尤其体现得格外突出。
④道德修养自觉。各学派的观点不一，主张不一，但在道德修养方面，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追求。其中尤以儒家为甚。他们有卓立不群的“清高”意识；有超越物质欲望追求的精神追求有自省的修养方式。
4.私学的兴起。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不能养活原来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官员走出宫廷，走向下层或列国，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产生。
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王官百工，陆续分散到各个诸侯国，有些人做官，有些人做师。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文化的传播。
殷商西周时期，文化教育掌握在巫和史的手中，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所谓学皆在官。由于图书典籍散落民间和诸侯国，再由于具有文化知识的士脱离王室，不再依附于别的阶层，有了独立活动的可能，所以私学兴起。
由于是私学，受教育的对象也就打破了原来只有贵族子弟的局面，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由于他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参政，所以他们往往不甘静止于一地，而是浩浩荡荡，四处游说。这对于文化的传播，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私学繁荣的象征。齐桓公在国都稷门外立学宫，广找天下贤士，勉其著书立说，讲学论辨，在生活上予以优惠，在政治上给以地位。所以各门各派都在此聚集。是教学的基地，学术研究的中心。
5.思想领域内的民本思潮。
现实政治迫使人们对神和人的关系、君和民的关系进行重新解释：
主要表现为：
①“天道远，人道迩。”
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随季梁：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六年）
虢史嚚（YIN2）：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三十二年）虞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若晋取虢，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左传》僖五年）宋司马子鱼：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十九年）郑子驷子展说：要（被迫）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明神不蠲（不赞成）要盟，背之可也。（《左传》襄九年）
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左传》僖十六年）鲁闵子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二十三年）
宗教在中国没有发展成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与此有很大关系。
②民为贵、君为轻。
国与国之间的争霸也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也好，都离不开民。所以民得到进一步的重视。陈代齐，大斗出，小斗进，收买民心。
士阶层由于处于统治和被统治之间，对民的作用的认识更加清楚，所以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更加着意阐释、鼓吹。成了这一时期的一股思想大潮。
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老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谴责“以百姓为刍狗”为“不仁”，警告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孔子则进而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修己以安百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仁政”学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
墨子出身庶人，所以能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的现象愤愤不平，能从他们的立场提出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
系统而完备地提出“民本”学说是儒家的孟子，首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
二、先秦诸子
正是在以上所述的背景下，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东周在西周的进步的但是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和遗留的言论，给后来的封建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中国文化由此形成，并不过分。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西汉司马谈在把它们概括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对各家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文载《史记·太史公自序》，后人将其称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摘抄如下：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其后刘歆将诸子归纳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见于《汉书·艺文志序》。这主要是从学术源流方面着眼。
下面对其中重要的五家重点介绍。
1.醇厚的儒家
在百家中，儒家是以其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而独树一帜的。它与其它各家相比，总特点，可用“醇厚”来概括。它继承血缘宗法时代的原始民主和原始人道的遗风，切合春秋战国时代追求社会生活安定的普遍社会心理，并且设计了易行的实践方法，因而成为时代的显学。当时就被称作“圣人”，在后来的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而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没有任何一种学派或学说能够取而代之。而他所创立的思想和学说，也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
孔子生平：
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其先世为宋国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其父叔梁纥，曾任鲁陬邑（今泗水县东南）宰。孔子生于鲁襄公21年（前552，《公》、《谷》二传）一说生于鲁襄公22年（前551，《史记》），卒于鲁哀公16年（前479）。
宋国是商朝的后裔，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个国家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两个国家，春秋时，列国都等等宋鲁两国“观礼”。所以可以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礼乐为主要构成成分，与他生活在鲁国，又有宋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儒学的特点：
1.在天道观上，认为有天命，有圣人，宣传要“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然而又对鬼神持不可知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所以要“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也就是说，要将对人事的处理放在首位。
2.在历史观上，主张“法先王”，强调“信而好古”。极力维护三代的典章文物制度。但并不反对对过去的某些已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典章政令作适当的调整和改革。
3.在政治观上，强调社会的稳定、和谐，并为此提出一整套可操作性很强的方式方法。给社会中的每个人规定一个固定的位置，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行为规范。以仁义礼乐达到天下统一。反对战争。
4.在道德观上，讲究爱和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讲究尊卑长幼。追求善，人要向善行善，以不善为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5.在价值观上，以义为价值准绳。在义、利发生矛盾时，要舍利取义。义为立身之本，“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孔子一生行事很少问有利无利，而只问合不合义：“子罕言利”（《论语·子罕》）
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中庸”——“中立而不倚”。他认为中庸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
中不是中心点，而是最合适、恰当的点。
孟子在《尽心篇》里对中庸有解释，说杨朱主张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墨翟主张兼爱，磨顶放踵利天下而愿为。鲁人主张执中，近于中庸之道了。但执中要有“权”，按照事情的轻重来得到中，如果执中而不变，就不是中庸，而是偏执。
学说的主要组成是两大部分：礼乐、仁义。
所谓礼，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
礼的基本点是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礼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说，它承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应有的权利，同时又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可以很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从消极方面说，由于它的前提是等级区分，每个人都不能逾越自己所处的等级，所以它又是不平等的。这样它就极大地限制了每个人等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创造欲望。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格中的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忽视权利、安贫乐道、因循保守等等，不能说不与礼教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礼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外在规定，是一个硬壳，那么乐就是对人的感情的内在感化，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的妥协中和，使人各安本分，是一种软化剂。如果说，礼用以区别贵贱等级，是辨异的；那么乐用以缓和矛盾，是求同的。所以说，礼使人尊敬，乐使人亲爱。礼严肃形于外，乐和顺存于内。礼必须有乐相配，才不致激化矛盾。
礼乐可以说是为了调适人在社会关系这张网中的关系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就社会这个整体而提出的。作为个人，或者说对个体而言，儒学要求的就是“仁义”。
“仁”是什么？在儒学体系中，涵意比较丰富，概而言之，“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人生的目的。大而言之，是爱人，是同情心。本质上说，是遵从礼，是维系血缘关系。
与礼要有乐相配一样，仁也要有义相配。义的本意是“宜”。就是适宜、合于礼。因为就根本上说，仁是讲爱人的，而爱人要有恰当的爱，就是中庸中的“权”。爱父母叫孝，爱子女叫慈，爱兄长叫悌，爱君上叫忠。后来义演变为“道”——原则、纲常、节操等。
儒家学说中有民本思想，有中庸思想，与其代表士的阶层有关。如前所述，士处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一方面能看到民间的疾苦，另一方面，又不愿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庶民，认定耕种要挨饿，学道可以得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所以在求仕干禄时向上看时，表现出维护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倾向；在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倾向。所以说他是“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正因为儒学思想的这种两面性，所以在历来的社会急剧变革时代，它就显得迂阔难行，总是不受欢迎；而在新的社会秩序得到巩固后，它就显示出其稳定社会秩序的长处，所以就又被捧上了“独尊”的地位。
2.谨严的墨家
墨家，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
其影响南及楚、越，其学者广布各国。
墨家创始人是墨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曾为宋国大夫。其生卒年不可详考，据孙诒让《墨子閒诂》说，其生卒年大约在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孔子死于前479年）到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之间。
墨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墨子》一书中。其书汉代有71篇，宋代还有63篇，宋以后则只有53篇。其中《经上》、《经下》两篇当是墨子所自作；《经说》当是墨子讲经，弟子笔录的记载。其它部分有的是弟子记录墨子的讲学内容，有的是墨家后学所记，最后合成一书。
如果说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家学说是一种立足于士阶层的学说，那么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就是一种立足于庶民阶层的学说。所以墨家学说是当时儒家学说的最大反对者。
墨家的特点：
①组织：严密的帮会宗教团体。有较多的证据证明墨家来自游侠。
②天道观：强调“天志”，把“天志”作为规范行为的规矩，衡量万事万物的“天下之明法”。儒家提出“命”，认为人的寿夭穷通，国的治乱安危，都由天命所定，“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命既定，下民就不可怨天尤人；而墨家则“尊天非命信鬼神”，认为上天以下民的意志为准绳，随时对贵人施行赏罚，没有不变的天命。
③道德观：讲兼爱。儒家讲爱，但前提是有等差；而墨家讲爱，前提是无差别，所以要“兼相爱，交相利”。
④政治观：反对战争，提出“非攻”。但和儒家的反对战争不同，要以先进的作战方法反击来犯者，而不是一律地反对战争。所以很重视城守之法。
⑤知识论：注重实证。所以重视生产知识和技能。与当时所有别的诸子著作不同，《墨子》中记载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
3.超逸的道家
“道”的本意是道路，引申为道理，即事物的规律，至老子，首次把道作为标志宇宙本原和规律的哲学范畴。
道家一派由于以“道”为学说的核心内容，所以被称为道家。
道家所依据的著作首先是《老子》，而关于《老子》及其作者问题以及成书年代问题，却是众说纷纭。
对道家作出发展的是庄子，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其生卒年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范文澜认为当是前328-286之间的人，比老子同时或稍后。《庄子》33篇，其中内篇7篇，可信为庄子自作，外篇杂篇共26篇，多出道家依托，不全符合庄子本意。《庄子》和老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如老子主张无为，是为了有为、无不为。而《庄子》则把无为说成是无是非、无生死、无成败、无梦醒、无时间空间，把一切归于无。
道家的中心问题本来是全身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其基本方针就是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尘世的纷争。在这一点上，它和当时各种学派截然不同。
道家认为，人生在世，要受到许多的外在束缚，如肌体之累，对声色享乐的追求，对功名利禄的欲望，对死亡的恐惧，仁义礼乐的羁绊等等，只有超越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会到人生的真谛——道。基于此，道家和儒家在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方面都是有剧烈冲突的。由于道家追求的是超然物外，所以把它的特色归纳为超逸。
可以把道家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 宇宙观：认为道是万物之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的基本规定是“无”
②认识论：强调“有”“无”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朴素的辩证观和相对主义。庄子将其发展为相对主义，抹杀事物矛盾双方的本质规定性，而如果从道家的无的观点来看，他这是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角度。正如冯友兰所说：“从道的观点看事物的人，好象是站在圆心上，他理解在圆周上运动的一切，但是，他自己则不参加这些运动。这不是由于他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而是因为他已经超越有限，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问题。”（《中国哲学简史》P136）
③政治理想：主张无为。其理想的社会状况是小国寡民时代。儒家要回到西周，墨家要回到大禹时代，道家则要小国寡民时代，甚至回到黄帝时代。
④人生观：追求精神自由，不为外物所累，不为情感所累。《庄子·骈拇》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被异化。只有超越这一切，得到人性的复归，才能实现人的价值。这里牵涉到人的价值观念问题。儒家体现人的价值主要是实现“内圣外王”，而道家由于主张无为，所以追求“逍遥”，在逍遥中实现精神快乐。
如何做到不为感情所累？靠理和理解。所谓理，就是事物的必然性。理解，就是理解这种必然性。
《庄子·至乐》中有个关于庄子本人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鼓盆而歌。
情可以以理和理解抵消。
另外一个追求最高境界的方法是“坐忘”。
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并称显学的是儒、墨，但墨家很快衰微。真正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道。尤其是道家的避世哲学，自适情趣，对后世的士大夫阶层影响极大。
4.冷峻的法家
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道家也好，都是针对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为社会或是为个人提出一个理想的境界。因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向后看的倾向。如儒家是以血亲人伦来淡化、美化、融化社会矛盾；墨家是向统治阶级呼吁“兼爱”，以调和社会矛盾；道家是以提倡超越时代、归返人的古朴本性来逃避社会矛盾。这些方法在当时，基本都只是一些空想。因为他们的方法并不能帮助列国诸侯争城夺地、富国强兵。只有法家以其特有的对现实政治的深刻理解、极端的功利主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被运用到现实政治中。对以后中国的统一起了主要作用。法家的理论就是政治家的理论，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学。
冷静客观的理智态度，冷冰冰的利害就是真理的哲学，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构成了法家学说的冷峻的特色。
法家的创始人是韩非，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荀子。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反对礼乐，提倡兼爱；杨朱反对兼爱，提倡为我；孟子反对杨、墨，提倡仁义；老庄反对仁义、礼乐，提倡无为、任自然。荀子则反对孟、墨、老、庄，提倡礼义。
荀子有两个最著名的学生：李斯和韩非。正是韩非成了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著《韩非子》五十五篇。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最为彻底地实行法家学说的秦国，而韩非子正死于秦国的狱中，被自己的老同学所陷害。
法家的主要特色：
①进化的历史观：法家提出法后王。“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世。”（《商君书·开塞》）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上古兢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同上）。情况变化了，如果还想用古代的方法来治理，就是守株待兔。
②性恶的人性论。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说，提出性恶说，韩非子将其发展到极端。荀子认为人性恶，但通过人为——“伪”，可以使恶变善。而韩非子却不需要人变善。因为由恶变善，有很大的或然性，还只是一种理想。而法家学说是不需要理想的，它只注意现实。法家的治道正是基于人性恶这样一个基础的。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③法、术、势综合运用的统治术。“法”就是法律、法令，首倡于李悝、商鞅。“术”就是权术，源于申不害。“法”和“术”，归根结底，就是靠赏和罚。而赏和罚，都是靠权势，也就是“势”。“势”的发明权在慎到，韩非把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认为他的“势”只是“自然之势”，君主要保证天下之治，必须代之以“人为之势”。即通过赏和罚来抱法处势。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没有哪一家的学说能象法家的学说这样适合于封建专制的统治。所以所有专制统治者都要用它。但由于它过于赤裸裸，所以一般统治者都不公开提倡它。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以后，统治者表面上遵奉儒家，而在统治术上，却又不能不用它。因此，被称做“阳儒阴法”，或是“杂王、霸道而用之”。